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樺對《這一代》編輯出版經過的回憶，從根到梢寫得相當全面，但還是漏掉了一些應該交代的情况。這裏我做一點補充。

　　到底是哪13校的學生社團？

　　聯合主辦《這一代》第一期的13校學生社團，以筆劃爲序，印在了封底，名單如下：

　　中山大學中文系《紅豆》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大學生》

　　北京大學中文系《早晨》

　　北京廣播學院新聞係《秋實》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初航》

　　西北大學中文系《希望》

　　吉林大學中文系《紅葉》

　　武漢大學中文系《珞珈山》

　　杭州大學中文系《揚帆》

　　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我們》

　　南開大學中文系《南開園》

　　南京大學中文系《耕耘》

　　貴州大學中文系《春泥》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發起人選擇聯合主辦的對象，莫不是有點“好高騖遠”的傾向？高——學校的名望高；遠——都是相隔千裏的外地大學，武漢本地的呢？例如，歷史也頗爲悠久、在中原也頗有聲譽、與武大有瑜亮之争情結的華中師範學院（後來改名爲華中師範大學），我們甚至想都没想到要串聯他們的中文系學生社團；而更近在咫尺、就是樓上樓下的距離的我們武大中文系78級的學弟學妹，當時也組織了文學社團，也有自己的油印刊物，也没有進入我們的聯合名單之列。而後來，正是他們中，出了一個名滿天下的優秀女作家方方。

　　現在反思起來，唉，我們這些年輕和不算年輕的學子，虚榮心甚至勢利心，真不是一點點！

　　八大金剛

　　《這一代》創刊號的編輯部由下列八人組成（排名不分先後）：於可訓、王慶存、趙譽泳、陳晋、王家新、王東昇、張樺和我。這個編輯部成員，就是我們武大77級學生刊物《珞珈山》編輯組的原班人馬，那是係領導和輔導員老師在我們入學不久指定的。本來是稱“編輯組”的，印在《這一代》封底的“創刊號執行編輯”這一欄時，不知怎麽，“組”就昇格爲“部”了。可能也有虚榮心作怪？或者，希望在13校的同仁面前撑一撑場面？總之，連我們自己後來也往往稱爲“《珞珈山》編輯部”了。

　　八人的分工，我記得是完全按照文學雜誌的傳統分類而來的，老於、老王負責小説，老趙、王家新負責詩歌，王東昇負責散文，陳晋負責評論。張樺身爲副組長，除了對稿件内容過問較少之外，其它幾乎所有事務，包括非常繁重瑣碎的外聯、印刷等等，都由他負責了；我擔任組長，主要起統籌、溝通作用。這既指編輯組内部的溝通，也涉及與年級同學（當時年級有黨支部、有兩個班委會）、與校、係兩級黨團、行政和學生會的溝通，甚至還有一些與校外官方機構的溝通。

　　分工不是絶對的，根據稿件情况，臨時會對各人負責的範圍做些調整。我們當時稿件的編選程序，也跟正式文學雜誌的關口類似：各位編輯初選，然後將初選稿件交所有編輯都過目，定期開全體編輯會議來逐篇討論，有些稿件争議較大，全體編輯討論不止一次兩次。

　　我們八位編輯的思想傾向是有差异的——趙譽泳在其回憶文章中有所涉及，但當時對稿件並没有多少根本原則上的分歧，總的來説，争論的焦點往往並不是“稿件好還是不好”，而是“稿件發好還是不發好”。年長一點的如老於、老王偏於慎重；年輕一點的如王家新、張樺偏於大膽。我年齡居中，又處在組長位置，不能不平衡；而我又因爲是校、係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要顧及的方面更多，又時常享有校係黨團領導語重心長的耳提面命，不能不竭力顯得更爲“老成持重”——也就是“世故圓滑”的近義詞吧。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一代》“闖下大禍”，驚動了中南海（下面我將介紹），參與其事的我們八位編輯，難免心中惴惴。八人中，我在籌備《這一代》時已是預備黨員，年級黨支部討論我是否轉正的黨員大會雖然拖了幾個月才開，但仍算按期轉正；其他有四人後來被年級黨支部發展入黨。在畢業分配問題上，係領導更没有對蹦跶得最高的幾個人——編者及寫出犯忌詩歌的作者，在《這一代》的問題上有任何責難和另眼看待，其中好幾個人都分配到了所謂“黨政要害部門”。

　　對比其他大學同學的遭遇，就更清楚我們校、係領導這樣做是多麽不同凡響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學的領導，對《這一代》視爲洪水猛獸，在同學中追查與我們的聯繫，甚至大搞“人人過關”，要求“説清楚”三個問題：從誰那兒得到雜誌？傳給了誰？是否宣揚過雜誌的觀點？貴州大學、西北大學、杭州大學等好幾所高校參與聯合主辦《這一代》的同學，後來告訴過我，他們被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則的話，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甚至還以開除學籍相威脅；許多人的畢業分配都受到影響，明明很有才華者却被分配到了無法施展的單位，檔案中或許還被記上了一筆，多少年難以翻身……與我們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而其原因，不正是因爲這些學校主政者，無法與武大校領導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相比，尤其是無法與先任武大常務副校長、後任校長劉道玉的境界、膽魄相比麽！

　　我後來才知道，有些用人單位來珞珈山挑畢業生時，也把參與《這一代》看成“嚴重政治問題”，表示要進行專門“外調”。劉道玉校長得知後，幾次表示：請他們來找我“外調”好了，我來和他們談。辦學生刊物是學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證明這些學生都是好學生！

　　他揮舞着一本《這一代》

　　張樺文中藏頭露尾地説到《這一代》“驚動數位最高級領導發表嚴厲批評”，“從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負責人嚴厲地批評《這一代》”，我們當時身爲學生，當然不可能與聞高層領導確切地做過哪些批示，有過何種教誨，只是不斷聽到各種小道消息。記得印象最深的一個傳言就是：1979年年底全國城市治安工作會議上，列爲“影響安定團結”的第一件事，是北京的“西單民主墻”；第二件事，就是13校學生跨校主辦《這一代》。還説我們被中共中央調查部（國安部的前身之一）列爲重點調查對象……

　　半年後，1980年8月，我在參加詩刊社“青春詩會”期間，曾去未名湖畔拜訪北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也是一位武漢老鄉。他是時任我們武漢大學學生會主席的胡樹祥的中學同學，胡要我去北京後找他聊聊。北大學生會也是全國學聯副主席單位，他的談吐，果然比我們眼界寬廣和思想深刻。那次他親口告訴我幾個月之前的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北京市直機關負責人的大會。會上，一位領導人代表黨中央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其中有段話：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麽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没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裏邊有没有共産黨員？支持那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産黨員，甚至於還是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如果不立即徹底改正，就必須受到黨的紀律處分！”

　　這位北大學生會負責人當時就在人民大會堂裏聽報告。他告訴我：這位領導講這番話時，手上揮舞的，就是一本《這一代》！

　　我們當然心知肚明：《這一代》哪是什麽“秘密刊物”？但是，在這位領導這麽嚴峻地講了之後，知情並聽取過我們匯報、支持過我們的有關長者不便公開澄清，我們當然就更不便把他們抬出來給自己卸責了！

　　説到這裏，又想起一件往事：我畢業分配到共青團中央宣傳部，没多久就趕上了1983年的整黨，而團中央機關被定爲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系統的整黨試點。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王兆國，有天正式通知我晚上去他的辦公室談話，在場的只有團中央組織部一位女性副部長。王兆國開宗明義，要我在機關全體黨員大會上做整黨對照檢查的典型發言，“你來團中央的表現，我們都瞭解，你都不用談，只談在大學讀書期間參與《這一代》的事。”雖然以前没有多少具體接觸，但王兆國比較瞭解我的經歷，也充分地考慮到了我們辦《這一代》雜誌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環境，他問了一下我的想法，很細、很具體地指出：跨校串聯的做法，違反了有關規定；雜誌中刊發了一些偏激的、觀點有害的作品，造成了不良影響，要求我提高認識，在支部大會上講清。

　　本來我發愁，整黨的對照檢查，我該從何説起？團中央一把手將我的主要問題指點得這麽明確，我先在支部大會，後在團中央機關黨委召開的全體黨員大會上做了發言，發言還上了中直系統整黨簡報（忘了多少期），順利重新登記了。

　　後來我得知，王兆國與團中央組織部商量，選了級别不同、類型不同的三個典型，親自談話，一個是團中央資格較老的部級官員，一個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時任副處長，還有一個剛進團中央才一年多的普通幹部——就是我。

　　三個思想誤區

　　佩服張樺，很有歷史意識——就在爲《這一代》出刊折騰得焦頭爛額之際，他居然忙中偷閒，整理出來一篇《也許這就是中國文學的未來——寫在籌辦〈這一代〉的日子裏》，以十多篇日記的形式記載了經過。從這個標題，隱隱可見引領未來文學潮流的野心。這篇紀實到了今天，真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史料——或許進不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但一定可以進中國當代學生社團史、學生運動史，甚至，中國改革開放史。

　　張樺在文中談到1976年天安門詩歌《告别》的作者，時任復旦大學《大學生》雜誌負責人景曉東的批評：《這一代》第一期“過激了”、“過急了”，這一意見，我也曾聽到更多關心我們的師友用不同的語言表述過。第一期的作品，側重在直面現實、干預生活，而在重視文學創作本身的規律、推動多元創作，確實不够，用王家新的話説：雖然上大學後“現代主義”已開始對我們起作用，但籌辦《這一代》時，我們則一致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這本雜誌因部分作品被停印而殘缺，張樺文中解釋過：很倒霉，被停印的恰恰並非更過激的作品，如此更突出了其缺陷，加深了人們的誤解。

　　此外，反省起來，還有我們思想上的三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我們——首先是我——太急於造成“一砲打響”的轟動效應了，太想跟上甚至引領知識界龢民間那種争先恐後看誰説得更尖鋭、更大膽的情緒了。我們瀏覽過那麽多各校刊物，深知大學生的作品固然多在一般發表水平綫之上，但是鋭氣有餘，才力尚缺，要想拿出一大把在藝術上獨樹一幟、一鳴驚人的作品，幾乎不可能；那麽這個“頭胎兒子”，要想一呱呱墜地就名震四方，打響名號，也打開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的影響，就只能寄望於在思想、政治上“初生牛犢不畏虎”、勇闖禁區了。須知那個年代，民衆、讀者、大學生，看重的都不是藝術創新，而是思想解放。正如當時引起巨大争議的軍隊作家、電影《苦戀》的作者白樺在台上朗誦詩，吼出一句“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就能贏得如雷掌聲……

　　第二個誤區，是我們——首先是我——希望通過這本文學雜誌，發出我們大學生的聲音，匯入“啓蒙者”的行列，去推動變革現實的沉重車輪。這本身也不能算錯，但是在思想深處，還是没有擺脱將作品看作“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這種狹隘、陳腐的文藝觀念——當時有一個説法，稱之爲“階級鬥争工具論”，只不過我們是將文藝的“投槍匕首”换了一個方向而已。

　　而這，又跟第三個誤區有關：我們——首先是我——執着於“這一代”這樣的集合概念，在潜意識中，總是想象着、期望着：這一代人，聚成一股洪流，“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脚踏着祖國的大地，揹負着民族的希望”，浩浩盪盪，萬衆一心，去衝擊中國的專制、封閉、腐朽、保守的意識形態桎梏，走向現代化的明天……

　　大謬！這一代思想解放，冲破“大一統”的枷鎖，難道應該走進名目不同的另一種“大一統”？難道這一代不正應該破除“擰成一股繩”的迷思，高懸“多元化”的旗幟，創造百花齊放、百家争鳴、讓思想自由遨遊、讓創造力恣意發揮、讓個性充分舒展的空間？這才是中華民族能够和平崛起、匯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人間正道”！

　　歷史是無法改寫的。今天有這樣的認識，已經無法糾正我們當年的幼稚、失誤。不過，必須公平地説，我們當年的幼稚、失誤，與别的年景、别的國度的大學生的幼稚、失誤相比，更具有“只此一家、别無分店”的特徵，打下的是那個社會剛開始轉型、思想文化正在復蘇的特定的轉折過渡時期的烙印。這裏寫下這些，搶救我自己正加速退化的記憶力，也希望爲後人提供一點前車之鑒。

　　高伐林自述：

　　20歲時寫自述，我會以“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緑玉杖，朝别黄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自况；年過而立寫自述，我會抒發“却將萬字平戎策，换得東家種樹書”的憤懣；不惑之年寫自述，我會傾吐“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的無奈和超脱；但過了花甲再來自述，就有點不尷不尬，茫然得很。

　　人貴有自知之明。對於我不是什麽，我很有自知之明；對於我是什麽，我可毫無自知之明。至今還有人在我的名字上冠以“詩人”，總是使我有冒領頭衔的心虚情怯，總要解釋“這是個歷史的誤會”——在那個真正的詩人還被埋没、還没有出頭的年代的某種“瓜菜代”而已。後來我想，我寫什麽又不是歷史的誤會？

　　我敢説，我這半生所寫過的文體，若論種類之多，舉世罕有能匹者。從在武漢上初中時給身爲名醫的姑姑和父親，推敲誠懇謙卑又滴水不漏的“四清自我檢查”，到在江漢平原插隊時一燈如豆奮筆疾書訪貧問苦記録和隊史村史；從在鋼絲繩廠當學徒時給老“摇繩工”捉刀填入黨志願書，到在武漢東湖之濱起草豪氣干雲的學生油印刊物的“發刊詞”和階梯式朗誦詩；從在青年機關十易、百易其稿代寫高屋建瓴、筆力千鈞的《人民日報》社論和中共中央批語，到後來擔任創作員時炮製萬人文藝演出的報幕詞和電視片脚本；從給美國中餐館開張大吉和節日酬賓寫舌燦蓮花的工商新聞，到主編時論雜誌寫煞有介事的編者按和照片説明……相聲情詩絶交信，方案總結預算表，賀詞訃告録像片，傳記年譜自辯狀，口號批語説明書，唐代名詩譯白話，美國兒歌翻中文——舉凡你想得出來的文體，我幾乎全都寫過，没有寫過的，大概只有最高法院的判决書和總參謀部的作戰命令了。

　　什麽都寫過，當然不意味着什麽都寫得好，否則就跟蘇東坡和達·芬奇一類大師比肩了。我只是一個平庸的萬金油！能自我安慰的只是有時間漫讀詩書，有機會與海内外作家和學者經常接觸，從而不斷地解放思想，開拓視野，反思歷史，研討未來。

　　一晃到海外當自由撰稿人已20多年，期間斷斷續續在海外多家中文地方的或標以“全球”的報刊、網站當過主編、主筆，參與過海内外一些出版社的策劃編輯，又趕潮流當了網絡視頻節目的主持人，專注於歷史課題——雖然觀衆給以好評，却都是“賺不了錢賺吆喝”，難有國内“網紅”那樣令人艷羡的高收入。好在身爲美國一家公立圖書館館員的老婆不嫌棄，雖然她那份工作也只是“旱澇保收低産田”，但她業餘翻譯，勤儉持家，對我挣不挣錢、挣多挣少都不在乎。獨生女兒在紐約一家律師樓工作幾年之後跳了槽，現在美國聯邦衆議院當律師，參與辦過一些大案要案，也没躭誤了讓我昇格當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