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國歌奏起，我們聽到的最響亮之聲總是“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我們誰都明白，那打砲的敵人是昨日之敵，今天想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還没有機會。

　　在這世界上，敵人是時勢之物，變化多端、增减無常。想當年，我們的敵人何其多，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以及地富反壞右不用説了，那是釘在板上的看得見的死敵，但身邊看不見的呢？你能保证同校的他和同廠的她不是暗藏的敵人麽？然而今天，不要説身邊没有敵人，千萬裏之外去搜尋，未必能找到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敵人。

　　可是要較真，我們還真的有一個敵人，那就是能够代表“中華民國”的代表。只不過，那敵人是法統上的、理論上的，不具備戰争狀態下的敵人條件。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解釋中，“中華民國”早在1949年就終結了，現在台灣的行政機構只不過是維持台灣社會運轉的“當局”。而在“中華民國”的法律框架内，大陸治下的每一塊土地都是淪陷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僞政權。這互不承認的癥結首當其衝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的領土涵蓋了台澎金馬，近些年表述爲“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中華民國”的領土，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之外，還包括外蒙古，近年來的司法解釋爲“固有之疆域”,並言明“未設領土變更程序”。這樣兩部互不承認的法律都朝一個地方打來，如果此方承認了彼方就意味着否定了此方，反之亦然。“中華民國”自成立以來，領土只有淪陷的，没有丢失的，誰能負得起因丢失而導致國家分裂的責任。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若成爲另一個國號治下的領土，何以對得起長眠於地下的無數先烈。兩個領土緊緊扣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死結。

　　那鬧“一邊一國”的人，從這死結中看到了鼓搗台獨的切入點。你們不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嗎？我們承認，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只不過台灣現在叫“中華民國”。對於大陸，這樣的承認不如不承認，不承認比承認的好。理所當然堅决反對這樣的承認。

　　台獨勢力既起，免不了攻城拔寨一番，你們心係中國是吧，那就把跟中國有關的東西都去掉，於是改路名、改館名，改護照、改教科書。在中國面臨分裂的嚴峻時刻，法統之争的雙方發現了他們是命運共同體，大家都是那麽深深地愛着中華民族祖先留下的這片土地。只有一個中國，這是雙方的共識，至於一個中國的内容，暫且只有各自表述或者按下不表。

　　雙方互不承認，又要共謀中華民族的未來，共謀未來是目的，雙方身份是條件，爲了達到目的，没有條件就創造條件，即創造一個互相都承認的身份，用時下政商術語表達，就是都戴上白手套。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和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是台海最大的白手套。

　　台海白手套的出現，最早在民間。那是海峽鐵幕垂下時期，幕的兩邊各視對方爲無物，所有的畫面和聲音遭屏蔽，時間一長，人們的感官産生了錯覺，認爲美國近在咫尺，對岸遠在天涯。一般百姓無所謂，世界上有多少國家和地區自己不知道、不記得，爲何偏要記住一個不讓人惦記的地方。但是有親屬關係的人就不一般，血緣、姻緣讓他們血脈相融，思念的泪水長流枕邊，那邊的他們還活着嗎？如果活着過得還好嗎？在無眠的長夜裏他們想出了辦法，將問候和傾訴付於紙上，裝進信封，寄往聯繫好了的第三地的熟人朋友，請他們轉寄到那個自己無法寄去的地方。這樣，在世界各地，出現了爲海峽兩岸轉信的轉信人，其中以香港爲最多。香港轉信人多，不光是近的緣故，還因爲港人身處殖民地，“祖國多年未親近”的感受讓他們生出了萬分的同情，故他們轉信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台灣的信來了，拆開裝進香港的信封，按信上提供的地址寄往大陸，大陸的信來了，同樣操作寄往台灣。那香港的信封，就成了一只只一雙雙白手套。

　　台灣開放探親了，少小離家的人白發歸來，這時信可以像人一樣輾轉香港扺達兩岸，那充當白手套的信封便完成了使命。但是，那些轉道又直達的信却出現了一個不能直面的問題，即郵票上的國名。那時雙方都執着，都無法接受對方的國名在自己治下游走，於是大陸和台灣的郵局都多了一份特殊的工作，就是對准信封郵票上的國名涂上一筆，如此這般，兩岸的人收到對岸來信，那信封的郵票上都有一道黑杠，這種變异了的白手套，成了郵運史上的奇特風景。

　　台灣人來大陸投資，白手套也跟了進來。因雙方金融未通，銀行不往來，信用證明無法開，資金也就不能直接進入，投資人只有藉助第三地，戴上“非台灣”的白手套來融資，有些不良商人把台灣淘汰的舊機器刷新以次充好轉投大陸也要貼上第三地的標籤。第三地是什麽地？有香港，有東南亞諸國，有日本、加拿大、美國以及各大洋地圖上找不見的英屬前殖民島嶼等等。這些第三地除了香港以外，都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如此一來，在管投資審批的外經貿部門和管登記的工商部門那裏，台灣人投的資金都變成了外資、港資。白手套讓台商投資的渠道迷霧重重，以致霧裏看花難辨真假，要使數據經得起查驗，只有依據具有法律效用的金融票據。因而，對台資企業及其投資金額的統計，政府經濟主管部門的數據總是比實際存在的要少。

　　因爲有種種推力，海峽兩岸互動的變量越來越多，有來無往變成了有來有往，單向交流變成了大陸人也可以組團赴台。不論是由於好奇還是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去那個理論上的“敵占區”走一走看一看是許多人的願望，於是赴台交流由星火而燎燃。因爲所有的交流都是民間的，兩岸的各類民間團體就成了最實用的白手套。經反反復復的磨合，交流的一些基本原則已成定案，雙方在實踐中也都能遵守，只是台灣在那白手套上多了一些“栀子花茉莉花”。例如，申請赴台的交流團體，必須是省級以上的，如此，市縣一級的人員要赴台交流，只有往省級民間團體上掛靠，以至一些省級團體掛靠的理事多如雨後春笋。團體反復利用不難，難就難在專業團體必須人人有專業論文。論文出境是有條件的，什麽樣的論文能送進台灣？没有論文的怎麽辦？雖然台方團體暗中謀劃協同包裝，雖然台灣審批部門對各式各樣的包裝總是從否定到默認，但這種既攻守又同盟的運作機巧，給具體經辦人憑添了許多困擾。一個專業赴台團組的成功往返，個中麯折，非局外人所想象。

　　民進黨上台後，對兩岸的互動出了些損招，在那些損招的阻撓下，某些特定的人員戴了白手套也進不了台灣。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别是在台灣案頭上擱着的榜上有名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對這些民意代表另眼相看，理由並非來自於法統，他們操弄“一邊一國”，無意争奪法統上的正宗，而真正的動機是報一箭之仇，原因是那些人所在的機關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劍指《反分裂國家法》，矛頭所向是人大代表，但同時株連了政協委員。在這樣的殺伐氣氛中，白手套只有望峽興嘆。

　　台海白手套，品種繁多，花樣也日益翻新，然而在某個特定時期，某種特殊場合，要給某位特别的人找個白手套，竟然找不到。2009年底第四次“陳江會談”在台灣舉行，會議有一項重要議程，即馬英九與陳雲林相見。陳馬相會，如何稱呼？陳雲林好説，那會長本來就是個白手套；馬英九呢？國民黨主席一職早已卸下，只有一個光秃秃的“總統”。讓陳雲林稱他“總統”？萬萬不可能；稱前主席？不合適；稱先生，太一般、太大衆。民進黨的評估中有“先生”的可能，他們做了預案，先圍會場嗆聲抗議，待“先生”一出籠，就製造一個“先生門”事件。民進黨的掰弄，使“陳馬會”稱呼的懸念昇級發酵。對於懸念，期待總是如影隨行。此時此刻兩岸有多少期待的目光，大陸的期待人群中，以各種方式在表現爲國分憂，有給陳雲林寫信實實在在建言的，有對着電視、冲着電腦爲陳雲林謀劃但實際效果是自説自聽的。而在台灣，街頭熱議的，坊間嘀咕的，大都是那懸念，台灣電視爲此更是沸騰一片。政治無論多麽殘酷、狡詐，但裏面總是有許多的智慧，這台期待中的難演之戲開場了，馬英九剛一踏入會見之門，主持人便高叫“馬總統到”，“到”字起落之時，馬英九已迅步來到了陳雲林面前，距離太近，不需要稱呼，就如同兩熟人突然擦肩相碰，只“哎”一聲便交談上了。而主持人那聲高八度的“馬總統到”，已代表全場顯示了對馬英九的尊重。握手、相視而笑、互道問候、互贈禮品、道别、目送。一切是那樣自然、順理成章，没有尷尬，不顯破綻。

　　没有白手套，兩岸也能握手言歡，這不禁讓人多了幾分遐想，也許，徹底扔掉白手套的日子爲期不遠了。

　　2011年8月

　　陳惠文自述：

　　年少時的我，時空概念不清，總把時間上的“將來”與空間上的“遠方”聯繫在一起，以至認定將來在遠方，遠方是將來。

　　1968年12月，知青下放的大潮掀起，我們幾個小鎮上“皇糧家庭”出身的同學便申請要去神農架。12月31日，我們被下放到離小鎮10多裏的生産隊，那是按城鎮知青就地下放的精神執行的。幾十年後我親見神農架才得知，當年神農架根本没有知青，只有解放軍在那兒砍伐森林，没有路，成排的大樹放倒鋪成路，大車拖着千年樹干在樹路上前行，目的地是三綫建設工地。

　　未遠行的我，在離家咫尺的農村干得渾身滿載榮譽，但1970年的兩輪招工將我拒之門外，理由因我是非武漢户口的城鎮知青。1971年2月，來了第三輪招工，這一回政策放寬到面向所有知青，我有了去遠方的機會，可區政府却要留我接替即將請産假的播音員，我堅辭不干，定招工名單的那晚在區政府守了一夜。

　　我來到距家100多裏的武漢市房地局，對那時的我，這算得上是“遠方”。在房地局從預製廠到局機關到公房處，一路走來，入黨、提幹，在一道道光環中被人稱爲“黄毛書記”。但我不安於現狀，總覺得有一個“遠方”在等着我。1977年我報名帶知青，遠赴500裏外的大悟縣豐店公社羅崗茶場，成爲41名知青的孩子王。孩子王没有當到規定的時間，一個未知的“遠方”突然向我召唤，恢復高考。

　　高考我填報的志願是北京廣播學院和廣州中山大學，一北一南，只要能遠行，不論方向。未料發下的録取通知是武大，我拿着通知楞了幾天，遲遲不肯到校報到。入校一年後，我才弄清當年被上武大的原因，是我的檔案没有被抛出省。

　　大三時，我就放話將來去北京，畢業臨近了，我擔憂的家庭阻力變成了“囚徒困境”，父親的病被武昌某研究所鎖定成定期會診病例，他一月要應診兩次，限於交通條件每次無法當天往返，迫切需要在武漢有一個家度過一宿，而當時能弄出一個這樣的家的只有我。面對親情和這親情賦予的責任，我的“遠方夢”徹底破碎了。我無法跟學校解釋，只有背上“葉公好龍”之名。

　　來到省台辦，我先前在房地局干的一切都抹去了，就象網球運動員打到“AD”輸了歸零。在台辦我從辦事員出發，拾級而上，至巡視員退休。

　　平生我得到過許多榮譽，讓我欣慰的是最後一個，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頒發的：“授予：陳惠文同志 對台工作特别奉獻奬”。這算蓋棺定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