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珞珈山的戀愛季節，是在我糊裏糊涂之時突如其來的。

　　1979年暑期過後，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的我正式昇入大二。新學期開學第一天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坐在我後排的一班班長、黨支部書記葉鵬從背後捅了捅我：“你等會兒有没有時間，下課後我要找你有點事兒。”

　　兩節課後，我回宿舍放書包，不經意地往窗外一看，發現葉鵬已經在八舍門前那條林蔭大道來回走動，樣子好像有點着急。

　　當時的我是係裏的團總支副書記、77級一班團支部書記，以爲是開學後年級“領導”有重要工作要當面交待，於是趕緊拔腿從三樓往下跑。没想到，跑到二樓拐彎處，只聽“叮噹”一聲，我春裝最下面的一粒扣子掉到地上滚了幾滚。唉，真是添亂。怎麽辦？再返回樓上换衣服，會躭誤時間，就這麽直接下去，顯得也不雅。想了想，我只好采用遮掩法，將雙手交叉壓在衣服的前襟，以掩一時的窘迫。

　　讓我意外甚至有點犯傻的是，葉鵬同志要和我談的所謂事兒竟與工作無關。

　　“暑假回家，媽媽問起我找對象的事兒。我説，我們班上有個女同學還不錯，這個人就是你。你覺得怎麽樣？”

　　葉鵬來自部隊，説起感情大事，也是軍人風格：開門見山，直截了當。

　　一時感到驚詫的我有點不知所措，慌慌張張地對他表示：“我不知道，這件事需要回去問我媽媽。”

　　我們家是一個非常和美温馨的家，我的媽媽一向認爲，兒女是没有什麽事情不可以和父母説的。而我們也覺得，萬事都向父母匯報，就是做兒女的最大孝順。

　　當天晚上，我急切切地向輔導員請假説有事要回家。没想到，家中空空無人。原來外公突發腦溢血去世，媽媽接到通知便趕去長沙奔喪了，連招呼都没有來得及和我們打。

　　對我和葉鵬交往這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葉鵬的一篇散文——《媽媽的頭髮》。當時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在學校非常活躍，先是創辦了自己年級的文學刊物《珞珈山》，後來又創辦了一個全國13所學校中文系學生社團的聯合刊物《這一代》，供同學自由發表習作。我把第一期《珞珈山》寄給了在湖南師範大學歷史係當教授的外公。

　　依稀記得葉鵬文中一個感人的細節，當時葉鵬參軍已經去杭州了。一次部隊拉練正好要路過離他家鄉安徽金寨不遠的地方，他提前通知他媽媽在路邊的橋頭等着，要將一袋積攢已久的大米捎給家裏。在那個年代，“文化大革命”已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物質極度匱乏，喫飯要定量，這一袋大米可是比黄金還要貴重的無價之寶啊！

　　然而，就是在那個橋頭，當兒子凝望母親三年未曾見面的面容時，他發現母親原本一頭黑發已經變得花白，由此引發了無限的哀傷與感懷。

　　外公很快給了我認真的回復。他説，“在所有這些文章中，我認爲寫得最好的是《媽媽的頭髮》。這篇文章寫得有感情，又很含蓄、深刻。寫作時，只有寫最真實、最使自己感動的事才能感動人。”

　　這個故事也深深打動了我的母親。她認真地對我説，“選對象，一定要看家庭。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媽媽這麽有感情，將來對家庭也一定會有責任感。我相信這一點！”

　　從葉鵬嘴裏，我知道了他媽媽不平常的身世：3歲喪父，14歲喪母，從小就成了一名無依無靠的孤兒。經一堂嫂介紹，她從河南商城遠嫁到安徽金寨，到葉家當了童養媳，其間受過的苦不計其數。18歲那年，生下一個女兒，由於年輕不會照料孩子，葉鵬之前的這個小姐姐竟然在被窩裏不小心被捂死了。解放後，經過反復抗争，她終於走出家門成爲一名小學教師。她在縣城的重點小學當過班主任，也在農村的高山大廟裏教過低年級的複式班。她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多次被評爲縣裏的優秀教師。然而讓她不能忍受的是文革期間，她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中學期間參加三青團和“戰地青年服務隊”的帽子，這一冤屈一直未能洗清，成爲壓在她心頭最沉重的一塊石頭……

　　“我媽媽不太漂亮，但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第一天約會告别時，葉鵬抿了抿嘴對我强調説。

　　二

　　有句名言説：年輕時我們不懂愛情。但是，年輕的我更加難以明白的是，青年男女從交往到婚姻，常常不是感情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某些神秘力量左右的結局。

　　我和葉鵬交朋友的事兒，没多久就公開曝光了。

　　那是在1980年春季運動會上。這年春季運動會時間安排得比較晚，幾乎和五一節連在一起了。運動會的頭幾天，葉鵬就感冒了，而且還伴有發燒，他總覺得渾身發冷，有時還忍不住要披上他那件軍大衣。

　　運動會正式開始的這天，天氣反常，太陽像火球一樣懸掛在天空中央，燥熱無比。

　　臨近中午的時候，負責中文系體育課的宋老師急惶惶地跑到宿舍來找葉鵬，動員他參加1萬米組的長跑。“你如果不參加的話，中文系的總分眼看就要往下掉，團體總分第一的位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解放以後，特别是毛主席倡導的“文化大革命”，廢除高考，實行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教育改革”以後，中文系也不再是傳統的“老夫子”集中的地方，體育實力還挺强的，連續幾年在全校體育比賽中拿過團體總分第一名。恢復高考以後的77級、78級新生，也有幾員體育健將，如劉晨鋒、蔡靖泉、沙林等，都是能參加十項全能的選手。有着持久耐力和韌性的葉鵬，也一直參加5000米、1萬米的中長跑，在湖北省的長跑比賽中拿過名次，爲年級、學校争取過榮譽。

　　軍人總是要爲榮譽而戰的。眼看中文系的團體總分第一就要保不住，葉鵬也有點着急了，他全然忘記了自己還在生病，答應上場試試看。

　　1萬米長跑的比賽時間排得很晚，直到在下午4點來鐘才開始，被太陽炙烤了一天的操場熱浪滚滚，呼吸的空氣都是火辣辣的。

　　葉鵬换上了背心、球鞋，站在了起跑綫上。

　　“啪！”槍響！開跑！

　　一圈、兩圈、三圈……

　　這確實是運動員體力和意志力的較量。在跑到最後一圈的時候，裁判員按照常規向天空鳴放了一槍作爲提示。一直顯得還比較平穩的葉鵬仿佛受到“驚嚇”，突然間在場上狂奔起來，只見他頻率極快地大跨步地超過了一個選手、又超過一個選手……在臨近終點綫的那一刻，他一頭栽倒在地上。

　　他已經人事不省。學校方面感到問題相當嚴峻，一方面迅速組織人將他抬到車上送往距離學校不遠的武漢軍區總醫院（現廣州軍區陸軍總醫院），另一方面趕緊安排人到學生處翻閲檔案查找他家的聯繫方式，通知他父母速來學校。

　　盡管這天繁星閃爍，但對我而言，實在是一個難挨的漫漫黑夜。我和班上的同學吴江南（好像還有一個同學，我想不起來是誰了）趕到軍區總醫院打探消息。

　　情况不容樂觀。送進急救室的葉鵬一直處於昏迷狀態，伴着高燒，他不時發出陣陣令人頭皮發麻發緊的“嗷嗷”嗥叫聲。大夫在他全身上下周圍擱置了大塊大塊的整冰，作物理降温處理。

　　醫生面無表情地對我説：“體内高温和大運動量已經導致他的大腦積水，情况非常危險。這個人即便是搶救過來了，將來十有八九也會是傻子。”

　　這是多麽讓人恐怖的事情！晚上10點多鐘回家告訴父母這天所發生的一切後，我便獨自站在平台上流泪。第二天一早，極度不安的我，又乘第一班船從漢口過江到武昌，跑到醫院看看葉鵬醒來了没有。

　　幸運的是，地處“火爐”的武漢軍區總醫院承擔着全軍一個重大的科研課題——炎熱行軍中如何防暑施救。當天晚上，軍區總醫院正在放露天電影，醫院通過廣播喇叭將一權威專家召唤了出來。經過醫護人員一整夜的精心治療，葉鵬終於被白衣戰士從死神手裏搶救了回來。

　　睁開雙眼的葉鵬全然不知頭天發生過什麽事情，只是好奇地覺得自己怎麽會躺在醫院裏？怎麽會這樣頭痛欲裂、嘴唇發干？當看到我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顯得异常高興，讓我在他面前坐下。望着我，他艱難地笑了笑，喃喃地説：“你能不能吻我一下？”

　　我覺得不好意思，可是他仍然執着地懇求着。

　　哪想到，身後有“眼”。二班同學劉躍先此時正巧來醫院看望葉鵬，踮着脚在門上小窗子伸頭張望的他，意外看到了這一切！

　　當時學校明文規定，學生在校期間是不允許談戀愛的，何况是兩個學生幹部。於是，這“驚天之吻”成爲一頂級重大新聞在武漢大學校園迅速傳播開來，我一時之間成了學校無人不曉的“知名”人物。記得寢室裏一位年齡比我小、正沉浸於熱戀之中的同學無不驚訝地感嘆，“原來他們也在戀愛呀！”

　　我和葉鵬兩人的關係一公開，立即在校園中引來了關注和議論，甚至有人説我，欺負小同學，從别人手裏搶走了葉鵬。一次我去三樓盥洗室洗衣服，一位低年級女同學見到我，頓時顯得怒氣衝天，站在我身旁的她猛地將滿滿一桶水用勁潑掉，頭一扭便揚長而去。我在驚愕中還没回過神來，那四濺的水花已將我的衣服打濕大半。

　　原來，她是我的小情敵啊。這一點，我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而一些過去對我還不錯的男生（包括外係的），也漸漸離我遠去。

　　在别人眼裏，我是“搶”到葉鵬這個“香餑餑”的幸運者。只有我的媽媽在擔心我和腦體同時受過創傷的葉鵬繼續交往下去會有什麽樣的後果。

　　當時長江日報社有位新來的記者，外出采訪搶乘公共汽車的時候，被人擠翻在地，頭顱受了重傷。雖然挽回了生命但已完全喪失了正常的思維，只能每天在報社樂呵呵地傻笑着干點送報紙的雜活兒。他老婆也爲此吃盡了苦頭。

　　媽媽希望我觀察一下葉鵬愈後的情况再説，並再三叮囑，“這可是一輩子的事！兩個人交朋友不等於一定就要嫁給他，你一定要自愛自重，和他交往的行爲絶對不能過界。”

　　對媽媽的話，年輕的我哪裏聽得進去？而且我天真地認爲，當你的朋友遭遇生命危險的時候，另一個人怎麽能棄他而去呢？我向葉鵬堅定地表示：我願意照顧你一輩子！

　　在這學期結束的時候，我做了一件極爲大膽的事情，瞞着父母獨自一人悄悄跑到安徽去看望被父母領回家病休的葉鵬。

　　也真是出鬼！考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那天早晨，我的胃出現痙攣，疼痛難忍，考試成績不太理想。那個瘦瘦的、特别愛與學生較勁兒的張老師故意殺鷄給猴看，硬給了我一個59分。這意味着開學後我還要補考。

　　補考就補考，我已經管不了那麽多了，一等放假，我就開路。

　　從武漢到位於大别山的安徽金寨，直綫距離不算遠，但走一趟也頗費周折。首先是要在頭天晚上乘坐夜車趕到河南信陽，那時的緑皮火車永遠客滿，很難買到坐票，我只好擠在車厢連接處或厠所邊，一站就是四五個小時。半夜過後到信陽車站，無處可去，便在破舊的車站裏坐等到凌晨，天亮後再跑到長途汽車站去買票。大别山是鄂豫皖三省交界處，汽車通常還不能一車到底，只能一段一段地坐。先從信陽經過羅山、潢川到固始，然後再换乘到安徽金寨的長途汽車，整個旅途幾乎需要一天的時間。

　　在家休養的葉鵬及全家人見到我自然很高興，在那個景色秀麗的山區小鎮，葉鵬陪我去觀看國家“一五”計劃建設的梅山水庫，去史河的岸邊散步。

　　我是偷偷跑出來的，自然不好久待，兩天後我必須趕回武漢。

　　離開金寨的那天早晨，天空電閃雷鳴，烏雲滚滚，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滚滚洪水，淹没了田裏的莊稼、淹没了公路的涵洞、橋面，汽車幾乎無法行駛。在經過幾次危險的探路之後，司機臨時决定换一條綫路，從商城折轉到信陽。也是在商城的路上，我還看到了當年中國軍隊和日本鬼子拼殺的戰場。

　　在連連雨水中，我全身上下的衣服被打得透濕，没有一根干紗，帶着10個被我婆婆稱爲“既能扛餓又能頂渴”的茶鷄蛋，在風雨中擠回了武漢。

　　清晨冒雨我從漢口火車站捂着疼痛難忍的肚子跌跌撞撞冲進家門，一時上吐下瀉，昏天黑地，醫生説是染上了急性腸胃炎。因爲急病在身，媽媽也没有懷疑我這天爲什麽會在這麽早的時間回家來。

　　三

　　轉眼便到了1981年的秋季，珞珈山的景色已由滿目青翠變得五彩斑斕，我們的大學生活開始接近尾聲，即將進入分配工作階段。

　　一天晚上，年級輔導員鄭傳寅老師興奮地把我和葉鵬叫到他家裏，他從包裏拿出一份表格對我們説：“今年的分配方案已經下來了，情况特别好，有很多北京的名額，全是國家大機關的。我現在發愁的是怎麽能動員更多的同學到北京去工作！”

　　分配去向確實好得出奇。一長串名單上，北京方向的有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衛生部、團中央、對外文委、中央電視台、中國藝術研究院等20多個名額；武漢的單位也相當好，省委、省政府、湖北省文聯、武漢市文聯……一些同學已經報考研究生，還有一些同學已决定留校任教。

　　分配的具體工作如何進行，還處於保密階段，但我們已經處於相對超脱的狀態，不會與同學争利。因爲全班第一個明確工作去向的是葉鵬。在我們八舍五樓平台召開的年級會上，輔導員公開宣佈了葉鵬將去總政解放軍文藝社工作的消息，一時引起了多少同學的羡慕。

　　葉鵬是部隊學員，不參加地方分配。正巧解放軍文藝社也在做一次編輯部人員來源結構的改革嘗試。解放軍文藝社以往的編輯都是從各大軍區、各軍兵種中基層文學愛好者、作者中挑選産生。在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即將畢業之際，他們决定在全國五大軍區範圍内的重點高校，如上海的復旦大學，東北的吉林大學、廣東的中山大學、湖北的武漢大學等各選一名受過正規教育的部隊大學生直接到編輯部工作。考慮到恢復高考的這批學生年齡參差不齊，有年齡比較大的，總政還做出了一個比較人性化的規定，已經有了對象的，可以隨調進京。經過認真的考察，武漢大學的葉鵬也在入選的名單上。

　　我們倆可以一同去北京工作了，這是多麽讓人開心的事情啊。

　　興奮的時間還不到兩天，工作看似最無懸念的葉鵬便最早遭遇到工作波折。1981年11月30日到12月13日召開的五届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了精簡機構的問題，身爲總政治部主任的韋國清帶頭表態：所有部隊大學畢業生一律回原部隊工作。這樣葉鵬就需要回到他所在的部隊——位於河南開封的20軍。葉鵬的情緒一度陷入了低落。

　　還有一個我們當時並不知曉的重要原因是，有人向解放軍文藝社投寄了反映葉鵬在《這一代》雜誌撰寫的詩歌《轎車匆匆從街上駛過》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告狀信。葉鵬身爲軍人，對部隊來講，這一事件那還了得？

　　特别要感謝武漢大學的劉道玉校長，當他聽説了葉鵬的遭遇後感到憤憤不平。他親口對我説，部隊要來調查，讓他們直接來找我好了。我可以作证。創辦《這一代》，是學校支持的社團活動；參加創辦《這一代》的人，都是我們很優秀的學生、學生幹部，能有什麽問題？！即便是個别文章有點思想偏激，對年輕人來説，也是正常的，没什麽了不起。

　　一天早上，一直負責聯繫此事的武漢軍區文化部創作組創作員曹曦，急匆匆地趕來學校找到葉鵬和我商量對策。當時的幹部確實是很好的，至今回憶起來都覺得温暖無比。老曹告訴我們，解放軍文藝社辦公室主任劉長城非常關心此事，他建議，爲了保证將來葉鵬能有理由調到北京可采取兩條應對措施，一是讓他們倆馬上結婚，以後可以借他的家屬已經進京，需解决兩地分居的理由調葉鵬進京；一是讓謝湘也參軍，總政有現成的配給名額，今後可以在部隊辦理内部調動。

　　時間非常緊迫，容不得半點遲疑。當天上午，葉鵬就陪我就到位於街道口的武漢軍區總醫院進行體檢。想象自己能够成爲一名英姿颯爽的女軍人，我心裏覺得特滋潤、特美。

　　填表、體檢都做完了，這才回家匯報。我媽是一輩子做人事工作的老幹部，比較有經驗。她堅决不同意我去部隊，“兩個人都在部隊，將來很麻煩，很可能會在一棵大樹上吊死。因爲葉鵬未來的去向還不明確，今後組織上説讓你們到哪兒，你們就得一起到哪兒，無條件可講，不如你留在地方，以你爲主來牽制葉鵬的調動。最後實在不行的話，葉鵬也可以轉業到地方。”

　　就這樣，轉過來我又來重新考慮選擇進京的工作單位。我拿到的派遣证是團中央研究室。我到北京工作後才知道，當時團中央組織部一副部長是原從武漢團市委上調的幹部，她特意回家鄉到武漢大學來挑人，不僅瞭解了我的團幹部經歷，還親自到學校的操場上對正在和同學打籃球的我遠遠進行過目測。據她們説，當時的我很青春、很漂亮，很有活力，她們很滿意。和我同一方向的還有高伐林。

　　我從小在武漢長江日報社的院子里長大，身邊那些編輯、記者都是我見面要稱之爲叔叔阿姨的人，而且我媽媽也斷言像我這種過於直率、天真性格的人根本不適合在機關工作，還是到報社這種業務單位比較好。於是在填寫工作意向表時，我在表格的背後寫下一句話：我希望到中國青年報社工作！

　　一個小小的心願居然就能夢想成真。中國青年報社人事處處長到團中央組織部去挑大學生的時候，就把我這張表連同我這個人帶回報社了。武大曆史係先於我到報社報到的劉嘯同學將這一信息及時寫信告訴了我。

　　爲了給葉鵬下一步的工作調動創造條件，在既無思想準備也無物質準備的情况下，我們在離校前夕不得不突擊辦理結婚手續。我們的結婚证上至今還保留着計劃經濟那個歲月留下的痕迹：結婚证内頁的右下角處用藍色的圓珠筆寫着：魚肉辦、煙已辦。

　　這種情况下結婚，本來是“打槍的不要”的私密，可我的父母覺得無論如何還是應該在小範圍内“通報”一下。於是，在臨時借用的一間新房裏，我們請李剛、於可訓幾位年齡大一些的同學來喝喜酒，做證婚人。同學們還凑份子買了一個鑄鐵的落地檯燈送給我們，那用紅色柔姿紗做成的燈罩，總是散發着一種柔和而温馨的光亮。30多年過去了，這個檯燈我一直保留至今。

　　畢業報到的時間很緊，那時候的人也極爲老實，好像不按時到單位報到，頃刻就有可能丢失這一工作崗位。於是，我和葉鵬一起匆匆忙忙趕回他們家過了年，又一起趕回武漢，再一同趕到北京。他去解放軍文藝社打了個照面後便趕回河南去了，而我孤身留在了北京。我們所謂的“新婚蜜月”也因迅速别離而到此結束了。

　　一度幸運的我們變成了悲情人物。在將近半年的時間裏，我們分隔兩地；以後葉借調到解放軍文藝社工作，直到兩年之後他的工作關係正式轉過來，我們才真正開始了在北京平實而普通的新生活。

　　謝湘自述：

　　謝湘，女，1955年2月出生，屬“冇得草吃”時的羊。隨母姓。生在湘江岸邊，長在長江之濱。出身於教育世家，不用請任何外援，家中教師可將中小學的全部課程及部分大學課程開出，包括體育、美術。

　　在江城武漢完成自小學到高中的學業。在文革的風雨中下過鄉、做過工、還當過民兵高砲手。1977年冬，在瑟瑟寒風中參加了恢復全國高考後的首場考試，在武漢大學美麗的珞珈山度過了四年難忘時光。

　　1982年大學畢業分配進中國青年報社，三十多年“從一而終”。從1985～2005年，任記者部主任長達20年之久，此經歷無論是在中央新聞單位還是地方新聞單位，絶無僅有。先後還擔任過社調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週刊中心主任、教育科技中心主任、副社長。

　　“官階”晋昇較慢，每十年才進步一“格”。但自己毫不在意，終日與記者爲友，快樂地工作着。在報社和新聞界有“部媽”、“俠女”之稱。

　　1999年作爲志願者開始關心中國教育問題，近20年間發表過數篇有影響的教育報導並多次獲教育好新聞奬。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既有作爲“前指”指揮員率隊在長江一綫抗洪的驚險經歷，也有在非典時期獨自深入學校、科研單位進行采訪的執著勇敢；既有與騙人錢財的“中國第一月嫂”打官司大獲全勝的記録；也有將湖北工業大學騙取湖北科學進步一等奬的醜聞公之於衆的壯舉。

　　2010年春，在我年滿55周歲之際主動請辭副社長之職，重做一名自由記者，成爲媒體圈一時間傳説的重要新聞。2013年至2015年，又向報社申請回武漢作駐湖北記者站記者。在某些單位某些領導每每發愁我的年齡、我的職務如何安排我的座位、我的台簽時，他們難以明白，其實“記者”二字是與我的身份最爲自然和貼切的符號與標籤。

　　2015年，正式辦理了退休手續。按報社慣例，又續聘兩年以完成從職業人到退休人的過渡。2017年，第三次退休終獲成功，不想，被首都女新聞工作者協會推薦、通過當上了第九届副會長。進來之後才發現，三個女人一台戲，事務巨多，千頭萬緒，真心懊悔上了“賊船”難以脱身，如此退而不休的日子還得再苦苦熬上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