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下“第一次在台灣出書”這個題目時，不禁啞然失笑：我的那60幾個大學同窗一定會説我小題大做。畢業30多年了，就這點事好寫麽？説真的，還就是這件事值得一寫。一個不是寫書、就是教書，不是教書、就是讀書的人，在他的生活中，還有什麽比書更重要的？何况，“第一次在台灣出書”，還真有一點“歷史意義”。

　　一

　　事情要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説起。知道了那個時代，才能體會到出書在當時的重要性。

　　那個年代，高校教師下海的人急劇增加，其原因很簡單，呆在高校裏太苦了。當時，流行的話題中有三大難的説法：一是出書難，二是評職稱難，三是住房難。難到什麽程度呢？且聽在下道來。

　　先説出書難。那個年代，誰也不會想到，才過了十幾年，就會出現圖書過剩的盛况。那個年代，正式出版一本學術著作，就算得上一件大事。許多大名鼎鼎的學者，除了李澤厚這一類特殊情况之外，大多只有一兩本書；如果一個學者要證明他在職稱評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最有力的一個理由是：我有書，他没有書，憑什麽他上了，我没上？當時流行的一句口頭禪是：“要摔得響！”所謂“摔得響”，就是有自己的專著，往桌上一丢，其聲清脆，而這本書的作者，理所當然“自我感覺良好”，在他人眼中也確實非同小可。那真是一個“一本書主義”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裏，幫人出一本書，或者求人出一本書，都是極其引人注目的事，出書能不難嗎？

　　再説評職稱難。現在流行一句話：“教授滿地走，講師不如狗。”回想當年評職稱的艱難情形，恍如隔世，如果不是親歷者，我也許不會相信那竟是實情。有幾位教過我的老師，四十出頭了，還是講師；有一位直到退休的時候還是副教授。一個係（那時候習慣於叫係，不叫院）的教授，就那麽幾個，個個都是大牌，不像現在教授太多，要特别地將“大牌教授”區别出來。上職稱之所以難，主要是因爲文革前後長期不評職稱，積壓的人才太多，以致那幾個職稱指標，杯水車薪，壓根兒不能解决問題。無奈之下，許多單位在評職稱時，總是同時用兩個指標來卡人：資歷和成果。只有資歷和成果都佔上風的人，才上得了職稱：要是只有資歷而成果並不顯著，或者成果顯著而資歷不够，在評職稱時都免不了大受委屈。如果我的記憶没有出錯，大名鼎鼎的易中天教授，就是因爲資歷不够而在職稱上吃了很多苦頭的人。他是文革後的第一届研究生，天資極好，成果也多，備受胡國瑞等先生的器重。和他同時競争同一檔職稱的，有許多比他早留校十幾年，論資歷，他是没法比的，因此老是評不上，“非戰之罪也”，資歷不如人也。後來他從武漢大學調到厦門大學，在百家講壇一夜成名，武漢的一家媒體曾特意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易中天調離武大，是不是因爲在職稱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當時我對記者説了上面這些情况。也許記者覺得這些話不符合“人咬狗”的標準，他只報導了别的采訪内容，而把這些話給淘汰掉了。媒體終究是媒體呀！

　　接下來説“住房難”。文革期間，高等學校若存若亡，其住房規模，只有萎縮的，没有擴大的。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學生數量和教職工數量急劇增加，住房緊張的狀况，直到本世紀初才得到顯著緩解。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正是“住房難，難於上青天”的時候。説幾個例子吧。胡國瑞教授，當時是80歲左右，據我目測，他的住房面積不會超過80平米；唐富齡教授，當時是60歲左右，住在極爲吵鬧的馬路邊，住房面積不會超過50平米；易中天教授，當時40多歲，住房面積不會超過40平米；我當時30多歲，已經是副教授，住房面積僅有27平米。現在流行一部叫《蝸居》的電影，那時候，高校裏邊，到處都是蝸居。一到晚上，“老子”要做學問，子女要做作業，兩代人争空間、争燈光，也算一道風景。

　　出書難、評職稱難、住房難，在這三個難題中，高校教師，尤其是文科教師，首先要解决的是出書的問題。何也？書多，上職稱就可能快一些；職稱上了，住房就有可能大一些。出書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

　　對於我來説，出書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重要性之外，還有另一層特殊的重要性。

　　比起易中天教授這一類學者來，在評職稱方面我是幸運的。那時候，各高等學校考慮到人才積壓的狀况過於嚴重，特别給一部分年輕學者劃出了一片發展空間，即所謂“破格晋昇”。凡是年齡没有超過35歲的，晋昇副教授時可以破格；凡是年齡没有超過45歲的，晋昇教授時可以破格。所謂“破格”，是説這些人的職稱名額由學校單列，他們不必與本係的其他老師競争，而只要達到學校的相關要求就行。這種特殊年代才會實行的政策，我是得到了好處的人之一。1991年5月，34歲那年，我破格晋昇爲副教授，在武大中文系，一度是最年輕的副教授。

　　破格晋昇副教授之後，高興了没幾天，自己就覺得有些不自在了。有一個事實，别人不説，我也清楚：有一部分教師，比如易中天教授，人家雖然還是講師，可是已經有了著作；你雖然已經是副教授，可是你居然没有出過書。人人心裏有杆秤，自己心裏當然也是有杆秤的。怎麽辦呢？只有一個法子，就是趕緊出書，否則就會一直尷尬下去。

　　出書的焦慮在那幾年一直困擾着我。

　　我曾經假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一個途徑是，請名家推薦。有一些名家，他們在學術界有影響力，而且也熱心於提携後進，只是，我生性臉皮太薄，不好意思找任何人開口，生怕遭到拒絶，傷害了那份脆弱的自尊心。還有一個途徑，是請人贊助出書。有一些口袋比較暖和的人，崇尚風雅，樂於資助那些著書立説的人，只是，我對補貼出書，不只是羞於啓齒，甚至有些避之惟恐不及。一個人急於出書，又不願意放下自尊心，這就難辦了。

　　一天和内人閒聊，又説到了出書的事情。内人試探地問：能不能把書拿到台灣去出？

　　把書拿到台灣去出，在當時已經不是新鮮事，像文津出版社，就已經開始成系列地推出大陸博士學位論文，而三民書局，也出版了不少由大陸學者譯註的古籍。可是，我的書不屬於這兩個系列，不會有台灣的出版人主動來找我約稿。既然不能守株待兔，那就只有主動找兔。

　　接下來的幾天，昏天黑地，我持續不停地忙着這幾件事情：在學校圖書館裏，一本一本地查閲台灣版書籍的版權頁，把出版社、出版社通訊地址、發行人等數據一一鈔録在筆記本上；用複印紙複寫《中國傳奇小説史》的目録（那時候没有電腦打印，自己用複印紙複寫是準確率最高的），一連複寫了一、二十份，分裝在信封中，從郵局寄往台灣。當時的想法是，只要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了我的稿子，就有戲。

　　寄發那些郵件的時間是1994年初。有一個情况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的，我所聯繫的那些出版社，有好多家其實已經關門，往那裏投稿，只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郵件寄出去一個月之後，我就感到了來自内人的沉重壓力。那段日子裏，只要我去了係裏，回來時内人一定會問：台灣回信了没有？起初我總是用一句話回應：哪有這麽快？但這句話在兩個月之後就不管用了。兩個月之後，内人得出了一個結論：看來你只能在武大混混。台灣的出版社水平高，没有一家看得上你。内人不光説這些話，還要在這些話之外加上一聲長嘆。那個時候，我才深切地體會到，一個人在無力維護自己尊嚴的時候，是一種多麽難堪的境况。

　　對於我來説，出書是跟尊嚴聯繫在一起的一件大事。

　　三

　　1994年4月，事情真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句詩：在日復一日的期待中，終於收到了正中書局的來函。至今我還記得，正中書局的信封上印有“反攻大陸”的字樣，讓我好生奇怪：這樣的信居然也能安然無恙地通過大陸海關。若干年後，我對這個情况給出了一個解釋：也許，在大陸海關看來，“反攻大陸”其實是主張國家統一的另外一種表達方式——“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嘛。

　　正中書局的來函，内容主要有兩點：一、書局對《中國傳奇小説史》目録很感興趣；二、書局希望我提供第二章、第七章的完整書稿，書局擬請專家匿名審閲。

　　我難以説出我讀了這封信之後的感受。當時的一個念頭，和中舉時的範進極爲相似：“好了！”但興奮很快就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一倍的忐忑不安：書稿寄去之後，是不是能够通過匿名評審？當時我對台灣的學術界瞭解甚少，也不知道那位審稿專家有没有特殊的學術立場。對我來説，一切都是未知數。

　　忐忑不安歸忐忑不安，書稿總是要寄去的。送審的書稿，不光要再加打磨，而且要多複寫幾份。那個時候，大多數出版社或刊物都有這樣一個聲明：請作者自留底稿。言下之意是，如不采用，不擔保一定退稿。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尚未成名的作者，誰又能保证你的稿件一定被采用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自留底稿”。而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自留底稿”的辦法就是多複寫幾份。

　　有一個情景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正是夏天，我住的地方是珞涵邨1棟1門1號，27平米，主房間11平米，正對着西曬，室内温度不知道是30幾度，只是感覺打着赤膊也會不停流汗。就是在那間房子裏，大概是傍晚8點鐘的時候，定稿的事終於接近尾聲，只剩最後兩千字了。我站起身來，舒了一口氣，不知怎麽突然有一種撑不住的感覺，很疲倦，很累。但我不想把事情拖到第二天，就兩千字嘛，一鼓作氣寫完多好。這個想法也得到内人的支持，於是我連喝了兩杯濃咖啡，希望能提起神來。出乎意料的是，兩杯濃咖啡剛喝下去，睡意就迫使我躺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自從有了這一次經歷，此後我再也没有用咖啡提過神，也不再相信咖啡提神的説法。不知是咖啡誤我，還是我誤咖啡。

　　在1994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在那間正對着西曬的房子裏，《中國傳奇小説史》和《中國筆記小説史》這兩部書先後定稿。一個月之後，我們遷入珞涵村5棟2門3號，住房面積增加了11平米左右。

　　給正中書局的送審稿，是遷居之前寄出的。

　　四

　　1994年的8月下旬，那天下午，終於收到了正中書局的正式出版合同，隨合同一起寄來的還有匿名專家的審稿意見。這些審稿意見，對於别人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但對於我，它不僅讓我感覺到了做人的尊嚴，也緩解了幾年來一直壓在心頭的焦慮。一個做學術的人，他不能不在乎同行的認可。所以，我願意把這些審稿意見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

　　“一，本書對於中國傳奇小説做歷史性的評介，分析得當。二，在劉開榮撰《唐代小説研究》之後，一直没有比較理想的唐人傳奇研究出現，台灣後有祝秀俠、劉瑛等人之《唐代傳奇研究》等多本唐人傳奇研究，缺陷仍多。本書貼近各個時代的情境來分析傳奇作品，較爲合理。三，對於傳奇作者及傳奇單篇之分析皆頗爲恰當。”正中書局同時提出了一個建議：將書名定爲《中國傳奇小説史話》。

　　一邊是這些審稿意見讓我感到興奮，一邊是出版合同讓内人感到興奮。興奮之餘，她最關心的事情是，能不能請正中書局在1995年3月出書？内人之所以關心這個時間點，是因爲按照慣例，這是評職稱的時候。如果我在1995年參評職稱，還可以享受“破格晋昇”的優惠。“破格晋昇”，可以避開許多矛盾，是一個不能輕易放過的機會。我們試着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正中書局，没想到正中書局很爽快地就答應了。記得《中國傳奇小説史話》的責編是張淑芬女士，她對作者的體諒令人感動：不僅出書的時間與作者的期待同步，還特意用快遞寄來了樣書，以便參評職稱時能按時上交。

　　《中國傳奇小説史話》在正中書局的出版，還帶來了另外兩個副産品：台灣的志一出版社稍後要走了拙著《中國筆記小説史》，1995年3月出版；台灣的揚智書局約我寫一本《禪宗的人生哲學》，稿酬較高，並承諾在1995年3月準時出書。之所以有這兩個副産品，那是得益於正中書局的品牌效應。一個在業界享有聲望的老書局，它的作者也會跟着提高身價。而我從這些副産品得到的好處是：從此以後，經濟狀况大爲改善，雖然没有達到致富的標準，但確實可以説是脱貧了。從1995年起，我的稿費收入明顯增加，家裏的伙食也跟着多了花樣，孩子的零食也稍稍豐富了一些，老家來人時，我們也有能力做一點慷慨的事情了。

　　“一本書主義”，還是有些道理的，尤其是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環境中。

　　陳文新簡介：

　　陳文新，男，1957年8月生，湖北公安人。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獲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1991年破格晋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昇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首席專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中國古代文學史》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博導。現爲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武漢大學域外漢學與漢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係》主編、《湖北省誌》總纂委員會副總纂、中華炎黄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國俗文學學會顧問、中國明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儒林外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紅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水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等。主要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説史、明代詩學和科舉文化。所主編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是一部系統完整、涵蓋古今的文學編年史,立體地呈現了數千年中國文學發展歷程，榮獲首届中國出版政府奬（2008年）和湖北省第六届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一等奬（2009年）, 入選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十年建設標誌性成果（2000-2010年）、“新中國六十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成就展”（1949-2009）和“黨的十六大以來出版業發展成就”代表性成果（2002-2012），被譽爲“中國文學史的長城”。學術著作主要有《中國小説的譜系與文體形態》、《傳統小説與小説傳統》、《文言小説審美發展史》、《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説史料》、《紅樓夢的現代誤讀》、《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集部視野下的辭章譜系與詩學形態》、《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生態》、《劉永濟評傳》等。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學遺産》等刊物發表論文近300篇,其中數十篇被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新華文摘》等全文轉摘或摘要轉載。多次赴海外講學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