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文革後第一届大學生，77級被視爲一個重要的歷史符號。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親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變化，成爲與國家龢民族命運密切關聯的群體。在畢業30週年之際，受到各位同學的激勵，翻翻自己當年的日記，一幅幅圖景無序地浮現在腦海。本文截取其中部分圖景與大家分享。

　　大學夢“意外”破滅

　　讀完高中讀大學，而且是上個好大學，我想這是每個高中生的夢想和基本願望。而當時上大學都是推薦入學，以在農村勞動兩年以上爲先决條件，不用考試。我1972年順利進入三岔高中，但心裏明白，畢業後還得做農民。畢業前夕，高中畢業可直接通過考試上大學的消息一度傳得沸沸揚颺。這一可能的變化給了我很大的激勵，爲實現自己心中的夢想，一直發奮圖强，争取學有所成，順利進入大學。

　　當時，我對考上大學信心滿滿，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老師無論是資歷還是學識都不同一般，有幾位還是從武漢知名學校下放的，我們這一届畢業不久，他們也返回了武漢的大學或中學。

　　意外的是，1974年7月高中畢業時，直接考大學的消息真的成了夢——隨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要求必須至少有兩年農村勞動經歷才能被推薦上大學。當時雖然有些失落，但那個時代的我，仍然是滿腔熱血。離開校園時，我寫了一首詩：“廣闊天地扎深根，戰天鬥地煉紅心。時刻聽從黨召唤，誓爲革命獻青春。”當時的心境還可以從以下幾篇日記裏看出一些端倪：

　　6月2日：今天我回到農村，有人就勸我先休息幾天再下地干活。我想，廣大貧下中農一年到頭戰天鬥地，進行着忘我的勞動，難道我就要休息幾天、不能爲大辦農業多出一份力嗎？我没有休息，就到生産隊報到了。

　　6月11日：今天來了幾位同學，邀請我到朋友家和城裏去玩幾天，説以後就没有時間玩了。我想，生産隊裏明天去送公糧，别人都干得熱火朝天，我爲什麽要去遊玩呢？因此，我拒絶了同學，給他們講了些道理，並希望他們也能爲集體多出一點力。

　　6月15日，大隊開了一個知識青年座談會，主要是兩個議題：一是瞭解我們的想法，希望我們能扎根農村，爲大辦農業做出自己的貢獻；二是爲批林批孔的深入開展做出努力。要求我們多寫批判文章，搞好通訊報導。

　　也正因爲這次會議，我後來多次獲得縣報社和廣播電台的優秀（或模範）通訊員奬。

　　記得我剛投入農業生産時，上面下了一道指令，要求每天下地干活前要先集中，向毛主席表忠心。有一段時間，我們首先集合，舉起右手，在毛主席像前高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各自前往勞動場地。大家每天任務不同，且都在不同的地方，每天集合來表忠心，躭誤不少時間，給大家帶來相當不便。也許因爲這個原因，不久就取消了這一做法。

　　從當農民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同農民兄弟並肩戰鬥。開始幾天同大家一塊兒挑糞、鋤草，肩上很快就出現了紅紅的傷痕和泡泡，手上繭斑一天比一天厚。但那時的我已經做好了扎根農村的思想準備，任何一點農民的“標誌”，任何一點進步都會讓我興奮不已。我在7月5日的日記裏寫道：

　　一天的生産隊會議對我感受很深，教育、鼓勵很大。會上，我被選爲9名隊委會委員之一。一個多月以來，我同貧下中農在戰鬥中加深了感情，他們對我非常信任，使我從内心裏感到高興。但讓我當小隊幹部，還是有憂慮，因爲畢竟自己經驗不多。會上，一雙雙希望的眼睛看着我，使我心潮起伏。瞬間，許多個念頭出現在我的腦海：我的幸福是從哪裏來的？我是怎樣入團的？金訓華、朱克家、邢燕子是怎麽做的？我最後還是高興地挑起了這個重擔：記工員兼輔導員。這是我繼續革命、扎根農村的又一個新的起點。我一定不辜負黨和毛主席的培育、貧下中農的期望，爲人民服務，把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到革命事業中去，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貢獻一份力量。

　　我9月18日的日記裏寫道：

　　雨不停地下着。貧下中農爲多積肥、多産糧，正在打青積肥，與風雨搏鬥着。有五六十歲的老農民，也有五六歲的紅小兵，他們勇敢頑强，到處充滿着一派戰鬥氣息。有的社員脚上被劃了一道道口子，却從不叫一聲苦，繼續戰鬥……這一切，深深感動着我，我也是光着頭參加戰鬥，哪怕身上的衣服濕透了，手上被劃了一道道傷口，心裏却還是熱乎乎的。夜幕降臨，我還在稱草，肚子早就餓了，有人幾次勸我先去喫飯，但爲了不躭誤大家的時間，讓大家吃好飯，休息好，再餓也不覺得餓，再累也不覺得累。大家的歡樂就是我的歡樂。

　　當年的我，鬱悶的時候，耳邊總是回響起毛主席的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從老師到村幹部

　　1974年10月10日，又一個意外降臨在我的面前，三岔區委讓我出任三岔中學老師。當時，區委讓張老師來到生産隊，同隊委會商量後，一同來到我家。我看了日記，當時我的表態是：如果有更合適的人選，我願繼續在農村磨練。但是，只要革命需要，黨叫我去哪裏我就去哪裏。我當時也對自己的能力表現出了有點信心不足。另外，回到農村才三個來月，這麽快就脱離農村，有點不好意思。當時，生産隊長堅决不同意調我走，只是想到革命工作需要，要顧大局，才答應了。

　　我回母校當老師，負責數學等課程教學，並擔任一個初中班的班主任。三岔中學是我的母校，我高中時的老師也都對我關愛有加。我的教學效果很快得到學生和老師們的肯定，做一個優秀人民老師的願望逐漸在我心中生根。

　　不幸的是，就在我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立志做一個合格老師之際，一則意外消息又把我推入另一個路口。消息説，當老師不能算勞動鍛煉和再教育，這樣兩年後就没有資格被推薦上大學。出於提昇自己智能，實現大學夢的考慮，我向學校申請終止老師職業，再次返回農村務農。學校領導和老師都非常理解我想上大學的願望，依依不舍地送我走出了校門。

　　1975年冬，我回到農村。有了短期的教師經歷，讓我對時局和工作的認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對我利用農村工作拓展自己能力空間起到了積極作用。1976年5月1日，我被評爲恩施縣（現爲市）先進青年。

　　5月4日，我被推舉出任民主大隊團支部書記，並到指定生産隊——民主大隊九隊駐隊工作。這裏也叫龍王塘，就在我開始新的工作時，一項重要任務讓我一時不知所措，那就是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如何完成上級的指標，是我當時遇到的最大挑戰。我當時剛到20歲，尚未結婚，以何種方式去動員老百姓結扎、婦女上環？抓革命、促生産，我信心還挺足，可一想到計劃生育，就心事叢生。任務下達以後，我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認真瞭解有關生育方面的知識，特别是結扎、上環及其對人體的影響等。我印象中，那時没有宣傳使用避孕套。没想到，大家都非常配合我的工作，讓我很快就克服了心理障礙，大膽開展工作，並得到領導肯定。

　　駐隊期間，我還經歷了一次生死攸關的意外。當時，第九生産隊的幾個農民非法佔有集體財産，我被授權前往河對岸的另一縣某村進行實地調查。這條河是清江的支流，乘渡船過河還算順利，但返回時，因上游暴雨造成的洪水已經扺達龍王塘渡口，渡船停運。我所駐生産隊只好派人駕船接我。盡管渡船人的技術很高，但還是未能戰勝洪流。我的日記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船行至河中心時，遭遇大浪而翻。船隨洪流而下，漂了兩裏多路。船翻時，我一想到那些人把集體的木炭隨意揮霍，自己燒、自己賣、自己撈錢，瓦解集體經濟，心裏就無比憤慨。想到我是爲了革命事業，面對生死，心裏一不慌，二不跳，充滿必勝的信念。河水大浪，一浪隨一浪，波濤汹涌。翻了的船就像脱繮的野馬，在波濤中不停地翻跟頭，時而把我們壓進水中，想把我們甩掉，時而露出水面，就是不靠岸。

　　翻船後，因爲自己不會游泳，只能坦然面對生死。當時，自己特别關心的是保住材料，心裏想的是：有我在，材料就在！我一直緊緊抓住船舷，並不斷安慰渡船人魯玉成。過了一會兒，魯指着前面的急流花灘和偏岩逥旋水，顫抖着聲音對我説：“下面就是黑洞子灘，進去後自古以來就是有死無生，很多會水的人都在這裏喪命了。我們倆今天是活不成了，一進黑洞子，水往裏卷，船和人都出不來了。”我仍然對他説，不要慌，爲革命而死，是光榮的，會比泰山還重。

　　進黑洞子灘了！果然不錯，幾個大浪打來，我們和船一起就被翻壓進了水底。脚踩着河底沙後，我閉着嘴，屏住呼吸，難受極了。我下意識地用盡全身力氣使勁蹬了幾下，船往上昇了，且正好上到懸崖邊。由於眼睛被泥漿糊住，渡船人出水裏時碰着岩石，頭上還碰了一個包。我迅速抓住岩石爬上了岸，趕快查衣袋裏的材料。材料濕透了，但一頁未失。我們二人互相協助，一推一拉地艱難往上攀爬。河對岸的人將我們接到家中，一邊曬材料，一邊曬衣服。

　　下午，河浪趨緩，我們回到生産隊。領導和社員們問寒問暖，他們説嚇壞了。上岸的時候，河岸兩邊幾個生産隊的人都到河邊來看我們。據他們講，當知道我們的船翻之後，許多人含泪奔走相告，不少人痛哭流涕，眼泪汪汪，有的甚至昏倒……讓我親身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大家問我有没有嚇着，我樂觀地回答：没什麽，人類就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我還反問他們：革命先烈在屠刀下、在槍口前都没有畏懼過，這點水難道就能把我嚇住了嗎？

　　出任團支書半年後，1976年8月，我以全票當選民主大隊黨支部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三個月後，我所在的民主大隊和鄰近的和平大隊合併爲民主大隊，我出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和黨支部副書記。管好20多個生産隊，還有學校、醫院等，並不輕鬆，但我仍然没有放棄學習，上大學的夢想一直在心中徘徊。我知道，自己不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所以心中期待着有一天會出現“意外”。

　　大學之夢“意外”復活

　　1978年那一個春日，我收到了武漢大學的録取通知書，當時對我來説，確實是一個“意外”。參加考試時，我是生産大隊的書記，因工作繁忙，無法抽出足够時間復習，填報志願時，我第一志願選擇的是恩施縣師範學校，如果不是我高中班主任章國慶堅持讓我改報志願爲武大中文系，結果可能完全不一樣。

　　回想1977年10月21日，一個“意外”的消息再次點燃了我心中的夢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天播放了恢復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同日，《人民日報》發表《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的社論。雖然當時出於各種原因，我並未表現出多麽激動，但不少同事仍然以各種方式打聽我的想法。

　　因爲政府鼓勵所有符合條件的人參加考試，我勇敢地報了名。農村工作比較多，我没有向領導提出太多要求，特别是没有要求更多復習時間。另外，政府做出高考决定到舉行高考也就兩個月時間。直到考試前的一周，我請了幾天假，同我高中同學、在區裏工作的陳慈洲一塊兒簡單復習了幾天。因爲時間關係，我没有報考讀高中時我的長項：理科，而是報了文科。

　　那一年考試是各省自主出題，但科目基本一致，包括政治、語文、數理化。翻自己日記，我發現考試情况也没有記録。只記得作文題是《學雷鋒的故事》。據説，有人把作文寫成了學習《雷鋒的故事》的讀後感。

　　考試後，我以復雜的心情回到自己崗位。我對能否考上心中没底。

　　收到武大録取通知書的那一天，對我來説，是特别意外、改變我一生的日子。當我擱下鋤頭，注目録取通知書時，一時無語，但心中充滿期待。

　　知道我被武大録取的消息後，區裏、大隊裏的領導和同事、親戚朋友紛紛前來祝賀，並送了一份份重禮。這些都記在我當時日記裏，我收到的禮物，包括一元至10元錢不等，還有毛巾、衣服、糧票、日記本等。對當時的我來説，一元錢的價值絶對無法用數字來評價。

　　楊厚蘭自述：

　　楊厚蘭，男，出生於50年代。在秀美的恩施農村度過童年時代，在美麗的武漢大學完成學士學業，在外交學院和南開大學澆注些許國際政治和經濟養分之後，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證書。

　　青少年時期，曾親歷50年代末的全國大饑荒並失去了可愛的媽媽，曾親歷紅小兵生活並知道了鬥争的哲學。高中畢業後，曾爲人之師並出任初中班主任，曾爲民之官出任大隊團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和大隊長。進入大學後又目睹了改革開放如何開啓中國發展新時代。

　　進入外交部後，先後涉足非洲、亞洲和新聞等方面的工作，曾在坦桑尼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阿富汗和尼泊爾常駐，並率隊赴柬埔寨和緬甸工作。

　　這些年，曾涉足東南亞事務，作爲處長，親歷了中國-東盟“10＋1”對話機制的建立和發展；曾涉足東北亞事務，作爲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大使，親歷了朝鮮半島和六方會談最復雜時期的應對和斡旋；曾涉足南亞安全泥潭，作爲駐阿富汗大使，親歷了中阿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合作的新發展。

　　2011年，再次跨越喜馬拉雅世界最高峰，出任駐尼泊爾大使。

　　編者附記：

　　2018年2月2日，我們親愛的同學楊厚蘭因病不幸辭世，生命定格於61歲。

　　楊厚蘭於201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甸聯邦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2015年擔任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秘書長等職。

　　他還受聘任吉林大學兼職教授、山東大學兼職教授、大連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