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當年寫《愛》，我只想告訴你我的真實思想。30多年了，與其説我是在等待對這首詩的正確評價，不如説我是在等待對那個年代的正確評價。在歷史的長河裏，《愛》渺小得如同一朵浪花。

　　一

　　1979年“七一”前夕，武漢大學中文系爲迎接中國共産黨建黨58週年，擬在學生（當時有77級、78級兩個年級的學生）中舉辦一次詩歌朗誦會暨詩歌創作比賽，分管學生工作的黨總支副書記石國臻專門作了動員。

　　我雖不會作詩，可當過幾年廣播電台的文學編輯，曾發起和組織過多次詩歌朗誦會，那時，朗誦詩頗受歡迎，國家稍有大事，作爲喉舌的廣播電台必須組織詩歌朗誦會予以配合，高伐林、王漢廣、胡發雲、董宏量、江少川等武漢的年輕詩人都曾應邀爲我們電台的詩歌朗誦會寫詩，耳濡目染，我也漸喜歡上朗誦詩這種形式，喜歡馬雅可夫斯基和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激動時，也能寫上幾行濫竽充數。加上文革剛剛結束，親歷了文革全過程，目睹了我們曾全身心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文化和國家、人民帶來的毁滅性的灾難，心中很有想説點什麽的衝動，不吐不快。恢復高考後大學中的民主氛圍也提供了能説這些話的環境。於是，一些話從我的腦子裏蹦了出來。我將它們清理、分行、押韵，没用多少時間，便完成了它，我給它取名：“愛”。

　　係裏同學中，普通話説得好的當然是從北京考來的同學，我選擇了張安東幫我上台朗誦，他從北京來，普通話標準，更因爲他的思想和生活都不一般，有點出格，這首詩裏所表達的思想也出格，他朗誦比我自己朗誦效果肯定會更好。

　　“七一”前的一個傍晚，全係的學生都集合在中文系的大樓前，武漢大學中文系迎接建黨58週年的詩歌朗誦會在這裏舉行。張安東朗誦了這首詩，朗誦完，有點掌聲，並不熱烈，但“轟”地一下的議論聲却不斷，擾亂了嚴肅的頌黨氣氛，影響了下一首詩歌的朗誦。在廣播電台積累的組織詩歌朗誦會的經驗告訴我，張安東的“嬉皮士”風格與這嚴肅的政治抒情不合拍。當然我還是很感謝安東的，我的詩是通過他這個“載體”走向了同學，走向了社會。

　　接下來是評奬。《愛》落選了，並受到許多責難和非議。我也是評委之一，聽到這些不同意見，我當然不能反駁與辯解，只是感到心中難受和不平。思想解放還剛剛開始，雖然恢復高考後走進大學的77級、78級同學思想都很超前，但禁區還很多，仍然有時代留給大家的思想禁錮，馬上要同學們認可“對領袖也可以批評”的觀念，爲時甚早。

　　對於這首詩的落選而心中不平的當然不止我一個，許多同學向我作了表達。反應較强烈的是這次朗誦會的組織者之一、係學生會學習委員、亦小有名氣的年輕詩人王家新，他在我們學生宿舍——“老八舍”的一面空墻上貼出了一篇文章《不平則鳴》，對《愛》所受到的非難進行了反駁，對《愛》所表達的思想進行了辯護。一石激起千層浪，它引起了同學間對《愛》的更大的興趣和争論，同住在“老八舍”的歷史係77級、78級同學亦受感染，紛紛參與争論。飯桌旁，寢室裏，特别是在“老八舍”空墻的大門邊，都能聽到激烈的辯論，不亞於文革中兩派的争論，但絶没有那種揮舞“大棒”，亂戴“高帽”，人身攻擊甚至動粗的舉動，這對剛剛走出文革、走進改革的大學生們無疑是非常有益的，對解放思想無疑有推動作用，校方和係裏對此采取了樂觀其成的態度。

　　在王家新貼出《不平則鳴》的第二天，一些同學亦隨聲響應，貼上了支持的小文，如沈睿（那時她還叫沈瑞花）等，持不同觀點的同學高伐林等在同一面墻上貼出了針鋒相對的文章，用毛澤東關於判别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爲據，批評了《愛》的錯誤，當然行文方式也絶無文革遺風，而是力争以理服人，對作品不對人。許多同學還隨手在這些文章上評點。王家新見狀，便從係裏要來紅紙，在那面墻上圍貼了一圈大紅框，在墻頭上寫出了“争鳴園地”四個大字，讓同學們隨意往墻上貼文章。第三天，又有同學於可訓貼出了一篇《大白菜》，表明瞭中間立場，並評論《愛》在藝術上的不足。至此代表三種觀點的文章全部登場。這是一場很有趣的争論：“香花”、“毒草”、“大白菜”，三種觀點針鋒相對，各不相讓，而且三種觀點的代表人均是優秀學生，也是後來走向社會後成就斐然的知名作家、評論家。文明的争論，理智的交鋒，特别是那點到爲止的刀光劍影讓我激動不已，也反映出我們這一代大學生認真坦盪的人格品質和探求真理的執着精神。很快，消息傳遍外係、外校。外係同學紛紛來到“老八舍”參觀我們的“争鳴園地”。後來，《愛》又登載到了我們中文系的77級學生油印文學刊物《珞珈山》第五期上，還同時配發了三篇不同觀點的文章，更引起社會和外地學校的轟動。那一段時間，我每天收到幾封甚至十幾封來信，多有鼓勵，也不乏謾駡與攻擊，我還多次接待來訪者。

　　創辦《這一代》時，我和王家新都是編輯，負責詩歌作品的編選，我便給自己開了個“後門”，將它放進了《這一代》初選篇目，後來其他編輯没有發出异議，此詩就在《這一代》創刊號上刊出了。

　　二

　　這是一首什麽樣的詩，當時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應？走過了30多年，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讀讀它又作何解？

　　原詩如下——當然不能作一字一標點的修改：

　　愛

　　如果有人問：你最愛誰？
　　有人回答：最愛領袖是人民的天職。
　　而我，却在心裏偷偷地想：　
　　我，最愛自己的妻子。　

　　愛情摻不得半點虚假，　
　　不像報紙、雜誌上的那些頌辭，　
　　誰用裝點過的愛情去愛妻子，
　　對不起，生活會償還他一杯苦汁。

　　不要指責我眼光短淺，
　　不要以爲我胸無大志，　
　　試問，一個不懂愛情的人，　
　　怎麽會真愛黨，愛人民，愛同志？

　　在那萬馬齊喑的日子，　
　　没有妻子，我會活活憋死，　
　　是她，敞開胸懷擁抱了我，　
　　積壓的感情，才找到傾泄的位置。

　　向她，我敢哭被害的忠良，
　　向她，我敢駡當權的騙子，
　　小房内，愛和恨才能縱情傾吐，
　　檯燈下，真理和謬誤才被真正認識。

　　我最愛自己的妻子，
　　這愛，誰也無法制止，
　　不用泪水，不用頌詞，
　　更不用“生命和鮮血”式的山盟海誓。

　　愛她，因爲她對我忠誠，
　　愛她，因爲她對我無私，
　　我想，如果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
　　人民一定會向他獻出愛的果汁。

　　别怪我用剩餘的愛去愛偉大的人物，
　　愛，經過陶冶更純潔、更真摯，
　　它能迸發出千萬卡熱能，
　　如果需要，它可以把對妻子的愛全部抛擲。

　　1979年6月於武漢大學

　　許多人説它是一首愛情詩，説它敢於冲破俗見禁忌，“露骨”地表達對妻子的愛，表現了作者對愛情的忠貞與專一。比如，當年是某大學77級學生薑紅偉説：“1979年10月，武漢大學趙譽泳同學發表的詩歌《愛》，對剛剛撥亂反正的思想陣地來説，如同扔下一顆重型砲彈，激起强烈的反響，有的訓斥，有的歡呼。被文革禁錮了十年之久的愛情天地，終於被打開重門。11月，學校學生會和團委發起對詩歌《愛》的大會商，會商文章被刊登在校刊《映山紅》第三期上。某周日，男女同學七人，聚於楊府殿前之大樟樹下，就《愛》各抒己見。”

　　再如我們班早逝的同學陳忠曾説：“我們年齡相仿，走過相同的路，你我感受一定相同：它是曲折的。由於你懂得‘愛’，因而不管它（多麽曲折），總是周身焕發着生氣。”班裏有女生説：“在這個世界上，人們都能像您那樣懂得愛該多好啊！”

　　愛情這個備受年輕人追捧的敏感又永恒的話題，牽引着當時許多同學將《愛》的主題定位在愛情上。或許是這些同學在主觀上不願意再深入一步，去探討它的内涵？那一步是復雜艱險的，布滿陷阱，他們不願意去踩踏它，文革中的各種悲劇慘案還留在他們的腦際。倒是“毒草派”們看到了它的要害，客氣地批評《愛》的矛頭指向有偏差。

　　是的，無可諱言，《愛》是一首在愛情的掩護下的政治抒情詩。表達的正是今天我們可以大膽地展現並爲現實認可的思想——民本思想。“如果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人民一定會向他獻出愛的果汁。”反之，如果你不愛人民，人民將給你一杯“苦汁”，這是我對生活的感悟，更是社會發展的辯證法。每一個公民都有選擇對領袖愛或不愛的權利，《愛》中的愛雖只是一種個人選擇，億萬個這種選擇集中起來，就是民意，就是人民的選擇。盡管這種愛與不愛的選擇是無形的，它却比有形的東西具有更大的力量，是有形的選擇的基礎。

　　今天，從“以人爲本”到“以民爲本”已不只是口號，而是我們國家工作的基本準則。有家才有國，有國才有家，國是大的家，家是最小國，一個家庭，有愛才能信任，才能長久，才能幸福；一個國家，如果領袖缺乏對人民的愛，視人民如草芥，視民生爲兒戲，進而玩弄人民於股掌之上，欺騙人民於權勢之中，人民怎麽會去愛他們的領袖呢？人民不是愚民，你愛不愛我，我心中自然有數，象妻子愛不愛丈夫一樣，這種愛是“不用泪水，不用頌詞”，更不用“生命和鮮血式的山盟海誓”的。同在一個國家生活，人民會象感覺到陽光與空氣一樣很容易感覺得到那種愛是否圍遶在自己身邊。如果没有了人民對領袖的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被千年曆史屢屢印证了的再淺顯不過的道理。

　　《愛》表達了這個道理後，進而發出了“如果需要，它可以把對妻子的愛全部抛擲”的誓言，是在表達對可愛可信的領袖的忠誠，闡發可以舍小愛而顧大義的正氣。

　　當然，它所要闡述的内容還不僅如此，餘言難盡。

　　也許我的有些同學現在還不能接受以上表達？但願他們都能接受，因爲他們，是77級。

　　三

　　《愛》發表後，争論激烈，我却没有感到對我的大學生活和學習帶來什麽壓力和影響。等到四年級下學期，馬上要畢業了，它却給我惹了禍。年級黨支部準備發展最後一批黨員，我是發展對象之一。我很早就遞交了入黨申請書，若能趕上最後一班車，也是我的幸運。

　　但事情並不簡單，我的入黨介紹人受支部委托與我談話，告訴我，因爲《愛》這首詩而讓我的發展問題一直受阻，今天雖然同意我的申請，但有一“必須條件”，是我要對《愛》作出“深刻檢查”。

　　對此我很突然，兩年的學習生活風平浪静，我已淡忘了它，重起波瀾，讓我一時難以接受，没想到在思想解放的今天，這首詩對我的政治生活還有如此重大的影響！難怪我周圍許多同學紛紛跨進黨組織大門，而我仍徘徊在外，我一直在自身上找問題，努力克服缺點，創造條件……原來如此啊！

　　看到了我的猶豫，介紹人耐心地給我做了很多工作，還好心地告訴我：“將來走進社會，如果不是黨員，就缺乏發言權，什麽事都做不成。”他雖然代表着支部與我談話，我聽得出，這句話却是作爲朋友的肺腑之言。經過再三考慮，我同意在鑒定會上對《愛》作出檢查。但支部通知我：必須是書面檢查。

　　於是，我違心地在《愛》中尋找“錯誤”——還不能找“反動”，只能找可以改正的“錯誤”，“錯誤”最好是“認識”上的。因爲若找出“反動”，當然是不能入黨的；而找出“認識”上的“錯誤”，那便是可以改正的。這難度，竟然比我當年創作《愛》還要大得多，但我必須費盡心思、搜腸刮肚地找。我拼凑了四條，雖有重復，也得凑個四條吧。四條的内容，我現在也實在回憶不起來。鑒定會上我將四條一念，雖還有反對意見，但少數服從多數，我才得以過關。

　　其實，我還是想得過於天真，這一道明關雖過，却給我今後的政治生涯設下了道道暗卡。入黨志願書將會放進我的人事檔案，而志願書中放有我的書面檢查，犯了一次嚴重“錯誤”的檢查。它將伴我終生，而中國又處在特别看重人事檔案的時期，一旦有什麽好事壞事，都會翻出檔案來看看，找出有利或不利於當事人的根據。

　　我無從驗证畢業後在工作崗位上能看到我的檔案的人，對我干過好事或壞事没有；無從考察在我人生的幾個關鍵時刻，這首詩是否起到過有利或不利的作用；無從推測後來政治生活的一些波動是否受到了書面檢查的影響……今天，我已退休，一切都過去了，它對我再也不會有任何作用，它成爲了一段歷史記録，一段有趣的、值得回味的往事，一段關於“愛”的故事。我無意責怪誰，也無從責怪誰，中國像“竇娥冤”那樣的冤屈多了去了，我這算個什麽呢？何况我已退休多年，“春風不度玉門關”了。我也可以像旁觀者一樣，輕鬆地看看它，一笑了之。如果不是今天我們年級要出書將這一頁重新翻開，我都會忘記它，有誰會記起呢？

　　面對它，我無怨無悔，因爲我説的都是真話。

　　2011年6月武漢

　　附：關於《愛》的討論

　　《珞珈山》編者按：今年（1979）7月1日，趙譽泳同學以自己的習作《愛》參加了詩歌朗誦比賽。雖然這首詩經過評選小組幾次討論，都未能列入優秀作品，但在廣大同學中却引起了强烈反響，以至期末考試迫近，都不能减弱大家争鳴的熱情，在社會上也激起了不同的反應。

　　我們認爲，對《愛》進行深入討論，有利於發揚藝術民主。深入探討有關的文藝理論問題，進一步繁榮文藝創作。爲此，本期《珞珈山》特選編代表不同觀點的三篇評論文章，供同學們參考。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解放思想，積極參加《愛》的討論。

　　在法庭上

　　◎ 王家新

　　出庭人員：法官、被告人，被告人的律師，控告人

　　證人：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全體學生

　　時間：1979年7月中旬

　　畫外音：“愛”——是人類文學史上的所謂永恒主題之一。也是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必然要碰到並解答的人生課題。歷史從來不白白走過，在經過十多年的文化（準確説，是武化）大革命之後，《愛》的作者坦率地交出了一份很“出格”的關於“愛”的答卷。於是，它很快被提交到法庭上……諸位觀衆，這種文藝法庭到中國來了，還是第一次開張。因此，在電視台實况轉播前，特意提醒你們請注意到它的歷史意義！

　　法官宣佈開庭：被告人聽着，有人控告你的《愛》在政治傾向上犯了嚴重錯誤，理由是：第一，你宣佈最愛妻子而不是最愛領袖，先愛妻子而把剩餘的愛給予領袖；第二，此詩懷疑毛澤東同志是否對人民忠誠無私……

　　全場頓時嘩然！

　　被告人申辯：“法官先生，對於這個控告我是感到很意外的，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又是無所畏懼的，因此我請求允許我現在就開始爲自己申辯。諸位，我請你們注意而且你們也注意到了，《愛》不是一首愛情詩，而是一首政治詩。我之所以寫它，也並非是爲了慰借一下自己的妻子，而是爲了獻給我的人民。是的，天安門廣場上的英雄呐喊得好：‘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我們信仰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的人民再也不應該跪伏在偉人的脚下盲目地向他獻上肉麻的頌詞，而應該像歷史主人公那樣站立起來，對自己的領袖進行考察和檢驗，並向領袖提出正當的要求。可以説，這就是我的創作動機。在具體搆思上，我采取的是提問式開頭，‘你最愛誰？’我本來一開頭就想頂回那種‘最愛領袖是公民的天職’這種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愚昧的回答，但考慮到這是詩，不是辯論詞，因而暫時避而不答，而是另辟蹊徑，抒寫了對自己妻子的愛情。而實際上當讀者讀到詩的倒數第二段時，就會恍然大悟：‘哦，原來作者看起來是寫對妻子的愛情，實際上却由此及彼，提出了人民熱愛領袖的前提和標準問題，即：只有當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時，人民纔可以向他獻出愛情的果汁。政治上的信仰只能靠真理的光輝來吸引，不能用政治的力量來征服，我想，如果讀者悟出了這一點，他們自己就會起來擺脱那種‘最愛領袖是公民的天職’這種新皇權主義的束縛，我這首詩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同時，讀者如果悟出了這一點，就會明瞭詩中並不存在什麽‘最愛領袖還是最愛妻子’這一類選擇。我雖然寫了兩種愛，但並不是使兩者對立起來，而是聯繫起來，由此及彼，通過寫愛情來回答如何愛自己的領袖的問題。這樣控告人施加給我的第一條罪狀，也就不攻自破了。”

　　場内又一陣哄響。這時，從證人中給法官遞上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請被告人不要得意！你既然説不存在着‘最愛誰’和‘先愛誰’之類的選擇，那爲什麽的結尾不打自招地説，‘用剩餘的愛去愛偉大的人物’呢？試問，這是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法官當即公佈了紙條上的内容，所有的人又“唰”地把目光投向被告人。

　　被告人申辯：“這位勸我不要得意的人倒是自己要冷静一些才好，你剛才引用我那句詩時，爲什麽要把前面的‘别怪我’三個字掐掉呢？尤其是這個‘怪’字，在這裏可以起到‘指責’、‘以爲’、‘詫异’等作用。如果是完整、細心領會我的意思的話，那麽它就應該是，不要指責我是在用剩餘的愛來愛偉大的人物，我並不是先愛妻子，後愛領袖，最愛妻子，次愛領袖，不，不是這樣的！我用來獻給領袖的，是經過陶冶了的更純潔、更真摯、能够迸發出千萬卡熱能的愛！豈止是如此，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把對妻子的愛全部抛擲，就如張志新爲了真理而把對丈夫的愛全部抛擲了一樣。對了，也許有人會這樣説，詩的開頭在别人回答‘最愛領袖是公民的天職’，你説最愛自己的妻子；詩的結尾却忽然要把對妻子的愛也用來獻給領袖，這不是前後矛盾，邏輯混亂嗎？好吧，還是讓我點明一下，詩的開頭之所以提出最愛妻子，是爲了從中提出人民熱愛領袖的前提這個問題，詩的結尾之所以又説在必要時犧牲對妻子的愛，又是以領袖達到了前面一個前提爲前提的。一前一後，相互映襯，它們説明瞭我的全部思想：人民對自己領袖的愛，不應該是盲目的愚昧的，但又應該是熱誠的——如果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的話。這裏，我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和明晰的嗎？那些指責我邏輯混亂、思想矛盾的同志，又是在使用的哪一家的邏輯呢？”

　　控告人出場答辯：“邏輯家出庭倒在其次，同志們，我們現在必須抓住《愛》的要害和實質來談。諸位，我以爲不能逥避政治問題，不是硬扯，而是必然牽涉到！《愛》的政治問題在哪裏呢？就在於作者雖然是泛指一切人民的領袖，實際上是特指‘文化大革命’中的領袖，這樣，《愛》是犯了兩個明顯的政治傾向性錯誤：第一，認爲毛澤東主席没有對人民忠誠無私；第二，必須注意，領袖是復數，是整體，是集團，這樣，周總理、鄧副主席、華國鋒總理、八大軍區司令……如此燦爛星漢也被列進對人民不忠誠無私之列！同志們，這兩條之中的任何一條都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律師出庭：“同志，請息怒！我以爲你無端地給《愛》扣上兩個罪名，然後又被這罪行氣得發怒，這是很不合算的，因而也是不够聰明的。當然，我佩服你把列寧關於領袖是一個集團的教導背得爛熟，但很不幸，你只是僅僅止於此！諸位，領袖是一個集團，這是真理，但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誰把真理當一回事兒？誰把領袖當作一個集團？如果有哪一位作者，居然敢歌頌除特定人物以外的任何一個人，縱然這個人是周總理這樣的人民領袖，也會被視爲异端。因爲在‘四人幫’看來，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朕即國家’，你把領袖當作一個集團，就是‘多中心論’，就是‘分裂以XXX爲首的黨中央’。控告人同志，如果你不得不承認這是鐵的事實的話，那麽，你會緊接着不得不承認你給《愛》所下的第二個罪名的荒謬和可笑！”

　　“好吧，現在就讓我們再來看控告人給《愛》强加的第一個罪名——認爲毛主席没有對人民忠誠無私。我認爲這樣做，如果不是歪曲作者的願意，也起碼來説和作者的原意相差甚遠。第一，詩是正面假設，不是反面疑問，更不是否定句式，即我們不能把‘如果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歪曲地理解爲‘難道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嗎？領袖對人民是不忠誠無私的！’而控告人竟這樣理解了，這是令人遺憾的！第二，同時我們還承認，‘如果領袖對人民忠誠無私’是正面假設，但和正面肯定的口語畢竟還是不同，這就是説，它畢竟有一點懷疑的意味。那麽，應怎樣來看待這種懷疑呢？我們認爲：正確的懷疑是獨立思考的表現，是從禁錮人們思想的陳舊框子中解放出來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對真理的不停頓的一種探索。可以説，從迷信到懷疑，從懷疑到覺醒，這正是我們這一代走過的路，對錯誤的東西持懷疑態度無疑是正確的。對正確的事物能不能懷疑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爲人們對真理的接受同樣要經過實踐，要有一個過程。我在這裏可以講，即使《愛》對毛主席是否忠誠無私於人民多少有一點懷疑，這也是無可非議的。因爲，第一，人民有權力時常檢查並懷疑自己的領袖，這是由我們無産階級政黨的性質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所决定了的。第二，經過十多年的大灾大難，人民不得不懷疑領導着這個大革命的領袖，歷史必然要把一串又一串的‘爲什麽’推到人民面前，並要求他們作出解答。第三，從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來講，‘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包括領袖在内，都可以‘一分爲二’。周總理早在1949年就批判了那種把領袖宗教化、偶像化的傾向，指出把毛澤東‘當成了一個孤立的神，那是封建社會、資産階級社會所宣傳的領袖’。因此，對領袖要實事求是，作恰如其分的評價，不能當作‘完人’來歌頌，也不能歪曲歷史以吹捧領袖，甚至把領袖的缺點當作偉大來歌頌。一些反對《愛》的同志也可能是對毛澤東同志具有檏素的階級感情，但這些同志大可不必擺出一副‘唯我獨愛領袖’的架勢。歷史證明，在對待領袖的問題上，僅僅具有檏素的階級感情是遠不够的。九届二中全會上有些人跟着林彪起哄一事就雄辯地證明瞭這一點。無論從《愛》的整個思想情調來看，還是抓住某一句硬扣住不放，我想都得不出作者要否定毛主席的意思，他只不過是在詩中没有正面地讚頌和肯定而已，但這决然不能在否定和詛咒之間劃上等號。有人硬要在這方面做文章，這是不好的。我想即使作者在詩中明確寫出了他對毛主席的懷疑和批評，我們不同意，就説不同意這種懷疑好了，爲什麽偏要把别人的作品稱之爲‘在政治傾向上犯下了嚴重錯誤’呢？莫非你們就是天生的裁判官？讓人民和歷史爲這首詩作出應有的評判吧！我們誰也没有爲這首詩過早地下政治結論的權力！法官先生，我的辯護完了。”

　　畫外音：控告人出場似乎要説點什麽，恰在這裏，時間到了。許多人很不滿意地走出了法庭，因爲他們還不知道對《愛》到底將怎樣處理。但他們畢竟是幸福的，幾千年來，中國文壇上第一次開張的文藝法庭，留給他們的印象太新鮮、太强烈了！

　　各位觀衆，明天上午將繼續轉播文藝法庭上的實况，歡迎你們收聽觀看。再見！

　　談《愛》

　　◎ 張立偉　楊厚蘭　高伐林

　　對於趙譽泳同學的《愛》，讚揚者有，批評者有，我們是後一種。

　　對這首詩某些章節的贊賞，我們並不亞於有的同學。但十分可惜——那裏有一匙焦油，它弄臟了整個畫面，我們在整體上對詩持否定態度。

　　這首詩不是談湖光山色，鳥語花香，而是談對妻子的愛和對領袖的愛，而對妻子的愛，又不是建立在單純生理基礎上的性愛，而是愛情。愛情，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不同於性愛，它既有生理基礎，又有思想基礎。趙譽泳同志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對妻子的愛，强調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之上，而且是在哭忠良、駡奸臣，認識真理謬誤這個階級感情的基礎之上。很明顯，詩中談的是政治問題，既然如此，我們評詩，就不能逥避政治問題，不是硬扯，而是必然牽扯到，逥避開就講不清楚。

　　現在的問題是，同是建築在階級感情上的愛，妻子和領袖，應最愛誰（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兩者才有共同點，才能比較，除此則不能比較，趙譽泳同志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比較）我們認爲，應該最愛領袖。在目前的社會裏，家庭作爲社會的一個經濟細胞，不能脱離經濟和社會。個人愛情的是否幸福，不能脱離整個階級的命運。對整個階級的愛，對階級利益、階級成敗的關心理所當然要高於對妻子的愛。而領袖，當他的確來自階級和人民，而又忠心爲階級和人民的時候，他既是普通人，而又集中代表着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這時候，愛領袖，是同愛階級愛人民一致的，就是説，應該高於愛妻子。有的同志説，詩裏的妻子不單是妻子，而且是人民的化身（或“集中代表”，或“象徵”）。我們不同意，詩本身也不贊成，詩中説，“如果需要，他（對領袖的愛）可以把對妻子的愛全部抛擲”。妻子是妻子，詩意十分清楚。妻子變了人民，一堆糊涂賬就擺在每個人的面前，我們還是忠實於原著，不要去給妻子“加官進爵”吧。

　　這首詩着重寫了萬馬齊喑的日子，也就是説，詩除了泛指，還有定指，那麽我們同樣不能逥避這個特定的歷史環境，忠良被害，騙子當權，真理謬誤大顛倒，這種日子，莫過於“文化大革命”了。這段時間，是不是妻子比領袖更可愛呢？我們不這樣認爲。必須注意，領袖是復數，是整體，是集團，周恩來嘔心瀝血，鄧小平拍案而起，華國鋒受命於危難之際，八大軍區司令陳兵决光明中國與江家鋪子之雄雌——這樣的領袖，多麽難能可貴！詩中説，愛妻子，因爲能向他傾吐愛和恨，認識真理謬誤。不錯，這樣的妻子是值得愛！但是比起這些立下豐功偉績的領袖（馬列主義並不否認個人的作用，只反對夸大個人的作用），誰應該擺在“最”的位置上？（在同一角度，這個位置上只能擺一位）我們認爲是領袖，换句話説，不是妻子！因爲是領袖拯救了整個階級和國家，包括階級的全部成員，“我”和“我的妻子”——“拯救”一詞頗刺眼，似有救世主之嫌，其實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我們説的是人民産生領袖，領袖運用人民給予的職權和集中人民的力量，加上自己的才智引導人民前進或使人民免遭損害。這種情况在關鍵時刻越明顯。有人説，當時只認爲毛澤東同志是領袖，我們説，不，詩寫在現在，不是當時，現在這個理論迷霧已經清除。同時，就算把領袖理解爲毛澤東同志，詩也是錯誤的。我們不否認，毛澤東同志是一個有錯誤的領袖，而且後十年中犯有較大錯誤。但是，通觀他的全部歷史，錯誤比起功績畢竟還是小得多。那麽是不是因爲他有錯誤，而妻子没有錯誤（這是不可能的，姑且假設一下）就更愛妻子呢？不，要知道，我們對領袖的愛，是集中體現着愛階級、愛國家，這種愛，不是母親對兒子的溺愛，不是信徒對耶穌的崇拜，而是建築在階級感情上的理智上的熾愛，只要領袖不是背叛了階級和人民，不是錯誤超過了功績——如果是這樣的領袖，就應該打倒抛棄，任何一點温情和愛，都是極端的錯誤，如果不是，那麽，肯定領袖的功績，批評、糾正領袖的錯誤，正是愛的表現，正是人民的責任，階級一員的責任，對毛澤東同志應作如是觀！這裏絲毫不存在如一些同志所説的，“一般説來愛領袖高於愛妻子”。這些同志是對“愛領袖”做了不正確的理解——不清楚什麽愛和怎樣愛。這個理論混亂，也爲趙譽泳同志所具有。形諸文字，就是把領袖和妻子擺錯了位置，而這是統率全詩的關鍵，一搞錯，就成了“弄污畫面的一匙焦油”。

　　説了這樣多，是不是叫大家寫情書，一律把“最最心愛的妻子”全改成“次等心愛的妻子”，唱情歌“天下人兒萬萬千，我就只愛妹妹你”改爲“天下人兒萬萬千，愛了領袖，回頭愛妹妹”，我們還没有這樣發呆。馬克思也説過他最愛燕妮，這怎麽理解？我們認爲這是從愛情的内涵上談問題，在無數的同志之愛裏面，選擇一個作爲終身伴侣，傾注以忠誠和愛，這是愛情。這種愛情，能不能同愛領袖之愛相比呢？不能！因爲愛情中包括體態的美麗，旨趣的融洽，性格的投合，無數花前月下的柔情蜜意，這都是對領袖的愛所没有的。在這個其他没有的角度上談“最愛妻子”，我們認爲無可非議，如果再從階級感情的基礎上來談“最愛領袖”，因爲是從不同的角度談“最愛”，兩者是並行不悖的。

　　愛是一個抽象的字眼，它具體又分爲夫妻之愛、父子之愛、同志之愛，愛山水、愛花鳥、愛祖國……每一個領域裏，都可以而且必然有自己的“最愛”，我們並不一般的反對“最愛妻子”的口號，反對的只是趙譽泳同志這首詩中的觀點。這詩先提出問題，接着談愛情，而又着重談了愛情中建立在階級基礎、思想基礎之上的一部分，再將這部分同建立在同樣基礎上的領袖之愛相比，然後論证了自己的觀點。由此可見，整首詩是用完整的結構提出了一個政治問題，評論它，就不能只從個别字句上、藝術上看，而必須從整體上看，引進“正確”與“錯誤”這對認識論的也是政治的範疇來考察。擺事實，講道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既反對這首詩得奬，同樣反對不加分析，粗暴地給這首詩扣上“毒草”“反動”的大帽子，胡亂使用敵我矛盾的範疇來對待藝術問題、政治問題。我們只是認爲：這是一首在政治傾向上存在嚴重錯誤的詩，没有肯定（或否定）更多的東西。

　　有的同學認爲這首詩好就好在説真話。我們認爲，在人民内部，真話與假話比，真話好，正確的真話與錯誤的真話，前者更加好！我們認爲這首詩不正確，或者説，是説了不正確的真話或表達了不正確的思想感情。趙譽泳同學和其他同學同樣可以認爲我們的話不正確。言論自由，有寫作的自由，有批評的自由，有反批評的自由，如此而已！

　　大白菜

　　◎ 於可訓

　　趙譽泳同學的詩——《愛》引起了一場激烈的争論，雙方各持己見，相持不下。在這兩軍對壘的戰場上，我甘做“第三種人”，也出來説幾句，以就教於各同學。

　　首先，我要説，《愛》是一棵大白菜。説它是大白菜，是因爲它不是人參、 燕窩、肴中珍品；它又不是臭腌菜、爛蘿蔔，菜之下屬。我之所以這樣給《愛》歸類，有我的理由在。

　　在直接涉及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對《愛》這首詩的思想和藝術的一些認識。《愛》這首詩的思想意義在於：作者通過“四人幫”横行這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妻子和丈夫之間的愛情生活這個具體的生活環境，希望説明一個道理：如果領袖對人民像妻子對丈夫那樣忠誠無私，那麽人民就像丈夫對妻子那樣，用一種不經過任何裝扮的愛情去真摯地愛他。作者的用心無疑是好的，是無可非議的。作者的用意是在於要説明領袖和群衆的關係這樣一個普通道理，在這一點上，任何引申和附會都不是作者的原意，或者説是强加給作者的。在藝術上，作者的手法是采用平行結構的方法，即一虚一實平行推進。這有點類似於電影中的平行蒙太奇，作者實寫的是丈夫和妻子，虚寫的是人民和領袖，而正是通過實寫表達出他所暗示的思想意義。

　　明白了這一點以後，我們再來看看《愛》爲什麽是一棵大白菜。

　　在“四人幫” 横行的時代，人民的不滿是普遍的，而鬥争的方式却各有不同，甚至標分涇渭。真的勇士，不惜抛頭顱灑熱血以殉黨的事業。張志新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同“四人幫”進行了面對面的短兵相接的交鋒。當然也應該承認，這樣的英雄不是大多數。大多數人民群衆是怎樣的呢？他們普遍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懷有極大的不滿和憤怒，但是，他們或者没有看清這些隱藏在羊皮下的惡狼，或者只有朦朧的感覺，而無理性認識，或者只是認爲，我們的社會主義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如此等等。因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反抗方式也有許多差别，甚至還有一些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如《醒來吧，弟弟》中的弟弟就是。《愛》一詩中所描寫的對“四人幫”的反抗顯然不是消極的，但也不是真的勇士的作爲。作品中的“我”和他的妻子，顯然是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衆在“四人幫”横行的年月那種深藏心底的不滿和憤怒，但是他們没有采取公開的反抗方式，也不一定有清醒的認識，他們只是在家庭這個小天地裏，在互相信賴和真誠相愛的夫妻之間，傾吐着他們對真理的追求，對敵人的讎恨，對被害忠良的痛惜，對革命事業的責任感。這種反抗“四人幫”的方式也應該承認，是當時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里人民群衆一種普遍的反抗方式，而且或許只容許如此。這種反抗方式較之張志新這些真的勇士，當然是遜色得多，但是這種反抗方式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却是不容抹殺的。因此，作爲文藝作品，《愛》較之於《爲真理而鬥争》，只能算是大白菜，但它仍然有營養，人民需要它。它决不是那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革命的爛蘿蔔，也不是那種發着頽廢、墮落的糜爛氣息的臭腌菜，因此，人民絶不會抛棄它。

　　説它是大白菜，不獨因爲它没有表現出真的勇士的鬥争和反抗，還因爲它不正確或者説不準確地描寫了人民和領袖的關係，這是作者在藝術上所造成的遺憾。

　　我承認，丈夫對妻子的愛和人民對領袖的愛有某些共同的地方，但我也承認它們之間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甚至原則的區别。用文藝形式來找出二者相同的地方，從而形象地反映領袖和人民的關係，是完全可以的，關鍵就在於如何表現。我覺得詩人一開頭提出的問題：“你最愛誰？”是抽象的。這近乎於引人落入圈套。這首詩中，“有人”的回答並不是答非所問，他的回答不管思想内容是否僵化，至少他是回答了“愛誰”這個問題，人們還可以答：我最愛母親、我最愛弟弟、我最愛師傅……如此等等，當然，你最愛妻子也是答案之一，根據各人不同的身份和具體情况，或許還有更多的答案。作者提出的問題是你最愛誰，“有人”的回答是關於對領袖的愛，而“我”的回答是關於對妻子的愛，這樣，一開頭就平行地提出了在本質上（我説的是本質上）兩種不同的愛。接下去，作者企圖以一個特定的意境來統一這兩種愛，説明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的，“忠誠”“無私”這兩個抽象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可以説它能統一丈夫和妻子、領袖和人民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是作者是怎樣描寫的呢？在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抽象的夫妻關係。僅僅因爲是夫妻，所以丈夫才敢向妻子發泄對“四人幫”的不滿和讎恨。因爲是妻子，照作者看來，就不會出賣他（忠誠），就會當然地保護他（無私），那麽，换一個方向説，假如丈夫向妻子吐露的是反黨、反革命、反人民的言論呢？在這種情况下，妻子的容忍，難道也是一種忠誠無私的表現嗎？難道這種忠誠無私也應該歌頌？難道這樣的夫妻關係中所表現出來的忠誠無私也能用來比喻領袖和人民的關係嗎？

　　因此，我以爲這首詩在這方面是失敗了！領袖和人民的關係是政治範疇的東西，領袖代表人民，並爲最廣大人民謀利益，那麽他對人民是忠誠無私的，但决不是説每一個人都會感到領袖的忠誠無私，也許某些私心嚴重的個人會感到領袖對自己不像妻子對自己那麽忠誠無私。領袖對人民的忠誠無私是要求對絶大多數人的忠誠無私，而妻子對丈夫無論怎麽説，本質上它是生活範疇内的東西，雖然它一定帶着政治思想的因素，但畢竟是以家庭爲組合單位的生活範疇，對丈夫忠誠無私的妻子不一定能比喻對人民忠誠無私的領袖，對丈夫不“忠誠”不“無私”的妻子，也不一定不能比喻對人民忠誠無私的領袖，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愛》在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使用一個抽象的生活概念企圖簡單地去説明一個政治概念，而没有在一個完整的詩的意境中把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這兩種愛在詩的開頭平行推進，詩的中間分道揚鑣，最後又走到一起來了，因此詩的結尾當然不能達到有機統一，只能勉强揉合在一起，這就不能不産生矛盾。這種矛盾在詩的結尾是很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作者既是用剩餘的愛去愛偉大的人物，剩餘的只能是陶冶出來的棄渣，絶不是熔煉出來的真金，爲何又“更純潔、更真摯”呢？而且這“剩餘的愛能迸發出千萬卡熱能，在需要的時候，還可以把對妻子的愛全部抛擲”，這就更不可思議了！

　　總之，我認爲《愛》這首詩的立意是在破除“四人幫”在領袖和群衆關係上所造成的迷信，是力求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形象地闡明領袖和群衆的關係。但是由於藝術表現上的缺陷，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許多誤解。這雖然影響了這篇作品的成功，但却没有使它墮落。它不失爲一棵大白菜，對人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