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中文系轉學到數學係

　　我父母於1976年從重慶大學調回老家武漢。我高中畢業後到湖北的鐘祥縣下鄉，幾個月後，被評爲公社標兵（當時武漢大學化學係查全性教授的女兒查小惠也是公社標兵）。之後被調到公社搞寫作。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選報的第一志願是武漢大學中文系。報考中文系是因爲在農村除做農活外，平時讀些文學方面的書，加上小時候受父親的影響也寫點詩、感想等。記得拿到中文系録取通知書時，我看到我的學號在中文系77級新生中排在第一個——777001。因上中學時我就在校住讀，平時父母也没時間管我，養成了比較獨立的習慣，報考大學中文系的想法，我從未與父母商量。我母親是一位政工幹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她很擔心我説話出事。進入中文系後，我母親時常告誡我，白紙黑字，在各方面一定要小心。

　　母親説這樣的話是有原因的。我家在重慶大學時，我父親因發言差一點被打成了“右派”，我母親保護了他。我還記得有一年在漢口與母親在街上行走時，看到路邊有批判鄧小平的標語，雖然我對政治什麽都不懂，不知爲什麽，我大聲説了一句，“要爲鄧小平翻案！”我想這可能是受父親的影響，或者是聽到父親與其他人談論時事時對我的思想産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有可能是因爲當時鄧小平出來以後，老百姓的生活狀况明顯有所改善，所以脱口而出。記得當時母親緊張地趕緊用手捂住我的嘴，告訴我不能隨便亂説。

　　其實我的理科，特别是數學，功底還算好。高考時數學成績很好，總分應該在97分以上甚至還要高一些（當年數學卷是有附加題的，卷面基本分＋附加題的分，總分應是110分），所以母親跟我商量以後，嘗試讓我從中文系轉到數學係去。

　　幸運的是，當時的武漢大學已經率先成爲中國教育改革的試驗高地。劉道玉等校領導思想解放，處事開明，開始在學校嘗試推行學分制，所以數學係與中文系的領導能够考慮我的轉係要求。其中還有一些小插曲：

　　一是當我還在中文系的時候，我曾經到數學係旁聽路見可教授所講的微積分。當時是上大課，幾個班估計總共有100多個學生聽他的課，聽課中我向路見可教授提了一個問題，路老師認爲問題提得很好，但他從來没見過我，就問我的名字，我告訴了他。路老師查了一下他的學生名册，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就問我是哪一個係的？我回答，我是中文系的。路老師感覺有點喫驚，説中文系的學生爲什麽跑來聽數學係的課？我回答説：我喜歡。所以後來我申請轉學到數學係，路老師知道後表示支持。

　　二是數學係領導到學校核查了我高考時的數學分數，也認爲考試分數較高。 

　　三是數學係在同意讓我從中文系轉到數學係之前，要求我參加了當時數學係學生的考試，據説考試的成績也不錯。

　　四是因校領導劉道玉當時思想很開放，教務處對我轉係的事没有阻擋。

　　五是我母親曾找過當時化學係的黨委副書記張杰，請他幫忙。張杰也曾經找過數學係相關領導談我轉係的事。數學係的領導同意考慮我轉係的要求，張杰的幫助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我心裏還感激張杰）。所以最終我很幸運地從中文系轉到了數學係。據説這是從來没有發生過的事。

　　我是在重慶第三中學完成中學階段的學習的，而重慶三中是重慶市最好的中學之一。在初中與高中期間，我就自學過很多大學的數學教科書。我對數學的愛好其實起因於一件小事：

　　因爲我以前理科一直很好，考試分數一般都很高，當時三中的老師特别是教數學老師都知道。有一次期中考試，我自以爲自己數學很好，考試没問題，也不復習，甚至還在復習時間打擾其他同學的復習，没想到考試結果一公佈，我居然只得了59分。念及我平時數學成績不錯的數學老師好心給我加了1分，才使我勉强及格。每次考試過後，我都會拿着成績單送給母親看。我印象非常深刻地記得，這一次母親看了成績單後，忍不住打了我一耳光。我是我家的老大，我母親非常愛我，我也非常愛我的母親，這是我母親第一次動手打我。打過我後，她心裏非常難受，我也感到非常難過，下决心今後一定把數學學好，不讓母親失望。那次捱打後學校的期末考試，我是全年級唯一一個數學成績得滿分的學生。從此以後我便自學了很多數學書，弄得一些數學老師有點“怕”我了，因爲我經常在課堂上提出數學問題，他們回答不了。之後每年我在年級裏的數學考試成績都是數一數二。

　　我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她内心非常善良，人緣很好，許多事都能忍，有大智慧。内心裏我非常愛我的母親。她工作忙，要照顧父親，同時還得管教我們。記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家生活條件都很差，就是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我父親的床頭却總是有好酒好煙，我從没聽過母親説過一句抱怨的話。我當時十來歲，很看不慣父親的行爲。也就是在那時我告訴母親將來我一定要做到不抽煙，不喝酒。

　　轉到數學係後，同學們在課程上已經領先我許多，我得盡快將早先没有跟班上的課程補上。剛開始時我選的課實在太多，有時根本不可能去課堂聽課，我就抓主要的課去聽，其他的主要是靠自學，參加考試。有一次我選了代數方程課，這是一門大課，整個學期我没聽過一次課，到期末考試十來天前，借同學的筆記看，考試結果出來後，得了滿分。據説是全年級三個得滿分中的一個。之後我還選了路見可老師給研究生開的課程，並自學很多美國數學研究生的教科書。一段時間過後，我在數學係學習的總體成績應該算是名列前茅了。當時數學係從每個班挑選幾個學生作爲出國留學的候選人，我也是其中一個。快畢業時，因爲數學係没有去美國的留學名額，數學係的黨委書記黄訓騰曾找過我，告訴我係裏瞭解我，希望我留下來，報考路見可老師的研究生。但是思來想去，最後我還是想出國，想去美國留學，不想留在武漢大學數學係讀研究生。

　　在武漢大學學習的四年裏，自己算是比較努力。平時上食堂喫飯一般都是快步走或跑着去。雖然我家就在武漢，除最後一年外，春節暑假都没回過家，而是留在學校裏學習。

　　二、在美國學習數學的經歷

　　因我决心去美國學習，自己就動筆給當時的美國數學學會副會長 P. R. Halmos寫了一封信——他寫了很多數學經典著作，也主編了很多給數學研究生的教科書，所以我知道他——並將在武漢大學已學課程的成績單寄給了他，希望他支持我到美國讀研究生。P. R. Halmos回信給我，表示願意支持。但他同時告訴我説，他已經不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而在印地安那大學任學院教授（學院教授是該大學級别最高的教授職位），希望我去那裏學習，並讓秘書將學校的申請表格寄給了我。在他的支持下，我於1982年被印地安那大學録取爲數學係的研究生，並提供全額奬學金。

　　當時我的右手受了傷，只能用左手寫字，而且英文的口語非常差，也没考TOFEL或 GRE，即便是這樣，我也毫不猶豫地去了美國。由於當年的宣傳以及對美國的不了解，有的老師，包括我父親就對出國不支持。我母親却很堅决，全力支持我去美國。1982年秋到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後，主管數學研究生的教授跟我談了不到兩分鐘，馬上要求我全面補習英文。記得在美國學的第一門數學課是復變函數，選課的研究生有十幾個，有的已得到碩士學位。期末考試題目比較難，我考了97分，有意思的是，竟跟我當年高考的數學分數一樣，全班第二名考了70多分，其餘都是50多分以下。講課的老師也很高興，因爲當時美國人認爲中國的教育水平很低，到美國讀研究生的學生很少，他没想到中國學生能够考得最高分，主動表示要收取我讀他的博士生，並借給我專業書籍。我是因爲P. R. Halmos而到該學校去的，之後也選了他的專業課。

　　P. R. Halmos的確是個一流的老師。他教研究生的方法也很獨特。他没教科書，也要求學生不要看書，並讓圖書館將與該課程有關的參考書收起來，凡要借這些書看的學生都必須簽字，這樣他就知道誰偷偷看過參考書。上課時他會將那些要學的著名定理講解給學生們聽，但不給證明。他要求學生自己來想辦法重新證明這些定理。下課前他有時會布置一些難題給學生們當作業，下次上課時他會讓學生自己舉手，争着上台去寫自己的證明或解法。這樣他一方面培養了學生的理解能力與創造能力，同時他也能很快地分辨出不同學生的水平和能力。

　　有一位從中東來的拿過碩士學位的同學與我成了班上的焦點。在課堂上，經常都是我們倆争着舉手上台講解，競争非常厲害。這同學年齡較大，有時耍點小心眼。有一次我與他争着舉手上台解答一難題。通常都是誰先舉手誰先上台。那次是我先舉手，但P. R. Halmos却選了他上台。這老兄站起來却半天不敢上前，原來他根本没有解决那道難題的證明，却又想在P. R. Halmos面前顯示自己有能力。可能他以爲在我舉手之後他再舉手，既能告訴P. R. Halmos他能解决這問題，又不會真的上台去做。没想到那天P. R. Halmos偏偏就選了他。從那以後他在P. R. Halmos與班上的同學們面前失去了很大的信譽。又有一次，我上台解答問題，事先腦子裏想得很清楚，上台後在黑板上寫了一半突然忘記了下一步應當怎樣推理，被P. R. Halmos趕了下來，並批評我：應當珍惜大家的時間，上台前應完全準備好。打那以後，每次上台我都會事先將證明或解法寫好，上台後很簡潔地寫出自己的證明和解法，P. R. Halmos很高興。P. R. Halmos的課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課，我很懷念這位老師。

　　因爲 P. R. Halmos 年齡已經很大，已經不做前沿的數學研究，而我又想找一位在數學前沿很有名的老師作導師，於是我在1983年秋天申請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究生，因爲世界級數學大師I. M. Singer在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

　　有一天，P. R. Halmos在講課時，突然告訴全班同學，有一位同學將要離開我們。隔了幾個星期，我就收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録取通知書，並給了全額奬學金。1983年冬的聖誕節，P. R. Halmos邀請我到他家裏去過聖誕節，告訴我説，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曾經打電話向他瞭解我各方面的情况。他對他們説，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最後他還説：“雖然我支持他去麻省理工學院，但我也希望他能够留下來。”P. R. Halmos也曾坦率地告訴我，説我去麻省理工學院是正確的决定。

　　我於1984年春天到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數學專業讀研究生——我應該是這個係純數學方面第一位正式録取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有一位在中國讀過研究生的訪問學者，由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訪問學者的身份轉爲讀純數學研究生的老師）。我心裏有一個很强烈的願望，就是不能給中國人丢臉。

　　到麻省理工學院不久，因I. M. Singer到其他大學訪問一年，一時回不來，我就選了在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裏微分方程方面最有名的一位老師作博士生導師。他當時剛得過美國數學學會五年頒發一次的數學分析方面的大奬，而且是很年輕的美國科學與藝術研究院院士。我的博士生導師在我讀完必修課、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給了我一個研究題目，作爲我博士論文方向。那個研究題目我做了一年之後，我告訴老師，他對結果的猜想是錯的。

　　當時我的老師正在與一個從普林斯頓大學來的教授共同研究一個很大的數學難題，合作了一段時間，没有任何進展。老師就將那個大的數學難題中非常小的一塊讓我嘗試去做，看能否找出一條攻克這難題的新方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我把這一小塊的問題解决了，但解决問題所用的方法根本不能用於解决那個大的難題。

　　老師當時直言不諱地對我説：“你可以畢業，但找不到好的工作。”事後我一直在想，我的老師在用我探路——老師的能力，經驗我是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的，若有辦法解决這個難題，他肯定會自己做的。我若按照他指引的路走下去，很難解决這個問題，况且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數學家都知道這個問題，但都還没找到攻克這個難題的辦法，我必須要走自己的路。那一段時間真的很艱苦，晚上連做夢都在想攻克這個數學難題。我在枕頭邊放了一個小録音機，當夢裏想到什麽方法的時候，只要一清醒，我就馬上用録音機把我的想法録下來，避免忘掉。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 或者是上帝可憐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我突然找到一個方法，將這個問題轉换到一個看上去與該問題完全無關的另外一個數學分支的問題，爲解决這道數學難題開拓了新的思路和渠道。爾後又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把這個新的數學問題全部解决了，轉過來又將原來的數學難題全部解决。

　　當我到導師的辦公室告訴他，他不敢相信。他自己花了很長時間一步又一步地進行論证，終於認定這個數學難題確實被解决了。我提供的解决方法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將以往有關這個數學難題的各個特殊情况的解决方法都包括了。爾後我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係裏對我的博士論文的評語是，我對這個數學難題提出了“天才性的解法”。隨後我還得了奬。

　　在美國，獲得博士之後，想要在大學裏找工作，一般是在11月份或12月初寄出求職申請以及老師們的推薦信，次年3、4月份，所有的教師職位一般已經全部確定。我是在4月份才解開了這個數學難題，5月答辯。當時我的導師只問我了一句話：“你想去美國哪裏？”我在美國東部呆了幾年，想去美國西部最好的大學斯坦福大學工作。我的導師給斯坦福大學數學係的一些教授們一一打了電話，爾後斯坦福大學數學係通知我，希望我去教書。就這樣，我於1987年秋天去了斯坦福大學教書。

　　在麻省理工學院作學生的時候，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記得有一次開車路過一個大湖邊，發現有很多魚在跳，於是我就用一些可口可樂的罐子做成釣魚的工具——將魚綫的一端綁在一個小棍子中間，將小棍子卡在可口可樂罐子的裏面，將魚綫的另外一端拴上魚鈎鉛托，掛上玉米，將魚綫纏在可口可樂的罐子上，將魚鈎端扔到湖水裏去，另外用一塊石頭壓住魚綫。當魚上鈎後，拖着魚鈎游走時，可口可樂的罐子就會轉動，發出響聲，我就知道魚上鈎了。我做了幾個這樣的罐子，在兩個小時内，釣到了40多斤鯉魚，開着車，拉着魚，回到學生宿舍，叫了很多男女中國學生，在學生宿舍開鯉魚宴，而且把很多魚送給了别人。自從有這個發現以後，數學係和其他係的一些學生經常用這個方法去湖邊釣魚改善生活。有一次，一條魚把可口可樂罐子拖到湖水裏，我急忙下湖去抓，一失脚踩到深水裏去，“撲通”一聲連眼鏡都跌到湖底裏去了，只好模模糊湖地把車開回到學校裏去。

　　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時的一件事，也説明我在爲人處事上很笨。有一天係裏一位老教授專門邀請我一個人去他家做客。這老教授在係里人緣非常好。但我没有像樣的西服，我就很生硬地告訴他我不能去他家，再没多想此事。幾年後在斯坦福大學一次聚會上，見到P. R. Halmos和他夫人，他夫人批評了我。原來那老教授是P. R. Halmos的好朋友，不知道我拒絶去他家的原因，將此事告訴了P. R. Halmos。

　　到了斯坦福大學不久，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老師要我把我的論文寫成文章，共同發表，因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説，我曾經用一個實際例子來説明我解决這個難題所提到的條件是必要性條件，用這個例子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歐洲的數學年刊上，這可以説明這個數學難題的重要性。我當時同意與我的導師共同發表這篇文章，可是導師又提出讓我將另外那位從普林斯頓大學來的教授的名字，也作爲作者之一放上去。我當時很震驚，也很憤怒。我解决問題的核心部分與他人没有任何關係，這位教授没有做出任何貢獻，我根本不能接受，我覺得這是對我的污辱。我與導師爲此事發生了激烈的争執，他也没有給過我任何理由，爲何要把第三者的名字也作爲作者之一。

　　作爲一個中國學生，我們對外國的老師們都很尊重。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學術界裏不光明的一面。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導師會提出這個要求，那我寧願不發表這個文章，也不會同意他的作法（後來我才想明白，導師爲什麽想將第三者放到我的文章上，因爲他曾和那位從普林斯頓大學來的教授一起合作過，想解决這個數學難題，但没有實質性進展。如果我的導師的名字署到我的文章上，而没有那位教授的名字，導師會覺得難堪）。

　　與導師發生這次争執以後，我决心將我的研究方向一大部分轉向解决新的很大的數學難題上。我又轉攻世界上最著名的數學難題——“黎曼猜想”。我當時認爲自己找到一個新的辦法，可以嘗試攻克這個數學難題，爲此花了很多時間，拿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證明。當時斯坦福大學一個教授檢查了我的證明，認爲没有錯。爾後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斯坦福大學數學係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教授，那個教授認爲不可能，在我們又重新檢查一遍我的證明時，發現了一個錯誤。

　　因爲我没有同意與我導師共同發表文章（論文根本没有發表），因爲我與導師發生過很激烈的争執，我的導師從此不再給我寫推薦信，而當别的好學校想聘用我時，我的導師也告訴他們否定性的評價。從此我對數學失去了興趣，自學很多金融方面的東西。

　　多年後回頭看，自己當時年輕氣盛，很多人生的道理都不懂，而且性格太剛，説話也很直。其實共同發表文章這件事，退一步海闊天空，若讓那位教授成爲作者之一，我的導師在我將來的事業上會很有幫助。我自己不會爲人處事，很多事情自己都不願意解釋，經常是自己對的或有道理的事，但却被誤解，直到如今也是如此。

　　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决心不再讓任何人决定我的命運，自己創業。創業是我拿自己最弱的一面去與别人競争，因爲我爲人處事能力很差。但要自己掌握命運，没有更好的其他選擇。幾年後，我辭去了學校的工作，開始自己創建公司。我所創建的公司在哈佛大學商學院還有案例。當時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好朋友曾經告訴我説：“如果你要能發財，全世界的人都發財了。”

　　2003年，遼寧省來美國邀請一批人到遼寧省投資，我是其中一位，除了1984年回國過一次以外，那是19年後再一次回到國内，發現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感覺很好。爾後多次回國，投資各種公司，但上當不少。有一次，同學謝湘都發現我被别人騙了。

　　三、目前我正在做的事業

　　目前我放下其他事情，正在國内做一有關納米發電與納米新能源的公司。納米科技應該是繼因特網之後的又一次産業革命，但長期以來很多納米器件，納米系統都已研製成功但不能使用，原因是怎樣驅動納米器件、納米系統的問題得不到解决（普通電池不能做到納米級别；用電源綫給納米器件供電在應用上有太多限制），所以將機械能轉化爲電能的納米發電的發明，爲解决整個納米産業的瓶頸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行的途徑。這項技術在國際上得了很多奬，在很多領域已經可以商業化，國家對這項技術的引進與産業化非常重視，希望在中國建立領先國際的納米産業鏈。

　　我們在該技術的知識産權的合法權益問題上非常小心，動作也很快。在該技術還是實驗室技術期間，在美國與美國大學簽定了專利協議，將該大學擁有的所有有關納米發電的基礎專利的全球、獨家、可轉讓、可轉授，及其製作方法的全球、獨家、可轉讓、可轉授的全球權益買斷，在國内建立以納米發電技術爲核心的納米新能源系列公司，我主管公司。國家領導人對此技術的引進與落地也多有批示。

　　目前，我們公司從應用着手，已解决了不少行業的技術難題並將多項應用推向市場，很多國内外大公司主動與我們聯繫。我個人感到責任與壓力很大，但也有信心、有决心把這件事做成功。我還是笨鳥先出林，會義無返顧地去做這項事業。我們目前正在爲該技術的各種應用推廣，爲公司所在地的經濟發展、産業結構轉型做出貢獻，創造很多就業機會。我個人希望能爲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也希望能爲中美兩國共同和平發展盡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