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内外都在熱議“中國道路”。雖有各種説法，有一點却不得不承認：肯定有一條充滿活力和生機的路子，把中國塑造成今天這般模樣——當然可以看出不少問題，甚至引出不少煩惱，但又從根本上不得不承認它的進步和發展，更人性，更風光，讓人們生活得更好。

　　這條路怎麽來的？路上的風景如何？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們究竟都幹了些什麽？

　　恰巧，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不僅是經歷了，甚至可以説，是這條路塑造了我們，當然，我們也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如果僅從年齡上講，把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65個同學，包括和同學們朝夕相處、呵護有加的指導員韓德全老師，統稱爲“這一代”，似乎有些勉强，除“50後”外，還有幾位“40後”老大哥，有兩位“60後”小弟弟。但是，對那條原本存在的“中國道路”來説，對在這條路上一起走過的人來説，同屬於“這一代”，又是千真萬確的。理由從小到大有三條：

　　第一條，我們幸運地在1978年至1982年同一個時間，同一座山下，同一道湖畔，同一座校園，共同的教室，共同的老師，共同的老八舍，經歷了青春期的精神洗禮：從專業到生活，從知識到思想，從過去到未來。

　　第二條，大家一起發起編輯了從一個角度體現那個時代文化氣象的文學習作刊物《珞珈山》以及《這一代》。從此，人們習慣用它來“代入”這個本來尋常的群體世界。

　　第三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我們一路同行，都唱着“我們走在大路上”朝氣蓬勃地經歷了老路、從老路到新路的轉折和新路開始至今的全過程。

　　這第三條，最值得一説。

　　二

　　爲什麽説我們都經歷了老路？

　　看看本書的第一輯“大學夢”就知道，那些過了30歲才趕上末班車的老大哥不用説，即使是17歲進入考場的小弟弟，也已然是回鄉青年，成爲生産隊裏的壯勞力了，楊厚蘭同學不到20歲便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高伐林同學已經是揚名武漢三鎮的詩人。我們名副其實地唱着“我們走在大路上”開始或者即將結束自己的青年時代。當然，在歌聲中，散落在工廠、農村、部隊的這一代，雖各有生活的煩惱，思想的困惑，但也各有期盼，各有心中的未來。在工作中，表現也都不俗，除了扎扎實實地拜師學藝，學大寨戰天鬥地，還時不時寫批判稿、講用稿，畫宣傳畫，講評法批儒，有的還發表詩歌小説。據同學自述，林彪事件前後，王東昇同學爲一個觀點，兩次上書中央。批林批孔運動中，張立偉同學被公社抽去宣講，掛起覆蓋一面墻的軍事地圖，用一根破竹竿指指戳戳：這兒，林彪不扎緊口子，讓敵人跑了；那兒，林彪不部署兵力，讓錦州晚解放幾天。今天看來，不少屬於一笑了之的事，但在當時，没有人覺得是無聊之舉，而是真誠地做得有聲有色。當然也不排除有先知先覺的，即使先知先覺，那也是時代使然。所以説，我們“這一代”，哪一個的文化血液裏没有注入和汲取過改革開放前的精神基因呢？

　　正是這種精神基因，影響着這一代的人生觀和行事方式，盡管有時候會被下一代譏爲傳統，傳統固然有劣勢，却也有優勢，那就是守本份，知進退，還總要有股精氣神，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不會沉下去，做事情也不會離什麽譜，總會在時代鋪就的大路上走下去，而且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主兒。我想，這大概就是同學們個個都拓展有自己的事業、精神和生活天地，而且是那樣的自覺、自信和自强的原因。今天雖然不再年輕却依然陽光，甚至依然是激情探索的“永遠青年”，或者，被社會視爲“憤青”。

　　三

　　至於一同經歷了從老路到新路的轉折，更是不言自明的事。

　　我們於“歷史在徘徊中前進”的時候跨入校門，不久，便出現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我們國家隨後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中國共産黨做出第二個《歷史决議》，國家結束了撥亂反正的歷史階段。走出校門不久，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那四年，名副其實地是從老路到新路的四年，是轟轟烈烈、舉國沸騰，大思大進的四年。對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届大學生來説，也是不關心時事、不思想解放、不張揚青春個性、不“精神貴族”一下都很難的四年。

　　剛剛進校，就迎來全國科學大會，一下子沐浴在“科學春天”的陽光之中。然後是北島的詩歌，劉心武的小説，徐遲的報告文學，還有話劇《於無聲處》，還有“星星畫展”，還有國内外各種解禁的電影，還有評論界關於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的討論，更有第四次文代會傳來的各種各樣的消息，目不暇接地向我們撲來，打開了思想的新天地，更讓讀中文系的“這一代”隱隱然有幾分自豪：我們所學的文學專業，真是時代風雨變幻的晴雨表。今天回過頭來看，文化領域的前進氣象所彰顯的，不僅是我們這一代文學青年的學業之路，又何嘗不是歷史轉折時期人生和時代的大路呢？

　　當然，我們不僅通過文化風景感受到時代大路是怎樣走出來的，同時也通過其他風景在感受、在參與、在思考。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會提出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際上廢除了“以階級鬥争爲綱”的口號。説起來簡單而自然，怎樣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却没有那樣簡單，甚至也不是想象的那樣自然，你不得不經歷許多復雜的思想“驛站”。剛剛進校不久，就開始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天安門事件的平反，童懷周編選的《天安門詩選》的出版；農村開始包産到户的消息陸續出現，家在農村的和原是知青的同學，知道這意味着什麽。還有經常在報上看到各種各樣的遲到的追悼會的報導，包括爲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記得爲陶鑄平反的時候，羅小東同學朗誦陶斯亮的那封寫給父親遲發的信，聲情俱佳，還在全校獲了奬。那幾年，體育界也真的很争氣，女排給我們這一代人帶來的血脈僨張般的振奮，確實難以想象。

　　最後，不想讓這一代人説點什麽已不可能。關於潘曉提出的“人生的路爲什麽越走越窄”的討論，關於愛領袖與愛妻子的討論，關於文學與政治的討論，關於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討論，關於人和人的异化的討論……真是一群“討論狂”，而且越討論越學術，越讓人摸不着頭腦，却自以爲越來越深刻，而且是有大作用於社會。在這樣的情况下，不鬧出點動静又不行了。於是，文學習作刊物《珞珈山》、《這一代》創辦了。那種天將降大任的感受、興奮和專注，那種爲真理而思考的投入，那種生怕别人聽不到自己聲音的焦急，實在不亞於今天的“微博”寫手。總之，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才剛剛開始（托爾斯泰語）。那時候有一個代表時代前進狀態和方向的名詞，叫“新長征”，高伐林同學還當選過團中央命名的“全國新長征突擊手”。

　　我們這一代，就是這樣多多少少、遠遠近近、虚虚實實、輕輕重重、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見证了參與了從老路轉向新路的全過程。

　　四年轉折過程的心路，給這一代留下了什麽？細細想來，同樣是爲我們的文化血液注入了影響彌久的基因。其表現，就是知道一個時代的轉折之路，走得固然不輕鬆，但對青年人來説，擁有的，參與的，是感覺，是新鮮，是呼應，是激情，是無所牽掛的投入，是今勝於昔、明勝於今的期待和衝動。對經歷過老路又經歷了轉折的青年人來説，他們知道新路的來之不易，他們知道新路到底新在何處，他們無例外地珍惜這條新路，維護這條新路，並以已之力，參與這條新路的塑造，盡量讓它的風景看起來更加動人。當然，當他們後來在沿着新路前行的時候，也通常不會在潑掉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一同倒掉。他們知道時代變了，但過去路上也曾留下他們的感覺，新鮮，呼應，激情，投入，期待和衝動。倒掉這些，何嘗不是倒掉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體悟到，被稱爲“天之驕子”的這一代，怎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完全同時代剥離開來呢？所以，這一代人，在80年代看起來激進，很政治，在90年代以後，却顯得很平和，很技術。而到了新世紀以後，甚至在新世紀已經走過12年，這一代有的人已經開始退休的時候，他們依然能够拿捏分寸而又不顯得保守，甚至還有夢想，起碼是想象。當然，這都是畢業三十年後的馬後砲語。

　　四

　　離開學校，雖然職業五花八門，小路紛呈各异，但大路的方向和節點，却大扺相近。

　　大路上的我們，雖然各自踩下的只是兩行細細的脚印，但是正像一個哲人説過的那樣，對於走路的人，有用的只是你留下脚印所占的路面，如果只是給你提供脚印大的路面，而不是給你一條路，你將無法行走。時代之於我們，中國道路之於這一代，意義恰恰在這裏。

　　先説80年代。三十年前，65個同學，懷揣65種夢想，離開母校走進黨政群工團的機關，走進大學或研究所的象牙塔，走進新聞出版宣傳的大門（也怪，確實没有一個到企業的，這或許正是這一届中文系大學生的特色），面對同事和社會上投來的羡慕和期待的目光，多少已經意識到，時代的大路已經開始了對這一代的新塑造。

　　剛到單位，自然開始習慣於學習各種各樣的文件，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老同志領着不時到各地出差，順便領略祖國的大好河山。一無牽掛的憤青，漸漸沉實起來，和國家的脈動更加實在地同步起來，掛在嘴上經常講或者經常寫的，多數不再是特别豪華的專業術語，而是開創現代化新局面，整黨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商品經濟，價格雙軌制，四項基本原則，奔小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物價闖關，等等。新的説法和實踐日新月异，我們的反應不算慢，但畢竟有時候最初的反應和後來的反應可能很不相同。

　　和同事們閒談，和朋友們相聚，自然更海闊天空一些，更精神一些，更務虚一些。不管是不是工作在文化圈裏，也時不時關注一下文壇上的有趣事，聊些説不清道不明的現代主義，讀點甚至寫點小説詩歌，還愛看《百年孤獨》。但回到家裏，自然又精神緊張地演繹劉震雲小説中寫的“一地鷄毛”的場景，諸如拿糧票换鷄蛋，或爲買彩電冰箱洗衣機三大件四處找人之類。日子和社會變得很快，還買了西服，學會係領帶，學會用刀叉吃西餐，四處送小得不能再小的孩子去學鋼琴，學畫畫，學英語。這些我們的父母少有經歷的新鮮事，都會在心底裏唤起很多感慨。從老路轉向新路那幾年的慷慨激昂，雖然有些式微，但20世紀的80年代，對這一代來説，浪漫中有現實，多變中有盼頭，争議中有進步，整體上講還是精神大於現實。

　　進入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和我們的生活，似乎都來到了一個節點。特别是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和中國共産黨的十四大召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後，80年代經濟領域的探索，一下子有了結果，算是塵埃落定。再加上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新概括和新的定義，時代大路在它的經濟走向上有了基本模樣。如果説80年代還有些仿徨，有些漫無邊際的想象和熱議，有些自覺不自覺地極而言之的驚世駭俗，那麽，隨着大路走向的共識確立，人們的選擇有了一個關鍵詞，那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我的印象，在人們的響應中，這似乎不光指經濟，也指社會。

　　高談闊論的年代逐步爲務實進取的年代所代替，行政性的管理技巧越來越强，理論性的熱辯開始减弱。不明不白的現代主義先鋒們漸失風頭，一些張揚後現代主義旗幟的後生們突然跑出來，要“解構”那些先鋒們的足迹。80年代熱議的腦體倒掛，所謂“造導彈的不如買茶葉蛋”的問題，也正是在90年代開始逐步解决了。知識分子的利益獲得了空前的尊重和實現。與此同時，思想文化問題的探討，不像80年代那樣舉世汹汹，而越來越成爲職業，90年代果然冒出來一個趙本山，似乎把先前所有文化上的争論真的“解構”掉了。人們關注“蘇聯解體”、“沙漠風暴”，“波黑戰争”，關注三農問題，工人下崗問題。總之，大路的内容深化了，大路的風景變化了。

　　也正是從80年代快要結束到90年代初期開始，我們有的同學毅然抛却鐵飯碗，或下海，或出國，自謀生路闖天下去也。在外語學院當老師的張樺，1989年還雄心勃勃地要主編一本當代文學史的教材，聘請我去當顧問，那個聘請書我保存至今，但他轉眼間却跑去搞百龍礦泉壺的廣告了，瀟灑不瀟灑？無論是下海還是出國，何嘗不是這一代行走的大路上應有的内容和風景呢？或許，那是更勇敢更開闊更盪氣逥腸，甚至是更多地保持80年代精神氣象的一條路也説不準。

　　也正是在90年代，同學們漸爲處級，主任，教授，研究員，經理，制片人，主持一個又一個項目，完成一樁又一樁任務，獲得一個又一個奬勵，起草一份又一份文稿，出版一本又一本專著，參赴一場又一場會議，出訪一個又一個國家，見证一件又一件大事，均是一色的骨幹頂梁柱，一色的被人吃請或託人請吃，就像後來的房價，一色的上昇。有一次到成都出差，見張立偉兄，説到最近他在電視上開講座後，一次在路上，一位陌生的尋常老大媽突然攔住他説，你哪兒都好，就是牙齒不整齊，需要打理一下。你説紅不紅？

　　同學們朝着逐步定型的方向奔跑着，忙碌而有序，奮鬥而執着，吸納而有定力，爲社會貢獻於日常。援藏的“老堅决”張强，一心投入，被人稱爲“强巴”，他還結識了孔繁森，引爲知已，自述“我心中的聖火也似乎被孔繁森點燃了”。這就是我們的同學呵。當然，同學們在大路上闊步向前的時候，還可時不時旁顧一下路邊的風景，興之所致，保不齊還掏出點東西在樹上刻下自己的印記，起碼是“到此一游”的紀念，於是，自己也留在了大路的風景裏面。

　　90年代就此别過，突然間走進了新世紀新階段。

　　這段路上，諸事都好像水到渠成，有的原來鬧得動静很大的事情和觀念，只需輕輕一風吹，真的是司空見慣，很自然。有人説，這就是大道。本來，“道法自然”嘛。這大道上，共識很多，新的分歧也多。喜事很多，難事也很多。非典、地震，事事驚心；奥運、世博，件件喜人。90年代講奔小康，新世紀講全面建設小康。90年代講發展是硬道理，新世紀講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并且追求的是科學發展。90年代大講城鎮化，現在有6.7億中國人城鎮化了，超過了一半，而且帶來了一些城市病，諸如特大城市的房市，看起來像泡沫，聽起來像泡沫，叫起來更像泡沫，很可能就是一個泡沫，也可能它就不是一個泡沫。過去比較多地講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世紀以來更多地講社會建設，民生建設，還有西部大開發等等。90年代講企業之類要走出去，走向世界，今天似乎是世界也同時向我們走來，於是，世界的問題成爲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也成爲了世界的問題。過去，中國在發展中始終有兩種心態：落後者心態和追趕者心態，前者導致悲情，後者表現爲着急，現在好像有些從容了，大國崛起、文化强國一類的概念也出現了。從没有一個大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發展如此之快，而且一下子就持續30多年。目前中國，既有發達國家的一些特徵，又有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特徵；中國同發達國家有利益相關的地方，更有矛盾；同發展中國家有共同語言，但也有矛盾。過去出了不正常的現象，人們習慣於找出各種理由來解釋，直到解釋得不正常的現象不再有爲止，事實上是通過解釋，讓新情况符合自己的主觀認識。今天不同了，講危機管理，公共管理，信息公開，决策聽证，公衆參與，事情一出來，都有這樣那樣的預案。過去，我們的困境是，當真理還在穿鞋的時候，謡言已經走遍了天下，今天呢，事情一出來，講究第一時間如何如何，不能够也很難遮遮掩掩。在今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之間的邊界模糊了，現實世界和虚擬（網絡）世界之間的邊界模糊了，國内問題和國際問題之間的邊界模糊了。這就是中國道路發展到今天的風景和它的前進方式。它變化得此前無論是怎樣的天才，都無法預測和想象，何况“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這一代人呢？

　　新世紀大路上的這一代，又呈何狀？90年代我們在一綫埋頭苦干，大顯身手，現在也是大顯身手，只不過更多地是着眼單位全局，操心更大事業，搞策劃讓人實施，甚至代表單位對外發言。90年代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熟人的身影，新世紀只要願意，很容易在媒體上看到自己的身影還指着説那個人真熟悉。開會的時候，習慣捧杯水；走起路來，習慣背着手；説起話來不緊不慢，做起事來也不緊不慢，還常常把淡定之類的話掛在嘴邊。男同學或秃頭或白發或大腹便便，女同學却顯得更精神、更氣質、更愛收拾衣着。養身、養心的事情多起來了。不僅麵包有了，過去不敢想象的房子、車子也有了，甚至孫輩有了。還有同學更是老樹開花在新世紀裏又生了兒子女兒，本來屬於孫輩年齡，見了面，大多毫不猶豫、理直氣壯叫這一代同學“叔叔、阿姨”。

　　更重要的是，80年代、90年代所做的一切，到今天逐漸都有了收穫，而且是同學們最珍惜的收穫，正像陳惠文同學説的那樣，“平生我得到過許多榮譽，讓我欣慰的是最後一個，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頒發的：‘授予：陳惠文同志 對台工作特别奉獻奬’。這算蓋棺定論了。”

　　在新世紀，每逢相聚，同學們最感欣慰的是，無論從事什麽行業，大家都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華工作着、生活着，本本份份，扎扎實實，堂堂正正，高高興興，與時代一道前進，無愧於“這一代”的稱謂。或許，這本來就是這一代的本色和亮色，平凡和不凡，堅守和操守。

　　還有更重要的。90年代我們很忙，很覺疲倦，新世紀我們覺得更忙，但忙得更從容，更瀟酒，更深沉，更有味道，也更有樂趣了。既行萬裏路（旅遊），又讀萬卷書（上網）。既“視通萬裏”，心係萬樁事——從農民工的命運到小悦悦事件的討論，從南海風波到阿拉伯國家的變局；又“思接千載”，縱横三十年——三十年的滄桑巨變，三十年的大道心路，三十年的大路行思。

　　於是，同學們凑在一起，沉下來編撰這本《我們這一代》了！

　　尼採説過：人們常犯的一個錯誤是，事情做到一半的時候，忘了爲什麽而做。我們也經常自問，是不是因爲走得太遠，而忘記了爲什麽出發。哈佛大學的校長常給學生們講：人生必須從終點開始。也就是説，要站在終點回頭看，做一個什麽樣的人最好，可見，終點是體會目標最好的地方。我們這一代當然還没有來到終點，但事業大致定型以後回顧走過的路，豈不是更能準確地爲國家的大路和這條大路延伸出來的各種人生小路，記録點素材，貢獻點思考，昇華點感覺，積累點風景嗎？再不濟，也會爲自己爲家人增加點談資。

　　更確切地説，是借此對把這一代人引向“平凡和不凡”的時代大路，表示敬意和謝意。

　　也許，這就是在畢業30年的時候，着手編輯《我們這一代——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回憶録》的初衷。

　　寫於201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