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河北省饒陽縣。1957年桃花盛開的季節，出生在北京西城一個革命幹部家庭。3歲隨父母遷居天津市，學前常在天津電影制片廠和天津自然博物館裏玩耍，培育了對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的興趣。7歲又隨父母工作調動，返回出生地，在北京西城區第一師範小學學習。

　　小學二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在時代大潮之下，學校改名爲“起宏圖小學”，我脖頸上的少先隊員紅領巾，也被忠於領袖的紅小兵臂章取代。

　　高小時，父母下放至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我過上了數年“小鬼當家”的日子。初中趕上按片招生，就近在北京西四中學入學——據説這個學校前身是工讀學校，人稱“流氓小偷學校”。可能是因爲所謂的“根紅苗正”、學習又比較認真，被班主任劉怡芹老師任命爲紅衛兵中隊長。15歲入團，不久當選班團支部書記。所幸遇上恢復高中，就隨着班上成績尚可又有繼續上學要求的同學，一並昇入高中。

　　在初、高中期間，學習上乏善可陳，只依稀記得，曾獲學校打靶冠軍和年級女子體操亞軍，高中班主任樑培育老師曾在課堂上朗讀我的作文以示鼓勵。

　　1976年元月，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我報名到北京遠郊延慶縣花盆公社花盆大隊第三生産隊插隊落户。這個生産隊也叫“耗眼樑”，傳説因最初在這山梁上居住生活的兩兄弟眼睛紅如耗子得名。在作家浩然的筆下爲“浩雁樑”。

　　雖説是京城郊區，就當時的交通條件，也要一天一夜才能到達：一清早先乘長途汽車，是夜住進大車店（那個年月，好像縣城裏還没有旅館，只有馬車店），第二天换乘去河北的另一趟長途汽車，至中午途經花盆公社時下車，再背上行李翻山越嶺來到生産隊。實際上這個生産隊就是由一個坐落在山上的自然村組成。山下是一條叫“黑河”的清澈河流，這也是全生産隊人、畜飲水和農作物灌溉的主要水源。社員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確切地説，是天不亮就開始勞作，天黑時才收工。不久我便磨練出了一副“鐵肩膀”，因爲出門就與扁擔爲伍，不是挑水，就是挑糞、挑糧、挑菜、挑柴……心裏時常同情隊裏的小毛驢，每次馱的水、柴草等比人多好幾倍，上山坡時脖子伸得老長、四條細腿累得直哆嗦。村裏的老鄉常説，“咱們這苦地方，毛驢都得累跑了”。

　　再苦再累，青年人仍然充滿改天换地的激情：晚上隊裏不“夜戰”的時候，便開辦夜校，爲村裏没機會讀書的姑娘、小伙兒上識字課；按照科技圖書的介紹，和知青們動手製作太陽竈，讓老鄉吃上不用柴火蒸熟的饅頭；驕陽似火的盛夏，培育雜交玉米試驗田，探索增産增收的方法；在冰天雪地的數九隆冬，加入到開山修路的隊伍，縮短山村與城市的距離……

　　還没來得及寫入黨申請書，我却意外地受到來自公社的政治審查——因“四五”運動時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受到政治追究。雖然没有因此受到鄉親們的歧視，但是政治上的挫折還是在内心深處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兩年的知青生活，磨礪出喫苦耐勞意志。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戰勝重重困難，融入高考洪流。1978年櫻花三月，我來到美麗的武漢大學。在大學期間，收到了組織上爲我平反的信函，撤消對我的政治追究。如釋重負的心，從此暢遊在知識的浩瀚海洋之中。在同學聯歡會上，一首《我的祖國》表達了我對祖國、對校園、對老師和同學的熱愛。

　　我不是個成績出色的學生，却也算是個認真學習的學生，處處貴在參與，事事助人爲樂。學文學、學政治、學歷史、學外語……珞珈山上、東湖水邊、櫻花林下、圖書館裏、教室内外、宿舍樓道、餐廳食堂、體育操場，美麗的校區裏無處不留下我勤奮學習的身影。四年的學習生活轉瞬即逝，與各科師長、各位同學結下了深厚情誼。只可惜離别匆匆，成爲心中永遠的痛。

　　張天文自述：

　　1982年元月，我來到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從開始的不安心工作，到後來的服從組織安排“干一行鑽一行專一行”。

　　1983年，去北京第二棉紡廠實習一年，期間撰寫反映基層工會幹部風采的兩篇文章先後發表在《工人日報》上，後又收入相關作品集中。1986年，論文《論社會生産力發展與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的關係》，先後刊登在《工運研究》、《工人日報·理論版》、人民大學所編社會科學論文精選上，並獲得全總機關優秀論文二等奬(一等奬空缺)；另一篇論文，《工會參政議政是社會主義各國的共同規律》，發表後被選入多家刊物和書籍。

　　1986年7月入黨。1987年，在中國工運研究所獲助理研究員（中級技術）職稱，同時被聘任爲編輯。由我擔任責任編輯的《宣傳〈工會法〉專輯》(1992年版)、《工會十二大專輯》、《學習宣傳〈勞動法〉專輯》出版發行後，以質量取勝，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994年就任全國總工會機關刊物《中國工運》雜誌副主編，并兼任全國工會系統權威理論研究刊物《工運研究》、《工運理論政策研究參考資料》等期刊以及《工人日報·工會理論與實踐》專刊的責任編輯，中國工會期刊協會副主任和秘書長。20多年的編刊工作，逐步堅實了工運理論功底，提高了文字能力。

　　1995年參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舉辦的“應用社會學碩士學位課程高級研修班”學習，2003年考取中央黨校社會學在職研究生。這些年來，爲《職工代表大會條例講話》、《企業民主管理問答》、《企業民主管理辭典》、《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工會建設與改革》、《工會大辭典》、《搞好大中型企業法律政策指導叢書·工會工作卷》、《協調勞動關係工作問答》、《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指導手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中國工會藍皮書》等20多種工會業務書刊撰稿近百萬字，在部分圖書中，還擔任主要撰稿人或編委。

　　2003年任全總研究室三處處長；2005年調任全總集體合同部綜合處處長；2006年競争上崗，擔任全總集體合同部副部長。2011年和2016年，先後任全總民主管理部副部長和女職工部副部長、巡視員。

　　2017年5月退休。組織上和同事們都是明察秋毫的，給了我一些奬勵和榮譽，我深受鞭策的有三項：一是多次被評爲全總機關先進工作者；二是先後被評爲全總機關優秀黨員、優秀黨務工作者（受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尉健行同志親切接見）；三是榮獲“全國工人報刊先進工作者”稱號。當然，過去的都已成爲歷史，我心裏認爲，離這些榮譽還有不小差距。

　　我於1983年春結婚；獨生女兒北大博士畢業，供職國家“翰林院”；雙親離休已耄耋高壽，安享四世同堂天倫之樂。在職時竭誠爲國家爲單位盡忠盡職，退休後傾心對父母對家庭盡孝盡責，成爲我工作生活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