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初留校任教，從事教師職業已30年，不曾間斷。在教師這條路上前行，説文論理就成了求生存的必然。寫得雖然不好，但積習已經深入骨髓。一碼字就有説事論理的精神在其間端着，盡管常常教育學生説：做文不可端着。

　　所以不敢千萬言地往下寫。將思維切片，斷續地回憶1977年進大學以來的二三事，竟然往事歷歷。

　　初進武大

　　臨進大學前，大約太激動，莫名地發高燒一周，天天奮力吃退燒藥，結果吃到五臟不知哪一臟有些臨時胖了起來，校醫一檢查，面露難色：這一臟是否有毛病？我緊張得像説謊似地告知緣由，醫生不再追究。走出今天我早已想不出位於何方的校醫院，一手汗，差點兒虚脱，又覺要發燒。

　　後來聽説方玲一見白大褂就血壓高，無法正常體檢，由王橋英代行體檢之事。對前者同在醫務室遇險我深懷同情，也頗欣賞後者的英勇救人。冥冥中種下了三人此後的友誼。

　　與橋英、方玲的友誼開始得很早，没有任何特别的因果，只是投緣。方玲性格隨和，見人笑嘻嘻，是那種與任何人都能有話説、都能和平相處的，現如今倡導“和諧社會”，正因爲方玲式人物太少。

　　橋英與我看似性格迥异，骨子裏却有許多相近之處。如果説方玲的性格是柔若無骨，那麽橋英便是柔中帶骨，而我則是“骨感”，是那種令人一看就覺得個性强的一款，其實有時我自認爲挺隨和的，而且我的確在許多年長於我的人群中有這一好名聲。我和橋英應當是不太會輕易交友的人，但人生中一定會有若干“死黨”般的閨密，未必時常聯繫，但永遠信任如初。

　　進校後，排序下來，很快就知道我是女生中年齡最大的一位，自卑感油然而生。今天想來，大約是看到諸多同學的優秀（如陳惠文已經發表過小説等等）而自己徒增年歲一事無成吧？

　　這份自卑如影隨形，令我常覺自己的不足。事實也如此，比如當時我上課記筆記不得要領，又缺少張强那種連老師咳嗽都能記下的能力；對於哲學課犯暈，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我老聽得雲山霧罩，恐懼這門課的考試。老於於可訓在我們中文系的教室裏，曾用最搞怪的語言讓我理解辯證法，其用語之滑稽令我忍俊不禁（今天看來是生動教學哦），但我仍只止於生吞活剥，好在我的背功不錯，稀裏糊涂一陣死背，居然考試得了“優”。

　　這份自卑令我不敢逃課。其實當時幾乎誰都不逃課，除了哲學大師張立偉。他真是個特立獨行的天才，在小操場上，他給我啓蒙過程朱理學，侃侃而談。我的畢業論文中關於程朱理學的部分，脱胎於他的輔導。

　　很多年前，他寄給我他寫的一本傳播學專著，生動而風趣，令人莞爾。我邊讀邊忍不住説：“這個張立偉！”很少有人將理論著作寫得輕鬆而活潑，他就是一個。頓時我産生了將他引進到我們學院的念頭，我用“特聘教授”的酬金引誘他，結果他委婉地告訴我：我這兒比你那兒收入高。

　　這份自卑令我周日不敢休息，武漢市圖書館幾乎成了我周日的家；令我娱樂時憂心忡忡，總覺自己在浪費寶貴的光陰。爲此，週末與同學們一起去學校大操場占位子看電影，或者跋涉數裏去省委什麽地方的大廣場看電影，都是我今天回憶起來還會興奮的、不多的活動之一。當然，關於拒絶娱樂只知讀書，劉傳鐵做到了極致。我在北京廣播學院（今天當稱爲中國傳媒大學）進修時，曾與在該院當老師的劉傳鐵有過較多交往（湖北人發音較濁，劉傳鐵的名字在我先生的耳朵裏便成了“硫酸鐵”，劉傳鐵後來回武大讀書，又任校研究生部副部長什麽的。聽到我們同學談起他，先生會問，説的就是你們那個“硫酸鐵”呀？），因爲這個“硫酸鐵”，我在北廣的進修便利了許多，且顯得不那麽寂寞。我和他一起去北廣後門的小店吃涮羊肉，用他們學院發給他們的米給他和我做飯吃，一起接待過葉緒民、方玲、橋英、高伐林……一塊出去看展覽，等等。他穿大衣喜歡披着，在公交車上，大度地將座位讓人，一手叉腰，一手上舉抓着車環，披着大衣，占着公交車的大塊空間（那個時候，北廣一帶的乘客不多，允許他作此舉）。行走時，腰板筆挺，目微眯而不斜視，有些當“官”的潜質。看紀録片，他喜歡看領袖與人握手。聽到他這一癖好，我笑倒。他現在每天要和多少人握手啊。

　　當時我正在與鄭傳寅老師、於可訓等共同編寫民俗辭典，我請劉傳鐵用他的借書证幫我借民間文學、民俗文學，搜尋其中記述、描摹的民俗活動，編入辭典。一摞摞地借，快速地翻看，快速地還掉，再一摞摞地借，並利用晚上時間在他的辦公室編寫一條條的民俗辭典——當時，我住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宿舍，宿舍10點鐘就熄燈了。弄得他很是有些額外的辛苦。在與他的閒聊中，始知他在武漢大學時，一心攻讀，於許多娱樂活動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晋”。太神了。

　　我内心常常自卑，與我在外人眼裏貌似很自信的印象迥异。我曾在講台上談自己的自卑與不自信以激勵學生們成長，學生們無一例外地一片驚呼：怎麽會？

　　但事實上，至今如是。 

　　偶然去看了一下同學們網上的發言，外交官楊厚蘭、美籍華人胡曉暉等都在説當年“自卑”、“自卑”。才發現這麽多我以爲與自卑無緣的同學都曾經心潜自卑。哦，彼此彼此。

　　東湖游

　　去東湖，是武漢地區大學生們一個必然的活動，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有兩次，一次是我們小組同學的集體游，時間好像是在臨近畢業的前一年。

　　我帶上了煤油爐、糯米粉等物品，小組裏集體帶上了買的滷鷄等一些吃食，記得我們每兩個同學共享半只鷄，我和胡曉暉共半只，那時我很喜歡吃滷鷄，以爲是天下至味。胡曉暉很“爺們”，凡我認爲好吃的部分都讓給了我，我很有一種被呵護的感覺——盡管我比他大了很多。我點上煤油爐，用糯米粉給大家做一種甜羹。我用蘋果、香蕉等水果雜煮在湯團中，加上鷄蛋花。這是我的拿手好戲。過年過節時，我們家每次餐後必以此羹作爲一次大餐後的句號，如果做得完美，就會成爲一個驚嘆號。

　　大家或跪或坐在地上很開心地吃，有照片爲证。

　　我從小在家裏做飯，熟悉厨房的那一套，我喜歡做飯給家人及客人吃，只爲得到大家的一聲：嗯，好吃！我客觀地自查這是虚榮心作祟，但主觀上仍然有好請人喫飯的習慣。大學期間，我就在過年時請同學吃過飯，没有道理就是高興。吃過的人裏面肯定有吕波。那時我家走道的地板壞了，踩上去晃晃動動的，吕波一進來就操着極有四川韵味的腔調叫着：“嚯！彈簧地板！”記得嗎，吕班長？

　　還有陳忠——這個我很懷念的同學，他邊吃邊告訴我，這個鷄不好吃，没有味道，糟蹋了！嗯，這個鷄還不錯。他是地道的湖北人，對付鷄，湖北人除了煨湯，就是紅燒，浙江人從不紅燒（至少我們家從不），除了白斬就是醉。他説的那個“糟蹋了”的就是白斬鷄，他説“還不錯”的是醉鷄，是用鹽腌過再用黄酒浸制的。可能陳忠是以鹹淡與否來評價的，湖北人口重，清淡的白斬鷄很難被欣賞。

　　我們因爲順路，有時星期六會一道乘公交回家，我在漢口一元路下，他在三陽路下。他很平和，臉色永遠不太好，偏黄，少有大聲地説笑，關心人的時候很謹慎，但你能體會到他的關心。他曾經用極淡的語調鼓勵我寫入黨申請書，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個聲音，是湖北人中少有的柔和兼些許沙啞的、不帶胸腔共鳴的聲音。他是第一個令我去掉那份在政治上的自卑並遞交入黨申請書的人。據有些男同學説，他幾乎每天冲冷水浴，無論三九。我曾求证過他，他淡淡地笑着，我頓時脊背發凉，至今我仍然懷疑這種太抗拒自然的鍛煉方式。聞聽他去世的消息應該是在1986年，盡管傳遞消息的同學告知我病因，但我總不由得想起冷水浴。陳忠是年齡與行爲很匹配的老大哥，我却不是，我在女同學中年長但少有老大姐的行爲及心態。今天的我，已經修行得有些寬厚長者的味道了。

　　我的家仍然是我朋友們聚會的中心。我有若干道家常菜，吃過的朋友一定會求教，或者下次來喫飯時會“點菜”。我的研究生宣稱：没有吃過這些菜的不算方老師的學生，弄得我面對新入校的研究生備感壓力。我的研究生也常常以在方老師家包餃子爲樂，並常常以多餘的餃子帶回去給同寢室的同學吃爲炫。這大概是隨了我了。我自評爲人不算高調，但在做飯這個方面，我總自我感覺良好。我很會包餃子，但不是家傳，一來自部隊，在部隊時，每周日一定吃餃子，各班領回一定量的餡及面，自己加工。我屬於在做飯方面很“得瑟”的一款，一定是最積極參與的那一個，於是很快就學會擀餃子皮和包餃子，我包餃子的方式很北方化，是那種一把攥成的，這個方式來源於李剛，我們曾經有次在老趙家一起包餃子，他將這一方式教給了我，我自練成“才”。

　　那次東湖聚會後的回家途中，大家都很興奮，兩個同學一坐一騎共一輛自行車，我坐在劉少安的車後。在東湖邊寬暢的馬路上，前面一輛是謝湘騎李剛坐，李剛回頭給我們照像，我和劉，兩個瘦條條的人各伸出一條瘦條條的胳膊，興奮地擺了個傻呼呼的POSE，這個洋溢着青春快樂的照片至今仍然被我保留。説到這些照片，應當感謝李剛，他經常給我們大家拍照。以今天的眼光看，其技術很難恭維，但以今天的心情論，其熱情真是可圈可點。否則，這些珍貴的活動就不會有記録了。

　　另一次游湖，好像是畢業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們邀約了許多在武漢工作的同學重回珞珈再游東湖。與前一次白天在東湖岸上遊玩不同的是，這一次擬定晚上在東湖乘船賞月。很有詩情畫意吧？

　　我們準備了月餅與滷鷄（仍然是滷鷄），這次滷鷄的工作是由我們自己來完成的，幾個留校及讀研的男同學幫忙采購，我與王三峽兩人完成生與熟的轉换，在鄭傳寅老師山上的那個家裏，我倆忙得不亦樂乎。好像一共鹵了八只鷄，仍然是兩人一只。

　　在滷鷄的過程中，三峽建議將非常張揚的鷄爪割下來留給我們倆吃，我大吃一驚：我從來没吃過鷄爪。小時候在餐桌上，如果我們幾個姊妹的筷子伸向鷄爪，一定會被母親用筷子敲開。在我父母的家鄉浙江，女孩不許吃鷄爪，據説吃了手發顫不會綉花，而我們家三姊妹從小就被要求做綉活。鷄爪被母親直遞哥哥碗中。它屬於男孩，據説吃了會刨錢。可是湖北三峽根本不理浙江方某的這一套，在她身體力行的示範下，浙江的形而上屈服於湖北的實惠——我開戒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吃鷄爪，三峽對於鷄爪的盛贊只在那一瞬間征服了我。此後我再也没吃過，不爲綉花，爲不喜歡。只是後來我的浙江女友及學生們，都很坦然地吃鷄爪，因爲即便不吃，也不會綉花，而挣錢也已是今天大多女子們的責任了。我的先生也不太喜歡這一道菜，結果是，夫妻雙雙挣錢能力都不强。會挣錢的女子其實是很神氣的。南京有個交友電視節目“非誠勿擾”，女士們有時會貌似矜持地問：“你在意女的比男的挣錢多嗎？”問這個問題的女士肯定挣錢不少而且肯定很在意自己錢挣得比男士多。

　　當天的游湖似乎遠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浪漫及愜意，好像風有些高夜有些黑，月色離我們似乎很遠，夜間更顯廣邈的湖，以黑色的神秘威脅着木船上的我，盡管大家説笑着，聲音却在水聲中虚化，雖有“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感慨，却全無“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輕鬆。我們吃了月餅，吃了鷄。似乎我仍然與胡曉暉共分一只鷄，但也可能記憶有誤，我留有與很具男人包容心態的他共享食物的美好回憶。

　　在偶爾閃着些神秘的鱗光的黑水上，我心裏那點兒不堅固的文人酸性被層層泛起的恐懼淹没，直擔心哪條船會不會翻了。這點擔憂，在我那些有着詩情畫意的同學們那裏，實在不好意思説出口。

　　直到今天，我的多慮總會在非常有詩意的狀態下出來煞風景。記得我任職的學院有一次組織上九寨溝，下午車扺黄龍，男同事們紛紛忙着比攀海拔近4000米高度的黄龍寺，幾個體力不濟、好勝心過强的男士躭誤了大家的回程，結果，待兩輛大巴在九曲十八彎的山路下行時，濃霧已悄悄地彌漫開來，一前一後的兩輛車居然彼此不見首尾，乘坐於車，猶如騰雲駕霧。車外一邊是時隱時現的陡峭山岩，另一邊原本是山壑，此時雲霧環繞，全然不知所以。老師們一邊談笑，一邊觀賞窗外的仙境，似乎對司機絶對信任。我却恐懼心陡起，一個勁要求司機慢開，同時急急地給乘坐在另一車的辦公室主任電話，讓其令司機緩行。回到山下，我依然難排驚恐，這種心態的影響下，我們全院三年未作集體游。

　　武大的同學兼同事

　　武大任教時，我寫好文章肯定會給兩個人看，一個是老師鄭傳寅，一個是同學於可訓。由此也看出二人迥异的指導風格：前者會由此及彼，由具象而抽象、由微觀而宏觀，揮灑自如，比如暢談“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類，將你導入一個令人耳目頓開的境界。回頭一想，怎麽改呢？這種指導對已經成形的文章來説很難有直接的建設性，但對被指導者此後思路的拓展仍有裨益，今天我仍然相信這種影響在我身上的作用；後者則具體而微，直接進入主題，從觀點到例证、到題目的設立。於是我在一段時間裏，常常會先寫好論文，然後找到老於：“哎，看看？給論文編個題目怎樣？”老於脾氣好，基本上是有求必應。

　　然而，我很快離開武漢，到了南京。忽然就發現，論文的思路得靠自己來尋找拓展的方向、題目得自個兒來“編”了。

　　今天我的學生們常常會感嘆：“方老師改過的論文怎麽就會變得很好了呢？”殊不知，當年的方老師面對被改過的文章也曾有過同樣的感慨。

　　在武漢大學留校期間，我與在校的同學結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至今我每次回校，都懷着極大的快感與他們相見，“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不知於、張、徐、盧及二陳等有無同感？

　　我們曾一起編寫書籍，那套原定爲十本結果出了六本的“咏物詩選”叢書，價值如何不論，但大家彼此聚集，相互切磋，很感充實與快樂。無論是與我同性相惜、極爲内秀的三峽、行文犀利爲人厚道的於可訓、冷幽默十足的老夫子張杰、看似書呆子實則靈秀的陳文新、盧烈紅，還是處世了了、衣冠楚楚、行爲如貴族公子一個的陳順智、貌似粗放内心熱情細膩的徐少舟，抑或後來加盟的、見人便嗨嗨嘻嘻笑的胡曉暉，大家都呈現出學術上的才智與熱情。

　　爲了共同出書這一目標，我們隆重地集體去車站接一位掌握我們出書生殺大權的編輯，根據對方難以辨出性别的名字以及一手極漂亮的鋼筆字，加上對方當時就擁有了的研究生頭衔，我們共同毫不猶豫地將其視爲男性，並果斷地安排其與盧烈紅同住一房。待到那位編輯輕晃着兩條辮子直奔舉着牌子的陳文新而來時，我與三峽不管不顧地棄陳而去，奔到一邊哈哈大笑，任書呆子一臉尷尬，任女編輯一臉惶惑。今天看來我們是何等草率也何等無禮，但當時正因爲我們的率真及學術上的追求，居然很快不費一兵一卒地將其拿下（這話稍有點兒夸張，我們凑份子請她吃了一頓飯）。她爲我們做了許多的争取，使我們同學之間有了第一次值得珍視的合作，並留下了有意義的成果。直至今天，這位編輯仍然是我的好友。

　　今天我們每位在校的同學都出了遠不止一本專著，而當時的那套書，於我們——至少於我是非常有意義的，它測試並激活了我們最初的學術能量，也記録了我們曾經的稚嫩，更見证了我們曾經的同心協力。

　　我一度住在九舍一樓，在校的同學們，離我較近的，常常會來我這裏要一點兒吃的東西。因爲看門的大媽晚上不讓進宿舍，他們晚上看書餓了，直接就敲窗，第二年回來讀研的胡曉暉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我會下碗麵條或者拿幾塊餅乾，隔着鐵欄杆遞給他們。歲月去了，歲月編織的圖案却留在記憶中。

　　他們也常常會幫助我和三峽，我很功利地喜歡桂花，秋季時分，如果食堂飯菜不好，我會端着飯盒，坐在桂花樹下，就着濃香喫飯，那時的飯菜會有幾分虚假的可口。我喜歡用它腌制用來做湯團餡的糖桂花。每到桂花盛開的季節，徐少舟與陳順智肯定趁着夜色，爬到樹上去摘，我們倆則在樹下接着從天而降的桂枝，壓低聲音輕聲歡叫。現在他們好像都會做糖桂花了，有一年我回校，正逢桂花開過，徐少舟將腌制好的一瓶糖桂花送我：喏，你喜歡的，小黄讓我給你的——小黄是他的夫人。

　　我們也常常在一起“抬石頭”：食材大家一起去買，我來做。有一次，我們商量好買螃蟹吃，到了大東門集貿市場，發現螃蟹大大地漲價了，據説是給小小的日本吃貴了。於是大家緊急協議，不與日本同流，不吃螃蟹改吃蝦。回校後，我煮鹽水蝦給大家吃，這種吃法是非湖北式的，當時大家覺得新鮮，陳順智將最後的一口湯都喝了，還直説怎麽不多放點兒水。

　　我和三峽有過一次很有趣的記憶。我倆在一個黄梅天過後的下午，去珞珈山上采集了許多蘑菇，用一把傘翻過來盛着勝利果實，爲即將來到的大快朵頤興高采烈。在九舍一樓製作的過程中，忽然發現有許多折斷了的蘑菇其斷面都發黑了，一下心裏就發毛：有毒的？吃不吃呢？

　　年輕的胃給出了裁决：吃! 但仍然疑慮重重：我們吃了，如果死了，誰知道我們怎麽死的呢？要不要給他們留個信兒，讓他們知道我們吃了可疑的蘑菇？最後的决定是，請男同學一起吃，要死一起死。於是兩人壞笑着去邀請徐少舟、陳順智們。

　　今天我們都還活得很健康，阿門！

　　方曉紅自述：

　　方曉紅，1951年5月21日出生。浙江慈豀市人。博士，曾就讀、就職於武漢大學、河海大學、復旦大學。經歷如下：

　　文革前老三届67級初中生。武漢市十六女中畢業。

　　1968年底，作爲知青到湖北隨縣（今爲隨州市）插隊。

　　1970年9月進湖北隨縣棉紡織廠當工人。

　　1977年參加高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就讀。

　　畢業後留校中文系任教，1983年底進入新聞係。

　　1988年調入河海大學社會科學係。

　　1993年調入南京師範大學新聞專業，在職期間完成博士學業攻讀。

　　2000年到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做博士後。

　　工作期間，曾任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兼任教育部新聞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師範院校新聞傳播院係協作會會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理事，江蘇記者協會常務理事、武漢大學媒介發展中心研究員、鄭州大學新聞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等。

　　“十五”、“十一五”期間爲江蘇省重點學科新聞學科帶頭人、省新聞學品牌專業學術帶頭人。主持國家級項目兩項、主持或參加省級項目五項、横向項目若干。獲湖北省、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共三項。

　　2016年退休，雖在教學與學術上仍有部分不得不繼續的工作，但主要的精力與興趣已日漸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