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3日電（作者汪毅夫）據《清實録》，清干隆四十六年（1781）,閩浙總督陳輝祖奏稱，台灣“鳳山縣山豬毛社生番直裏産等四十一戶，因該社頭人率臘，招婿裏吉老，掌管社務，於該番收穫米石，十分中抽分二鬥外，又欲多抽二鬥，致直裏産等，不堪虐索，攜帶男婦老幼，一百九名來投。現酌定鳳山縣離城六十裏之塔樓、武洛二社埔地，分給該番等耕種，並各捐置舍藔。給予栖止”。同年六月八日，干隆帝有諭，曰：“著傳陳輝祖，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曉諭該番等，令其各安耕牧外，收留自屬無妨，如有似此率眾投入內地者，係歸化之番所屬，則與國家統御體制大有關係，切不可率行收留安插，當即奏明請旨辦理”。干隆帝所謂“國家統御”及其“體制”，是學界應該留意的問題。

　　（2018年12月1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