主持人、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回看歷史，我們會看到：中日甲午戰争並不在台灣、並不在台灣附近的海域打，而戰後台灣却淪入日據台灣時期、或者説台灣日據時期的50年；中國的内戰並未蔓延至於台灣，而戰後台灣却成爲問題、成爲中國内戰的遺留問題，并且久拖未决，至今是70個年頭了。介於戰後50年同戰後70年，還有一個戰後時段：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後的台灣光復時期（1945—1948)。從戰後50年到戰後3年、再到戰後70年，歷史會告訴我們什麽？我們該如何面對台灣問題？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腐敗無能的清廷被迫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棄陣棄民的《馬關條約》。記得兩年前，也是在北大，我指出：我們也有教科書的問題，“《馬關條約》簽訂，中日戰争結束”的説法就是一個問題。實際上，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台灣人民起而組織義軍，扺抗日本侵略軍，直至當年九月初三日，台灣全島淪陷。台灣人民將中日戰争延長了5個月又10天。此後，台灣人民又發動了多次反抗日據當局的武裝鬥争。台灣詩人、學者洪棄生的《台灣戰紀》（又名《瀛海偕亡録》）上卷和下卷分别記取了台灣人民扺制日本侵略軍的武裝鬥争和台灣人民反抗日據當局的武裝鬥争。1922 年，洪棄生、洪炎秋父子遊歷中國大陸。其後，洪炎秋留京求學，先後考取北京大學預科和教育科，並於1929年從北大科育係畢業。在學期間，洪炎秋委托北大出版部印行《台灣戰紀》。北大校友傅振倫《七十年所見所聞》（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79年版）記：北大教育係同學洪標（按，即洪槱，洪炎秋也），“其伯父（按，應爲其父，洪棄生也）著《台灣戰紀》（又名《瀛海偕亡録》）二卷、《中東戰紀》一捲，抒其國家喪地之悲。在北京大學出版部發行，流傳不廣”。北大版是《台灣戰紀》的第一個版本，據説只印行500部。據我所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大陸和台灣藏家亦各藏有一部。 

　　從據台之初開始，日據當局在台灣推行“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即“去中國化”，無微不至，并且無所不用其極。1937年，日據當局的總務長官森岡在講話裏説：“爲使本島人與内地人無所差异，實質上需要具備皇道精神，俾使對事物之想法，與内地人趨於一致。又在形式上，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形能與内地人無差异爲理想。即在精神、形式與内地人相同，始能謂完全日本化”。森岡的講話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可視爲日據當局發動“皇民化運動”的動員令，其“理想”即目標是：在“精神”和“實質”上，使得“本島人”即台灣人“具備皇道精神”、對事物的看法（包括對戰争的看法）同“内地人”即日本人趨於一致，精神與外形“完全的日本化”；第二部分則是對1895——1937年間，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階段性評估，“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在“外形”或“形式”上與“内地人”即日本人“無异” 。我所見日據當局印發的各種版本的《皇民化讀本》都收録了森岡的講話。當然，入日本籍也是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步驟。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據當局於1896年8月20日發佈《有關台灣住民之國民身份令》，規定1897年5月8日前“末離開台灣總督府管轄區域以外之台灣住民”，即“被視爲日本國臣民”，亦即被動地喪失中國國籍、被動地取得日本國籍。  

　　對於日據當局“從語言開始”的一系列“去中國化”步驟：講日本話、改日本姓名、隨日本風俗、從日本習慣、入日本國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國意識，台灣人民采用各種方式，步步爲營，步步扺制。譬如，針對日據當局用日本話取代中國話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灣民間曾廣設教授漢語漢文的“書房”（也稱“書館”），洪棄生就曾以開館授徒爲業，其書館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餘生徒”的規模。當日據當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緊：從管制、限制到禁止漢語漢文教學，日據當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緊：從籠絡到管制台灣文人的文化活動。但是，台灣文人應對有方，他們利用侵台日吏對於漢詩創作的政治考量（籠絡台灣文人）和文學興趣，參與日人的詩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詩社，延長了日據當局文化籠絡政策的時效，縮减了日據當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實效。1911年，樑啓超到台遊歷，對台灣各地“所至有詩社”的情形印象深刻，這種情形到日據末期也不曾稍改。台灣文人悲憤地説，“特借是爲讀書識字之楔子耳”，“延一綫斯文於不墜”也。

　　記得兩年前、也是在北大。我還指出：在《馬關條約》之割地條款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美麗土地上的台灣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馬關條約》簽訂後，時論乃以“國家喪地之悲”爲主軸。譬如，後來曾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筆述和經學教員的林紓，於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廣文遺詩序》，其文謂：“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爲多，皆足補誌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爲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感時之泪，墜落如賤”，情詞感人。當年在京參加“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羅秀蕙、黄宗鼎取得“同鄉京官”户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結”的聯名上書，乃以“台民忠勇可用，吁朝廷勿棄以予敵”爲主題。他們談了棄民，也提及義民：“與其生爲降虜，不如死爲義民”。洪棄生《台灣戰紀》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棄民者民必棄之”。 “棄民”的歷史遭遇和“棄民”的悲情心結，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説的“歷史留給台灣人民的傷痛。對此，我們當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來，在戰後50年裏，台灣人民的表現是義民負重、棄民忍辱。“在台灣被侵佔的50年間，台灣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情感，打心眼裏認同自己屬中華民族。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的，是不可磨滅的。” 

　　附帶言之，1895年參與上書的黄宗鼎有弟名彦鴻。黄彦鴻於1898年中進士、點翰林後，官至三品。據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黄彦鴻於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師大學堂“文案官”兼“會計官”。看來，三品要員到北京大學可以當文書兼會計，得其所哉。戰後50年，端賴台灣人民忍辱負重、擔當民族大義，台灣“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詩句）仍然是中國的：《馬關條約》並未改變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日據當局最後承認，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歸於失敗：“（台灣）改隸雖然已經過了40餘年，但是現在保持着以往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脱，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爲父祖墓墳之地，思慕不已。”這正如《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所説的：“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着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間，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變。” 

　　當然，戰後50年畢竟是兩個世代的時段，其間也産生了爲數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們多是1920年以後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裏政男（李登輝）。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裏，收復失地不是領土再造，台灣回歸、兩岸歸於統一却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祈盼。久1945年到1948年，在中國台灣發生的那些事兒，往往具有某種或多種意義：象徵性的、實質性的、預警性的、代表性的。例如，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舉行的“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標誌着中國收復失土，台灣回歸祖國，具有莊嚴的象徵意義。而在此之前，1945年10月17日“國軍70軍”在基隆登陸已具有收復失土的實質意義。然而，“國軍70軍”在台灣的不良表現具有“國軍”衰敗的預警意義。當年《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台北散記》記：“國軍70軍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221名公務員直到（10月）17日纔到（基隆）。火車開到台北時天色已晦，台北車站聚有人群在風中舞蹈，在呐喊。18日，國軍進駐台北。群衆佇足静觀，很多人發生疑問，爲什麽都帶着一把紙傘？爲什麽那麽瘦弱還自己挑着擔子？没有人公開回答這些問題。”在台灣，“國軍70軍”整編爲“國軍70師”並在台强征兵員，影響惡劣。“國軍70師”於1946年12月被調赴大陸内戰前綫，旋於1947年1月9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殲。 

　　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裏，最具實質意義的是魏建功、洪炎秋等北大學人主導和推動的台灣國語運動的績效。魏建功教授於1946年2月2日到達台灣，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把承勞乃宣、錢玄同而來的北京大學“做國語統一運動”的學術傳統和學術經驗帶到台灣。制定了包括“復員台語，從方音比較學習國語”在内的“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自恃在福建做過國語推行，他在1946年2月16日的廣播講話裏説：“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我們推行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剛性”規定，從1946年春季開學之上學期起，各校一律用國語教學。北大學人魏建功堅持遵循學術規律的原則，1946年7月30日，他在台灣《新生報》撰文説：“我們相信不出兩年一定達到學校教育全用國語的理想”。當年主持或參與台灣國語運動的北大學人有魏建功、何容、方師鐸、龔書熾、馬學良、許壽裳、夏德儀、沈仲章、洪炎秋等。1946年9月，魏建功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招考國語推行員辦事處”設於北京大學文學院。

　　1946年11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選派13名台位公費生到北大學習。北大同台灣由此平添了一層親密的關聯。

　　台灣光復時期，先後主政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完成和部分完成收復失地和“去日本化”的工作，但在收復民心、“做好台灣人民工作”方面乏善可陳。譬如，1945年10月1日，某國民黨官員在台灣廣播電台講“台灣同胞對此次戰争與收復台灣應有認識”，但他對台灣同胞爲此付出好不屈不撓的努力、至深至重的代價毫無認識。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唉，歷史不能假設，但假設當年到台灣的是有群衆工作路綫、善於同群衆打成一片的中國共産黨，情况就會很不一樣。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相當堅定，他發動内戰存心已久，而選擇台灣爲其敗退之地亦似乎存念已久。1946年8月，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説：（中共） “對於政府就是不宣而戰！我們現在對於姦黨必須用他自己的方法來打擊他自己。他既然不敢公然叛變，而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攻擊我們，那我們就要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回擊他！因爲用這種方式，可以使許多不明瞭中國國情的友邦人士，袪除一種不必要的疑慮，不至於誤認我們剿匪是要繼續一黨專政，而不肯容納其他的黨派、實行民主政治” ；1946年10月，蔣介石視察台灣時説：“台灣尚未爲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爲一片净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爲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蔣介石的講話裏還有徦假的搞點民主政治、或搞點假假的民主政治的意思。當中國内戰的情勢發生逆轉，蔣介石果然確定台灣爲其敗退之地。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爲台灣省主席。

　　1949年1月10日，蔣經國奉命從上海起運黄金到台灣。

　　1949年6月21日，蔣介石到達台北，旋改草山爲陽明山，於陽明山設立“總裁辦公室”。

　　從此，台灣進入了問題多多的戰後70年時期，連台灣也成爲問題、成爲中國内戰的遺留問題。蔣介石發動的中國内戰造成了國、共雙方慘重的人員傷亡。據1950年7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公佈的公報，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四年共殲滅軍隊8071350人，其中斃傷1711110人，俘虜4586750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負傷1048900人，陣亡263800人，被俘13700人，失踪196100人，共損失1522500人。雙方的人員損失合計近一千萬人。戰後國、共雙方的政治對立依然高度尖鋭，“反攻大陸”和“解放台灣”曾是雙方、也曾是兩岸政治對立的一個表現。

　　戰後70年，政治對立是兩岸的主要問題。兩蔣團隊到台灣後，頑固堅持反共立場，持續開展反共宣傳。中國共産黨是“匪黨”，大陸是“匪區”，大陸幹部是“匪干”，大陸人民是“匪區”人民。大陸的一切都被高度抹黑。“反共復國”是老蔣、也是小蔣臨終遺言的主題詞。小蔣病逝前，已經看出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質是兩岸“和平共處”，却還是發表文章《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必勝必成》，攻擊“一國兩制”是“蠱惑自由世界，製造和平共處的假像”。反共宣傳的敵方和對像是大陸，但聽得最多、看得最多的受衆却在台灣。（台灣政治人物是反共宣傳的模範生）在我看來，今之台灣奉行“逢中必反”路綫的當道諸公，其實像極了反共宣傳的接受者。

　　戰後70年間，老蔣“假假的做民主政治或做假假的民主政治”居然假戲真做。台灣搬演的西方民主政治同大陸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差异也搆成政治對立。而台灣島内的“台獨”勢力逐步膨脹、“台獨”活動日益囂張。尤其是1983年以後，老牌皇民岩裏政男及其追隨者有時在藍營、有時在緑營，有的在藍營、有的在緑營，他們共同推動“返聯”加“入聯”、共同力挺“兩國論”等挑戰大陸底綫的活動，統、獨對立成了兩岸政治對立的一個新增問題。（政黨輪替是政黨政治的特點）兩國論是國民黨提出來的。兩國論需要我們現在很認真去破解。政治對立很尖鋭，有一些可以解决，有一些不行。蔣經國污名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最大的責任就是蔣經國。台灣如果不保持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情感，在戰後三十年，台灣的一切可能都去中國化了，但是台灣還是保持着。在戰後七十年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在兩岸開放交流之後，兩邊所做的努力都是從文化的層面上開展、進行的，文化是聯繫兩岸人民的紐帶。

　　習近平總書記説：“1949年以來，雖然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决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我們認爲，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我們將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爲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他還説：“我們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的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特殊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願意用真誠、善意和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同時，台灣同胞也需要多瞭解和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和追求”。

　　（2018年5月21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