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1977年冬天那場突如其來的高考，也許我現在還是個在偏僻農村生活的農民。我所説的偏僻農村，是我的老家，離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130公里、離縣城欽州40公里、離公社所在地幾公里。

　　我老家説山不算山，説平原也不是平原。比起山區，它是平原；比起平原，它又是山區。我家就在一座並不高的山脚下，對面是本地最高的名叫古竇嶺的大山，據老人説，雨過天晴時，從山頂上可看到南寧的電視塔。在兩面山的中間，有一片開闊的農田，一條鄉村公路從中穿過。在公路中間有個岔口，一條可通汽車的機耕路在農田中延伸，幾分鐘便可直達我老家門外。

　　我家祖輩是農民，三代單傳，直到我父親才開枝散葉，生育了四個子女，我排行老大。父親因爲讀過初中並到縣師範進修過，成了村裏有名的文化人，在家鄉所在公社的中學裏做會計，兼上一些不太重要的課程。他是非農業户口，我們兄妹四人隨母親在農村生活，都是農業户口。

　　那時候，經常搞政治運動，生産隊經常在村中大榕樹下舉辦憶苦思甜大會，請村裏苦大仇深的兩三位老人講解放前的悲慘生活。開完會後，便吃憶苦思甜餐，那是用野菜和大米煮成的大鍋粥，粥裏没放油鹽，帶有苦澀味。

　　我祖母是其中最苦大仇深的一個。日軍侵華使她喪夫守寡，生活極其艱難。不僅祖母憶苦思甜時這麽説，父親也經常給我憶述。他小時候在田野裏放牛，日軍飛機經常轟鳴着從頭上飛過去轟炸别的地方。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包括我祖父母的房子，也被日軍放火燒過，小時候我還看到祖母房間的門板、床板、櫃子有被火燒過的痕迹。我家鄉的村名原來叫“那×村”，與二三十裏外一條據説投靠日本人的村子同名。一天，聽説日本兵要從我們村附近經過，人們紛紛躲到山裏，我祖父因病難以走動，被抬到屋後水溝裏躲藏。他估計日本兵已經走遠，於是爬出水溝，不料日本兵正巧從遠處經過，發現我祖父，一槍把他打死。日本兵走後，祖父的弟弟聽到消息，急忙趕回去收屍，不料在半路上碰到國民黨兵，攔住我祖父的弟弟，問是哪裏人，祖父的弟弟回答是“那×村”的，結果當即被國民黨兵開槍打死。原來，國民黨兵誤以爲他是投靠日本的“那×村”的人。林家兩人接連被槍殺，震動了四鄉八裏，更使全村感到後怕，爲避免日後因與其他村同名再引發不幸，村民商議决定把村名改爲“那庚村”，一直用到現在。往事並不如煙，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從小時候起便深深地烙在我輩腦海里。

　　祖父被殺害後，祖母拉着一對子女過日子，生活异常艱難。父親説，他本來還有個妹妹，因爲家窮養不起，後來送給了别人。父親曾跟我提及，很想尋找回妹妹，但一直没有音訊。

　　解放後，我家過上了安定的生活。雖説從我懂事起，糧食經常不够吃，但祖輩、父輩看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成人，他們仍感到幸福，對共産黨、毛主席充滿了感激之情。

　　讀大學前，我一直在農村生活。放學後，幫母親干些農活，挑水種菜、鋤地割草。上初中後，開始參加生産隊勞動挣工分，除了犁耙田、蓋房子等粗重農活干不好、很少干外，其他如割稻插秧、施肥除草、采石伐木，樣樣都干。那時候，生産隊是按工分分配的，我家勞力少，挣的工分不多，因此分到的糧食並不多，偶爾能吃上乾飯，逢年過節吃上咸魚、猪肉，而日常吃的幾乎都是稀飯，到三四月便把口糧吃完，剩下到夏收的兩三個月時間裏，惟有用番薯、芋頭煮稀飯，甚至只吃番薯、芋頭。吃上乾飯、吃上猪肉，是我那時最大的願望。

　　那年月我身子比較單薄，加上手指修長，長相白皙斯文，伙伴們都開玩笑説我不像農民，是當幹部的料。我只當作是一句戲言，怎麽也不相信會有機會當幹部。但命運就是這樣，以爲不可能的事情却成爲了現實。

　　我小學、初中是在大隊學校裏讀的，高中在我父親工作的公社中學讀。從小學到高中，我學習的成績一直很好。作文經常被班主任作爲範文，讓我讀給同學聽。我還是班裏的學習委員，負責出學校的墻報，因此成了學校裏的“名人”。

　　1976年7月，16歲的我高中畢業，成爲“回鄉知青”。此後一年多時間裏，我做過大隊水利建設項目的施工員、大隊文藝宣傳隊隊員、大隊“三係水稻”育種場的育種員，還利用晚上時間給生産隊的文化掃盲班上課，負責出生産隊的墻報，期間曾給縣廣播站投稿並被采用廣播。歲月無痕，我就這樣在没有夢的日子裏打發時光。

　　雖説出身在“苦大仇深”的家庭，自己各方面的表現也很好，但在那個年代和環境裏，如果没有關係，不要説讀大學，就是招工、當兵也不用想，因我們林家在當地是“弱勢群體”，招工、當兵從來没份。如果不是恢復高考，我注定要在“廣闊天地”裏過一輩子。

　　1977年10月的一個週末，父親回家，很興奮地告訴全家一個消息：聽説準備恢復高考，什麽時候考還不知道。太出乎意料了！當晚，全家人圍坐在煤油燈前（那時還没有電燈），談了很久，都很興奮，我更是興奮得難以入眠。

　　此後不久，報紙上刊登了中央决定恢復高考的消息。高考牽動了所有人的神經，我們公社報名參加高考的有三四百人。到了11月，公社中學專門舉辦高考復習輔導班，數百考生雲集，令小小的圩鎮一時熱鬧非凡。

　　高考分文理科進行，我準備報考文科，但文科考生比理科考生多，而招生專業和人數比理科少很多。看到“僧多粥少”，一向不擔心我成績的父親此時很糾結，爲保險起見，他希望我改報理科。爲此，父親專門徵詢我高中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翁老師的意見。翁老師聽後表示反對，他很有把握地説：不要改，你兒子我瞭解，他考不上，没人考得上。見翁老師這麽肯定，父親不再堅持要我改報理科。真該感謝翁老師，要不然，很難説我還有那樣的好運。

　　轉眼到了12月，高考的日子到了，我雖然激動，心裏却一點也不緊張。高考總共考了兩天，報文科的考生考語文、數學、政治、史地四門課。考試題目不算難，最先考的語文科的作文題目是《難忘的日子》,我一氣呵成，感覺挺好。相對弱些的數學也感覺考得不錯。我的高考成績至今還是個謎，因爲當時没有公佈考生的分數，我也没有收到高考成績單。

　　填報志願時，父親希望我第一志願報北大中文系，但我不敢——全國頂尖的北大，中文系在廣西只招2人，全省那麽多考生，怎麽會輪到我呢？想報語言相通、生活習慣相近的廣東中山大學，但那年中大中文系没在廣西招生。“報武漢大學吧，那也是重點大學啊！”父親鼓勵道，仿佛讀大學的不是我而是他，我也不知道他爲何對我的成績如此信心爆棚。雖然武大中文系在廣西也是只招2人，但看到父親如此期望，我便答應了。此外，我第二志願報了廣西大學，第三志願報了在桂林的廣西師範學院。

　　終於在1978年1月初接到通知，1月5日至7日由中學的老師帶我們6人到欽州縣人民醫院體檢。這是我第一次到縣城，也是第一次到醫院體檢。能够去體檢，説明成績入圍，有希望被録取。但是，最終能否被録取，録取到什麽學校和專業，我心裏完全没底。

　　體檢之後的那段日子，是那麽的漫長和難熬，我一邊繼續出工挣工分，一邊焦急地等待和盼望。盼星星盼月亮，終於在2月7日收到了武漢大學的掛號信，裏面有入學通知書和“武漢大學新生入學注意事項”，信封右下角不知是誰手寫了“78、2、26－28報到”字樣。這時正是春節前夕，這封特殊的來信無疑是送給我和我全家最重要的春節禮物。

　　當年，全公社三四百人參加高考，只有6個人被録取，競争之殘酷可想而知。後來我瞭解到，在考上的6人中，4人上中專，一人上大專，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學本科，而且是重點大學。我的高中同學、村裏的伙伴，有些人學習成績也不錯，竟無一考上。對此，我爲自己感到幸運，有時甚至懷疑是否在做夢。

　　説實在的，我能考上大學，除了運氣，與自己一直堅持學習有很大關係。我天性好學，上課認真聽講，認真完成作業，不懂就問老師。從小學起，成績一直很好，每門功課都在90分以上，語文、數學經常滿分，從初中到高中，作文經常被老師作爲範文來講評。讀高中時，學校的教學不太正常，經常是半天上課，半天去參加公社“改江造田”勞動，另外還有兩三個月時間到分校去半農半讀。但這影響不了我的求知慾，不管在家裏還是學校，只要有空，我便看書，把父親書架裏的書和能够借到的書反復看了個遍。讀高中時，班主任翁老師向我們推薦訂購了寫作基本知識、課文選讀等書籍，還請來大學畢業的公社新聞秘書講新聞寫作的經驗，這些對我都很有幫助，也萌生了將來要當新聞記者的想法。由於學習成績好，在外工作的父親從來不用管我的學習，每當週末回家看到我在昏闇的煤油燈下看書學習到深夜，總是叮囑我不要看得太久，要注意眼睛、注意休息。

　　我所讀的小學、中學，有一批有學歷、有水平、有經驗、有愛心、品格高的老師。小學教我語文、數學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愛崗敬業，深得家長好評。高中老師，無論教語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政治的，全部大學本科畢業，這樣强的師資陣容在當時一般的中學是很少有的，教我語文、數學的老師甚至還是解放前的大學本科生，他們大多因爲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貶到公社中學。我想，我能够考上大學，也是老師們多年辛勤教導的結果。

　　我被武大中文系録取的消息很快在四鄉八裏傳開了，我成了公社的“明星”。在上學前那段短暫的日子，走在公社的大街上，仿佛人們都認識我，向我投來羡慕的目光，讓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有了一個新的稱謂：“大學生”，許多認識的人見到我都這樣稱呼我。我讀的中學也爲我感到驕傲，校長專門請我和父親喫飯，還送我一支筆和一個筆記本。我考上大學後，父親連帶成了“名人”，在後來的一年多時間裏，多次被請去給學生家長、考生做報告，傳授他的教子經，介紹我的成長歷史。

　　當然，也有少數人對我考上大學作另類探解。在一些人看來，我考上大學不是因爲我勤奮學習，而是我家祖墳風水好。我家祖墳就在屋後半山腰上，據父親説，我讀大學後的第一年，一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專門去看我家祖墳的風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我家祖墳後面不遠處修墳，幸被及時發現、制止。

　　2月22日上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生活將近18年的鄉村，在父親的陪伴下，挑着行李，走路去公社，乘車去欽州再轉車去南寧。離開家鄉的時候，天下着毛毛雨，整個林屋幾十號人站在路口相送。我回望生我育我的地方，眼裏情不自禁地涌出了泪水。60多歲、有些乾瘦的祖母，臉上顯得有些悲傷，她在得知我要到外地讀書後就不停地嘮叨，對我十分不舍、不放心。没想到，在我入學後不久，祖母便去世了。父親爲了讓我安心學習，直到寒假我回家時，才告訴我祖母早已不在人世的信息，我聽後不禁傷心大哭起來。我想，祖母的去世，一定是因爲我不在她身邊的緣故。祖母受苦一輩子，本以爲讀完大學後可以孝敬她，没料竟連看她最後一眼、送她最後一程的機會都没有，這令我一直都感到遺憾。

　　林琳自述：

　　本人林琳，堂堂男子漢，却被父親起了個女性化名字，常爲此煩惱却又無可奈何。

　　1960年8月生於廣西欽州。有弟妹四人，排行老大。本以爲一輩子會在廣闊天地修理地球，没想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高考恢復，竟被武大中文系録取，從此跳出農門。上大學後，父親也從公社中學調縣教育局，舉家遷居縣城（地市所在地）。

　　大學畢業後分配至廣東省僑辦，一直踏實做人，勤勉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和命運的眷顧，從科員逐級提昇，現任省僑辦黨組副書記、巡視員（2018年10月機構改革僑辦並入統戰部後，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巡視員），兼任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廣東華僑華人研究會會長、國務院僑辦僑務理論研究廣東基地主任、《廣東華僑史》編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去過五大洲50個國家和地區調研僑情及開展涉僑工作。

　　武大本科畢業，本已心滿意足，後承蒙組織關懷，2005年底參加“中山大學——牛津大學廣東省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培訓班”的培訓學習，2011年又參加“中山大學廣東省市廳級領導幹部EMBA班”學習（在職學習，兩年期），獲碩士學位。

　　由於工作原因，不斷撰寫和發表一些文字，内容多與僑有關，2008年出版《僑這三十年》一書。參與多本僑情、僑務書籍的編、審工作，擔任《廣東省誌·僑務卷》編纂委員會主編、《華僑與華人》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