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年出生，家人均在黄石市，也就是説，我雖出生在農村，却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糧。可是，爲什麽1962年，5歲的我的户口被下放到農村祖籍鄂州了呢？（我至今仍記得那個“可惡”的居委會馬主任：夏夜，她笑嘻嘻地來，我莫名的恐懼，朦朧中我知道她是來動員我家要出人去“支援農村”的。這也就决定了我後來是“回鄉知青”而不是“下放知青”，以致不能招工回城的特殊身份。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是怨恨她的，甚至一直未和她的兒子來往。）現在我當然知道錯怪了她，是當時的“壓縮城市人口，减輕商品糧壓力”的政策使然。

　　上大學前，有幾件“飯事”讓我回憶起來仍不禁感慨萬千。

　　生産隊的“大鍋飯”。記得一年夏季“雙搶”的一天，幹了一下午，收工之後，政治隊長鼓勵：革命加拼命，連續作戰，接着送公糧、餘糧到幾公裏外的區糧管所，回來後再接着脱粒稻穀，作爲奬賞，生産隊將在晚上12點後供應一頓新的稻米飯——管飽不限量。聽到這個消息，雖然又累又餓，大家却没有怨言。并且，中間没有一個人回家去填點肚子再回來干。就這樣，一直空着肚子加班加到凌晨。免費晚飯終於到了，飢腸轆轆的人們，各自拿出自家最大的碗，那一頓，我竟然一口氣吃了13大海碗米飯（德生爺吃了16碗），因爲我和大家一樣，早就爲了這頓飯而“虚腹以待”了。至今想起這件事，仍有兩點感慨：一個人的食量爲何在某些時候會有如此之大，拉“私屎”爲什麽這般捨不得而吃“公飯”爲什麽這般捨得？

　　高中畢業幹了一年農活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當上了民辦教師，這個小學有教師14人，其中公辦教師8人，民辦教師6人，外加一個做飯的伙頭軍劉師傅。8個公辦教師每人每月有半斤肉票，共4斤。我是司務長，每月將4斤肉票收過來——“有福共享”，不能只由公辦教師專用，6個民辦教師也“有份”。留下兩斤肉票，以備應付大隊幹部、區教育組種種領導來檢查、指導、“交流”之類活動的不時之需；剩下兩斤肉票，則用來每月包一頓餃子。這一天是老師和學生最高興的日子。學生没餃子吃，他們爲何高興呢？情况是這樣：

　　每到月底的某天，我會起大早到幾公裏外的鎮上排隊將兩斤肉買回，安排附近某個村的學生從他們家裏買來一籃子韭菜——肉兩斤，韭菜一大籃子，肉的比重可想而知。只要哪個學生下午上學時帶來了一籃子韭菜，他一定會“廣而告之”，那麽全校學生都會知道：“老師今天要吃‘操手子’（即餃子）了。”那麽下午的課多半是“自習”，放學也就會大大早於平時。各任課教師這個下午心情一般都會很好，人也較平時更爲“勤快”，都會時不時地溜出教室去參與一下包“操手子”。有的學生出於好奇或艷羡，放學後並不急於回家，而是趴在窗户或從門縫偷窺，此時老師們便會帶着滿臉燦爛的微笑和滿腔温暖的善意，敲着學生們的腦門子，“踢”着他們的屁股，大聲呵斥着：“滚！滚！滚！快回去！”於是，學生們便會一邊高唱着：“老師吃操手子了啊！老師吃操手子了啊！……”一邊略帶遺憾，但也總算是滿足地呼嘯而去。雖然他們没有親口吃到“操手子”，但也算聞了一下那韭菜拌肉的濃郁香味了。下午的課没有壓力，放學又早，且又聞到了香，能不高興嗎？！

　　14個老師加一個師傅，照道理，餃子應該是分成15份。但每月一次的餃子，劉師傅總能在人不知鬼不覺下分成17份（餓不死的“伙頭軍”啊）。吃完後，劉師傅洗鍋，老師們則拿出二胡、板胡、笛子各類樂器，居然還有一把不知道從什麽時候留下來的小提琴，由我“殺鷄”。上大學後，聽説劉晨鋒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我很想跟他切磋切磋，但終究因自知之明勇氣欠缺而作罷。人家是“正規軍”，我雖然走村串户，演出了不知多少場次，拉小提琴的照片也似乎很雅，但自學終歸是野狐禪。吹拉彈唱，好生熱鬧，那個舒坦啊，後來好多年一直不復再有！待老師們“餃不足而湯飽”而愜意地進入夢鄉後，劉師傅便會不知從什麽地方端出兩份餃子來，他有一個相好的，我有一個老奶奶，我們二人一般在深夜十一二點各自溜出小學，端着狼狽爲姦（他是伙頭軍，我是司務長，誰也不能離開誰）的“産品”，盡心去也！

　　我至今愛吃南方韭菜餃子而不喜北方水餃，亦喜包韭菜餃子聞韭菜香味的享受過程。每每在包和吃的時候，我總會想：那8個公辦教師的境界多高啊，要是他們每個人像今天的思維習慣一樣，各人堅持把本屬於自己的那半斤肉票拿回家去獨享而不是交到學校食堂“共食”，又該當如何呢？由司務長、伙頭軍在吃餃子時的特權，也可知“腐敗”、“權力尋租”之類惡習由來已久。

　　還有一件趣事，發生在收到武大的録取通知書的日子裏。當時我已在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小學黨代表中午喫飯時宣佈，他上午在鎮上聽説我被某大學録取了。此公愛喝酒，對他的話大家將信將疑。我們的校長到底是“老薑”，追問他是怎麽知道的，他説是從一個叫丁桂芳的郵遞員那兒聽説的。校長——我至今仍十分懷念他——把碗一放，起身就往鎮上去了。雖然我對此喜訊仍不敢相信，但下午的課我却没心思上了。讓學生自習，我則每十分鐘便跑到校門口眺望對面公路。薄暮時分，親愛的校長終於出現在遠方的公路上，看見我後，五十幾歲的他老人家居然一邊奔跑跳躍着，一邊揚着手裏一個裝着録取通知書的信封，大聲歡呼着：“武漢大學！武漢大學！”

　　我當即離開學校回到二叔、奶奶家報喜。從這一天起，我高興得整整三天没有進過任何一點食物。三天後，家裏準備宴請親友鄰居。那時，肉要憑票供應，是稀罕物。但鄉鄰們却紛紛送來了許多鷄蛋，有兩大籮筐之多。二叔因高興，讓我放開肚量吃。平時十分捨不得的煮鷄蛋，我一口氣吃了大約十幾個。結果因幾天没吃東西而一下子吃得過多，吃壞了事，以致我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内聞到熟鷄蛋味（尤其是整個鷄蛋的蛋黄味）便想嘔吐。

　　關於這樁事，至今也有兩點感慨：老校長多好啊，又不是他的孩子，他怎麽會這麽高興呢？他怎麽就没有“私吞”通知書而讓他人頂替我呢？而我怎麽就没有像範進……那樣了呢？

　　徐少舟自述：

　　徐少舟，男，生於1957年，祖籍鄂州市汀祖鎮鳳凰徐國莊灣。5歲以前跟隨父母在湖北黄石市生活，全無記憶。1962年隨母親“響應號召”“支援農業”，回到鄂州祖籍鄉下，與祖母一起生活，既盡享長房長孫的寵愛，亦初嘗去家離别之况味。

　　1974年7月於鄂城縣（今鄂州市）汀祖高中畢業回鄉務農，1975年9月進汀祖區石橋公社鳳凰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對文革略有所知，對農村頗爲熟悉，干過諸多農活，深知腹饑之苦。

　　1978年3月入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本科，1982年在中文系讀碩士，1984年12月畢業留校任教至今。初在中文系聞一多教研室、民間文學教研室，現在武漢大學社會學係民俗學教研室任教。蘇子用“黄州、惠州、儋州”六言自狀平生，我則二字足矣，曰：“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