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前湖北黄岡高中最後一届，即1966届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在學校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12月下放到黄岡縣路口公社當農民。1970年被招收到黄岡地區通用機械廠當工人，後轉到該廠所辦分廠黄岡地區齒輪廠，當熱處理工。四年後，1974年與人對調到武漢鐵路局武昌南站當連結員，干的是貨車編組工作。我就是從這個工作崗位上考入武漢大學的。

　　當時鐵路上的工作是12個小時一班，没有節假日，實行的是半軍事化管理，除了上班，連看報紙的時間都没有，所以外界的變化，除了我們在工作中直接接觸到的那一點、聽家人轉達的一點、在政治學習時聽讀報知道的一點外，别的就只能道聽途説了。但就是這樣的道聽途説，却讓我意外地獲得了一個歷史的機會，以至於最終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從一名普通工人，變成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我和我愛人是高中同班同學，我們下放到同一個生産隊，她從農村抽調上來後，進了武漢市當時最大的一家飯店——武漢飯店當服務員。有一天，她下班回家時很神秘地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説是要恢復高考了，我們都可以報名考試。她顯得很興奮，我却一點兒也不相信。心想，哪有這麽容易的事，再説，我已經把讀書的事忘得干乾净净，還考個什麽試。但她却言之鑿鑿地説，有一群人正在她工作的樓層召開一個會議，會議的内容就是討論恢復高考的問題，並説，他們還問她是哪一年畢業的，想不想考大學等等。聽她這麽説，我半信半疑。不久，從正式的渠道果然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機會真的來了，可我却面臨着一個艱難的選擇。

　　我和我愛人28歲結婚，在當時也算晚婚，但婚後很快就有了兩個孩子，生活負擔很重，平時除了努力工作，挣那一份微薄的工資，就没有别的時間精力顧及學習，雖然我本人愛好文學，業餘也在練習寫作，還在報上發表過一些詩歌作品，但畢竟與正式的高考是兩回事。又擔心我上學了，我愛人一個人又是工作又是孩子，顧不過來，所以一直猶豫不决。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我愛人也是高中畢業生，也有參加高考的權利，我不能一個人獨佔這個機會。因爲這種種的原因，直到别人都進入復習備考階段了，我這兒還一點兒也没有動静。在我工作的單位和我愛人工作的單位，都有人找我輔導功課，我樂此不疲地爲别人作輔導，自己却没事人兒一個。這令周圍的人都覺得奇怪，有很多人問我爲什麽自己不作準備，我愛人也在不停地督促我，她的主要理由是説我現在的工作太危險，常出事故，我眼睛近視，她很爲我擔心。最後，我下定參加高考的决心，還是由我的母校——黄岡高中的領導、老師促成的。

　　有一天，我家來了個不速之客，是黄岡高中當年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田中杰老師。他作爲代表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遺容，因爲放心不下他的學生，順道到我家來看我，鼓勵我參加高考。我記得他説：“黄高的學生你不參加誰參加？”——大約他當年對我的學習印象還不錯，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而且他還希望我愛人作點犧牲，支持我參加高考。

　　但下一個問題是，文革十年，我不但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也失去了所有的書本，陡然一下子要參加高考，用什麽東西復習呢？還是這位尊敬的田校長，不久，親自從黄岡到武漢來，給我送來一整套復習資料。就憑着這套復習資料，我利用極爲有限的業餘時間，和我愛人一起，共同回憶我們當年學過的東西，默寫數學公式、元素符號、物理定理，演算各種各樣的練習題，背誦歷史事件、地理名稱、語法規則等等。單位給了我三天復習時間，我自己用了四個星期天，因爲怕孩子干擾，把自己關在我愛人單位的理髮室集中突擊；其餘的，就只有靠一些零碎時間了。好在我的同事們非常够意思，上班時幫我把活幹了，讓我躲在一邊偷偷地復習功課。我就是這樣懷着老師、家人、同事的情誼，也懷着自己的一點卑微的理想和希望，走進高考現場的。

　　説實話，1977年的高考題，是比較容易的，對我這樣的學生來説，各科都没有什麽難度，加上又不考外語，所以並没有太大壓力。經過了一個短暫的復習階段，恢復了以往的功力，在考場上竟覺得十分輕鬆。記得我所在的考場是武昌水果湖中學，考試的那幾天，我每天得從我住的漢口航空路天不亮就趕過來，常常要在門房坐一會兒，學校才正式開門。中午就在附近的鐵路局食堂借熟人的餐票吃頓飯，隨便在什麽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考。因爲是“老童生”，我們那個考場還額外准許抽煙。記得考作文時，我一邊抽着煙，一邊看着窗外操場上有人在踢球，一邊編着《學雷鋒的故事》，我想那神態一定十分悠閒。就這樣，我順利地通過瞭高考，被録取到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專業。

　　説到上武大，還有一段故事。

　　填志願時，我所有的志願填的都是一個：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專業。這並非我對武大有什麽特别的感情，也不是我在武大有什麽特别的關係，只因爲我的愛人孩子在武漢，即使讀大學，我也不能走得太遠，得就近照顧家庭。這樣，武漢大學就成了我唯一的選擇。但在録取時，偏偏武漢大學没有把我放在正式録取的名單之内，而是先徵求意見，問我願不願意作走讀生，如果願意，才予以録取。後來才知道，我們先是因爲年齡問題未被録取，再後來也不知是誰的意思（據説是來自上面的，也是全國性的），説“老三届”的考生不録取可惜，要把考得好的作爲“走讀生”補録進來，就這樣，我就作爲“走讀生”進了武漢大學。記得我們報到比其他同學晚了半個月，武漢市爲了照顧我們這些“走讀生”，還特地把12路公共汽車站移進了武大校園。其實所謂“走讀”，不過是個補録的名義，總共只“走”了一個多月，就不“走”了，而且在這一個多月裏，學校已給我們安排了宿舍，並非每天回家，所以學習、生活，一切正常，直到我們四年畢業。

　　於可訓簡介：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82年春畢業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務處副處長、中文系總支副書記、副主任、文學院副院長。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16年被評爲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社會兼職先後有：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寫作學會會長，國際高級寫作研究會（ISAWR）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擔任過《通俗文學評論》《文藝新觀察》《長江學術》《寫作》《長江文藝評論》等雜誌主編或執行主編。

　　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與評論，文學活動和學術研究先後涉及文學評論、中國新詩、中國現當代小説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等多個領域。個人專著主要有：《小説的新變》、《批評的視界》、《新詩史論與小説批評》、《新世紀文學論集》、《王蒙傳論》、《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當代文學：建構與闡釋》、《新詩體藝術論》、《當代詩學》、《文學批評理論基礎》等，主編著作主要有：《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中國文學編年史·當代卷》、《小説家檔案》、《“我讀”叢書——當代文學新秀解讀系列》、《寫作》等。出版《於可訓文集》10卷。承擔過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獲得過省部級以上科研奬勵多種。

　　有一妻二女。老妻退休多年，在家習畫。二女皆移民加拿大，現居多倫多。外孫三：一女二男。無車有房，衣食豐足，身體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