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武漢大學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創立了插班生制，我當時在教務處任副處長，得以參與其事，並負責過一些招生和培養教育方面的管理工作，積累下了一些片斷的記憶，尤其是有關中文系插班生（即通稱“作家班”）的一些情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關於作家班的理念

　　武漢大學作家班，雖然是插班生制度的産物，但創辦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影響。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是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和她的丈夫、詩人安格爾共同創建的。1966年，他們把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主持的一個“作家工作坊”，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的寫作計劃。1970年又得到美國國務院的幫助，這個寫作計劃於是便發展成一個有着很高國際聲譽的文化機構。30多年來，世界各國有一千多位作家參加過這個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台灣作家王拓、詩人瘂弦，大陸作家蕭干、王蒙、丁玲、陳明、劉賓雁、張潔、蘇童，詩人畢朔望、艾青等。聶華苓的祖籍是湖北應山，出生在武漢市，家人離開大陸去台灣後，在漢口似乎還留有房産。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初，聶華苓夫婦來中國訪問，就回過武漢，還應邀到武大作過講座，安格爾即席朗誦過他的詩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國詩人、老作家徐遲翻譯，氣氛十分熱烈。關於他們創建的“寫作計劃”，在這之前，我們已有耳聞，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們這次來武大，更加深了我們的印象。後來在商議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養工作時，掌握這個信息的教師、領導大都想到了愛荷華大學的這個寫作計劃，它無形中也就成了我們創辦作家班的一個參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認爲，我們的作家班就應該辦成這個樣子。因爲中文系的插班生議定招收的是已有創作成就的青年作家，所以我把它稱爲“作家班”，“作家班”就這樣約定俗成地叫下來了。但是，由於我們招收的是全日制學歷教育的插班生，不能越出現有的大學教育體制和管理規範上的要求，也難以組織正規的課堂教學，所以無法實施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那種“自由聚會”的管理方式。但盡管如此，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仍然是我們心目中的一個理想。我至今認爲，這個理想仍然可以付諸實驗。作家班後來在培養教育上的某些不盡人意之處，甚至偏離了既定的目標，我認爲正是未能很好地借鑒愛荷華大學的這個“寫作計劃”。

　　二、關於作家班的搆成

　　武漢大學中文系（今爲文學院）作家班，首届與後來兩届乃至延續至今的插班生，其生員搆成有很大的差别。首届作家班招生之時，正值文革結束後的文學復興之際，各體文學創作十分活躍，新進作家層出不窮，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讀者中産生了强烈的轟動效應，獲得過中國作協主辦的各種文學奬項，是新時期文學的中堅力量。這些青年作家絶大部分都是知青出身，没有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文革結束後，由於各自的處境和諸多原因，也没有參加已經恢復的大學招生考試。加上當時的成人教育還未完全走上正規化，難以滿足這些青年作家渴求學習和提高的需要。武漢大學通過插班生的形式，給這些已經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提供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可謂及時雨，消息傳出，社會反響十分强烈。中國作協及所屬各地方協會，表示給予全力支持和協助。我們的招生工作很快就進入實施階段。與其他各專業招收插班生的方式不同，中文系作家班招生首先要經過一輪推薦選拔。推薦選拔的工作由中國作協及所屬各地方協會配合進行。先由中國作協和各地方協會向武漢大學推薦若干人選，由武漢大學組織專家、領導審核推薦生員的創作成果及相關材料，確定入學考試資格，經過入學考試後，决定録取與否。

　　因爲推薦的渠道主要是來自中國作協和所屬各地方協會，所以選拔工作也是分兩個層次進行。一個層次是從中國作協推薦人選中直接選拔，另一個層次則是從各地方協會推薦人選中審核遴選。1985年6月中旬，我和中文系白嶷岐同志受命赴中國作協挑選作家班推薦學員。中國作協領導十分重視，記得開會那天，除老作家葛洛因病告假外，其他書記處成員基本上都出席了會議。會上經過認真的討論篩選，最後確定了20位青年作家作爲報考武漢大學作家班的推薦人選，後來又有4位青年作家，其中兩位因爲所從事的文學活動的門類比較特殊，另有兩位確有創作成就但年齡却超過了規定的要求，鑒於這種情况，經過討論研究，也决定列入推薦人選，當時戲稱“兩特”、“兩超”，説明我們的遴選工作既有原則性又講靈活性，因而是得到參選作家的廣泛認可的。這24名作家後來就組成了中文系插班生的第一班，所謂首届作家班，嚴格意義上説，主要是指這一班的學員。在這一班學員中，獲得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性文學奬的計有：陳世旭、水運憲、李斌奎、袁厚春、李延國、朱秀海、熊召政、邵振國等，他們的作品後來大多寫進了當代文學史，是新時期各體文學創作的代表。其他作家如曉劍、嚴婷婷夫婦的知青文學和電影文學創作、王英琦的散文創作、羅辰生的兒童文學創作、陳松葉的詩歌創作和王梓夫、文新國的戲劇創作，以及曉宫的現代主義文學實驗，和高爾品、鄭彦英、劉亞舟、胡發雲、吴雪腦等的小説創作，都有各自的特點，且在讀者中有較大影響。説明這一届作家班的推薦生員確有質量，頗能體現這期間中國文學的創作水平。

　　中文系插班生第二班的學員因爲主要是從各地方作協推薦名單中遴選，地域比較分散，無法一一派員前往，但所有寄達的成果材料，都經過嚴格認真的審核篩選。湖北作協因爲是“近水樓台”，得知信息較早，中文系有些教師對本省青年作家的創作情况又比較瞭解，所以推薦和入選的人數，相對外省而言，就要多出一些。適逢湖北作協當時主辦有一期文學創作講習班，已經網羅了當時在湖北文學界創作比較活躍的一群青年作家，我們正好“就湯下面”，通過省作協的推薦，這個班的學員就成了我們的主要遴選對象。結果省内外有以下一些青年作家：陳應鬆、彭興國（野莽）、周元鎬、朱華姿、王偉舉、張法德、宋驥弘、曾静平、龔紹東、洪瓊、簡兆麟、李雲貴、吕新瓊……等，成了這個班的第一批學員。外省學員中我記憶較深的有現今在出版界名氣很大的周百義，入學考試時取得了總分第一名的好成績，經查閲報考材料，才知這位青年作家原是河南省潢川縣文聯主席，自此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班的其他學員因爲時間久遠，已不能一一記起，但在我的印象中，也都是所在省份各體文學創作的佼佼者。相對於第一班而言，當時的名氣和影響可能稍遜一籌，但有些學員的創作實力並不在第一班之下，如近年來的小説創作在文學界影響頗大的陳應鬆，長期以來，因爲各種機遇的原因，似乎未能廣爲人知，但一經發現，即被人嘆爲奇才。此外，如周百義、彭興國（野莽）在出版界所創造的業績和成就，也是有口皆碑。凡此種種，説明這一班學員之中，也堪稱藏龍卧虎。

　　從第二届起，雖然整個插班生的招生程序没有發生改變，但中文系插班生的招收方式，却有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是簡化了由中國作協及所屬各地方協會推薦的程序，全部改由自由報名，知名作家、評論家或專家學者個人推薦的方式。而且真正招收有成就的青年作家的作家班（即第一班），此後實際上只持續招收了兩届（共三届），第二班則逐漸演變成招收一般意義上的插班生，即基本上是以考試成績爲主録取的學員。我因爲不久後即辭去教務處副處長的職務，回係任教，逐漸遠離了插班生的招生工作，具體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作家班的培養教育

　　按照預定計劃，作家班的理想的培養教育模式，應當是以創作爲主，輔以專業知識的教學，而且應當力求結合學員的文學創作實際，以研討創作和相關文學問題爲主，旨在提高學員的文學創作能力和藝術水平。但是，由於前述原因，作家班學員入學後實際上從一開始便納入了中文系本科生常規的培養方案。即隨堂聽課，完成課程作業，參加課程考試，記録成績，修滿學分，撰寫畢業論文，通過答辯後，按期畢業。這樣的培養教育方案，因爲與學員的創作實際脱節，不能有效地回答學員在創作中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所以很難引起學員的興趣，有時甚至因此與任課教師之間發生齟齬和衝突，這無疑與學員的要求不完全合轍。當然，從理論上講，創作的提高也不能急功近利，常規的學歷教育，旨在加强學員的文學基礎和綜合文化素質方面的修養，最終自然也於創作有益，但就創辦作家班的具體目標而論，完全遷就常規的學歷教育，至少未能貫徹“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

　　當然，就學員一方面來説，並非完全被動地隨堂聽課，而是在課堂學習之餘，仍然堅持各自的文學創作。有的在這期間發表的作品，還獲得了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性文學奬和其他各類奬項。比較集中的創作活動，有我參與其事的，是在《芳草》、《奔流》、《百花園》三家文學雜誌上刊發過作家班學員的作品專號，我爲這三個作品專號分别寫過三篇綜合性的評論文章，通過這種方式向社會推薦作家班的學習成果，從常規的學歷教育來説，這也可以算作是一種社會實踐的成果。

　　如果按照一種較爲理想的培養教育模式，對這兩個作家班學員的創作，教師和管理部門應當給予更多關注，對他們的創作活動和發表的作品，應當充分利用學校的教學環境，組織專門的研討活動，並將其納入常規的教學環節。但遺憾的是，因爲教師所從事的專業分科較細，與當代創作關係不够直接的專業任課教師，一般都不願意也無條件介入學生的創作研討活動，有關管理部門則基本上是按照常規本科生的培養教育模式，對作家班實施教學管理，結果就難免南轅北轍。這也説明一項新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能僅僅滿足於它是一種新生事物，而是同時還要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能够促進這個新生事物生長發育的保证措施，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否則，新的東西如果被裝進了舊的軀殻，也難免要變成舊的東西或不新不舊的東西了。作家班在實施的過程中，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四、一點花絮

　　説到這兩個作家班的學員，有些場景和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

　　雖然在這之前，我就認識陳應鬆，但對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並不完全瞭解。被武大録取後，臨到要報到入學了，却找不到他人在哪兒。我們都很着急。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又没有現在便利，只能藉助電報和長途電話。我一方面囑咐有關部門保留他的註册資格，一方面發動大家多方查找，最後終於找到了，原來他還在江上放排，結果成了最後報到的一個學員。

　　新生報到的那天，照例集中在小操場辦理各項入學手續。但從安徽來的女作家王英琦突然發現自己的入學通知書不見了，於是大家幫忙，把行李搬到舞台上，裏裏外外地找了個底兒掉，最後不知在什麽地方找到了，才算是虚驚一場。王英琦後來似乎始終没改掉這個丢三拉四的毛病，這件事至今在她的同學中，仍傳爲笑談。

　　因爲大家都很珍惜這個學習機會，對武漢大學來説，這届作家班又屬首創，所以在集體的開學典禮之外，又特别爲作家班搞了一個入學的儀式。記得地點在行政大樓的一會議室，校係兩級領導、有關管理人員和教師代表出席，作家班學員中軍人較多，那天都是全副戎裝，其他學員也都穿戴整齊，精神抖擻，容光焕發，看上去真有他們戲稱的“黄埔一期”的氣象。

　　我因爲是從中文系調到教務處的，在搞行政工作的同時，還兼有中文系的教學工作，所以與作家班學員的接觸，就比别人要多一些。加上有許多學員，原來都很熟悉，有的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我跟他們的關係，可謂亦師亦友。課餘他們也常到我家走動，或聊天，或喝酒，情同手足。有時在我那間小書房聊到半夜，回宿舍只好翻墻越門而入。遇上來家尋喫喝的人多了，餐桌坐不下，就裏外三層地圍站着，照樣喫喝得有滋有味。我至今很懷念那段雖然艱苦，但却快活無比的日子，這也是作家班給我帶來的人生樂趣。

　　當然，這麽多人組成的集體，又都是一些有個性的作家，在學習和日常生活中，也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和衝突，包括個人私生活上的一些問題，但這些矛盾、衝突和問題，當時都得到了妥善的處理，既没有影響學員之間的團結，也没有躭誤他們的學業。畢業後，他們都順利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崗位，用自己的創造性的勞動，撑起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一片天地。有的還擔任了各級文聯、作協的領導職務，成了繁榮和發展中國文學的核心力量。

　　武漢大學創辦插班生制和招收首届作家班，已經過去20年了。每念及此，作爲當事人之一，我深感這件教育改革的創舉，對作家來説，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舉，對當代中國文學來説，則用得上魏文帝曹丕的那句名言，堪稱“不朽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