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畢業不會寫解説詞

　　畢業後剛進中央電視台時，我在專題部的《爲您服務》欄目做編輯。

　　央視屬於新聞單位，其編播部門的崗位，主要有編輯、記者、播音等。一入職，其身份便在人事部門備案，中途轉崗是件很麻煩的事。爲了工作方便，對外采訪時，所有這些崗位的人員，都稱記者，也都有記者证。在内部，編輯崗位的人員稱編導，記者崗位的人員稱攝像，播音崗位的人員稱主持人。電視台編播部門是没有導演這個崗位的，只是在製作具體節目時，才有導演、策劃、撰稿、導播等不同的分工。也就是説，這些身份都是臨時性的。

　　但是，一直以來，外界很多人對此不是很清楚，總是稱電視台的人爲“某記者”、“某導（演）”，可能是由於這種稱呼的社會認知度較高的緣故，叫的人願意這麽叫，聽的人也樂意這麽聽。

　　那時，做欄目内的小專題節目，從選題到策劃，從寫稿到録制，編輯都是大包大攬。剛開始寫解説詞時，我習慣用書面語。我們的主持人沈力大姐，每次都要將我的稿子改一遍，後來實在改煩了，就拿着我的稿子找到我，“小劉啊，以後寫解説詞，不要那麽文縐縐的，要盡量口語化一點。”接着以我的稿子爲例，耐心教我，“然後”要寫成“接下來啊”，“少許”要寫成“一點點”，“稍燜片刻”要寫成“稍微燜那麽一小會兒”，“即可食用”要寫成“這樣就可以吃了”，如此等等。

　　按照主持人大姐的要求，我以後寫解説詞時，盡量把自己想象成是沈力大姐，筆頭是話筒，稿紙是電視屏幕，屏幕前有一位老大媽，我在和老大媽嘮家常，把語調放慢，能用到的語氣詞都用上，寫出的東西都是這種風格：“您呢，也别閑着。多餘的菜梗不是還在那兒扔着嗎，您可以把它們清理乾净，記着，老的、爛了的可不能要哦。”

　　主持人大姐對此非常滿意，夸我進步很快。在當時，我還真有點覺得自己四年的中文系白上了。

　　金庸不簽盗版書

　　1997年夏天，“國際大專辯論會”在新加坡舉行，組委會邀請了金庸擔任辯論會决賽的點評嘉賓。我以央視工作人員的身份，到新加坡參加節目録制的工作。當時正沉迷於金庸的武俠小説，便將手頭的《神雕俠侣》和《倚天屠龍》兩套小説的第一本帶上，想請金庸簽名。

　　辯論會一共有七場比賽，金庸只在决賽那天才來。前三天的比賽，安排在下午和晚上進行。上午没事，逛街又太熱，我就窩在酒店，翻看那兩本小説。到了决賽那天，我就用酒店的袋子裝上這兩本書，隨身帶上。比賽開始前，在現場和金庸先生有過一次接觸，但因爲場合太正式，時間又倉促，再加上新加坡同行陪同在側，擔心這麽急切地找金庸先生簽字，會有失身份，只得作罷。録制工作結束，新加坡電視機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答謝酒會，這種場合比較輕鬆隨意，是一個找金庸先生簽字的好機會。

　　金庸先生在酒會上很忙，一撥接一撥的人找他寒暄致意。尤其是參加比賽的學生，一個個拿着筆，拿着本，拿着照相機，團團圍着金庸先生，又是簽名，又是合影，一刻也消停不下來。直到所有學生的願望都得到滿足之後，我才找到空當走到金庸先生身邊，簡單客套幾句，便拿出書和筆來，請他簽字。金庸先生很爽快，對我説道：“我先看看，盗版的我不簽。”

　　當時，金庸只授權三聯書店獨家出版中國大陸地區的簡體字本，但市面上却充斥着各種盗版的金庸小説。他對這種不付版税、粗制濫造、錯訛百出的盗版行爲憤慨不已。

　　我趕緊向金庸先生説明我帶的這兩本都是三聯正版，但他好像還是有點不放心，從我手中接過去一本書，一邊翻看，一邊對我説：“簡體版的盗版最多。”從封面，到版權頁，從印刷，到紙張，金庸先生查看得非常仔細，發現没有問題後，金庸先生笑呵呵地對我説：“這是正版。”然後從我手中接過筆，在扉頁上工工整整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簽完字，金庸先生對我説：“上次有人拿着盗版書要我簽字，我就是没有簽的。”説完，依然是滿臉微笑，只是多了一種又似頑皮、又似得意的神情。

　　給毛新宇拍專題片

　　1995年5月，我爲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拍過一個專題片。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毛新宇寫了兩首歌詞，一首叫《揮鋤》，一首叫《爺爺曾從這裏走過》。某雜誌負責人看到，便找蘭州軍區的一位青年作曲家，爲這兩首歌詞譜了曲子。不久，歌唱家劉斌聽到毛新宇在卡拉OK唱歌，覺得他感情充沛，音域很寬，便建議邵華給毛新宇録制一張唱片。正好中國唱片總公司在策劃出版《紅太陽》録音帶續集，劉斌得知，趕緊推薦毛新宇，認爲讓他演唱更有意義。這是一個很好的賣點，中唱自然樂得同意。

　　經過認真籌劃，中唱準備把這盒録音帶定名爲《爺爺曾在這裏走過》，裏邊的12首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都由毛新宇演唱，老中青三代十幾位著名歌唱家，組成豪華陣容爲他伴唱。

　　當時我在央視《十二演播室》欄目做編導。《十二演播室》是一檔青年欄目，在全國，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中唱負責策劃這事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找到我，讓我們欄目配合宣傳一下。爲此，我和毛新宇有了一整天時間的接觸。

　　毛新宇的母親邵華，對這次采訪很重視，親自打電話和我商定拍攝計劃，連需要拍攝的場景和鏡頭、訪談要涉及的話題等等，都一一仔細詢問。

　　采訪是在毛家進行的。毛家位於西山脚下，是一個獨家小院。院門口右側，有一棟二層小樓，是毛岸青的住處。當時小樓在整修，毛岸青臨時住進了醫院。院子東邊，有一排平房，住着邵華的母親張文秋。院子西邊，還有一棟房子，是活動室，裏面有一個小歌廳和一些健身器材。

　　工作人員把我們帶到活動室休息，不一會兒，邵華也領着毛新宇來了。邵華一身軍裝，短發，顯得精明强幹。因爲我上中學時，讀過她寫的《我愛韶山的紅杜鵑》，印象很深，至今還記得其中“我愛韶山的杜鵑像烈火”、“我愛韶山的杜鵑像朝霞”等句子，所以，我對她充滿敬意。邵華倒是很隨和，很熱情，而且禮性周到。毛新宇穿一件短袖襯衣，由於肚子大而且老挺着，所以顯得前襟有些短。他拘謹地跟在母親身後，對我們的到訪並没有表示出多大的興趣。客套一番，邵華向工作人員交待幾句後就忙别的去了。

　　没有邵華在身邊，毛新宇顯得輕鬆自在了許多，還和工作人員開起了玩笑，一本正經地吩咐工作人員：“老佛爺走了，快給朕把音響打開。”工作人員笑嘻嘻地跟着一起鬧，躬身走向前，對毛新宇説：“回您的話，上午不拍唱歌。”

　　上午主要是對毛新宇進行訪談，基本上都是有關這盒磁帶的一些問題。毛新宇簡單介紹了他寫這兩首歌詞的一些情况。他説，這盒磁帶是他獻給爺爺的禮物，他要在下一次去毛主席紀念堂看望爺爺時，親自告訴老人家這一消息。在談到他爺爺時，毛新宇顯得非常亢奮，張口閉口“我爺爺”，自豪和崇拜敬仰之情溢於言表。他向我們如數家珍地列舉他爺爺的豐功偉績，思維清晰，語言流暢，雖然不乏夸張和溢美之詞，但以他的身份説出，給人們的感覺却是至真至情的表露。

　　毛新宇對唱片《紅太陽》的暢銷感到高興，認爲這表明全國人民一直銘記着他爺爺的偉大業績和偉大人格。

　　中午，我們和工作人員一起用餐。席間閒聊，得知兩位年輕的小伙子來自湖南，是省委派來照顧毛岸青的。“是臨時的？”我問，小伙子告訴我是長期的，只是過一段時間會换人。他們除了照顧毛岸青的生活起居外，有時也幫邵華處理一些家庭事務。我們這次來録像，也都是他們上下張羅。

　　他們和毛新宇相處得很好，關係很融洽。在他們看來，毛新宇是一個在相對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社會適應能力不强，也缺乏應對復雜人情世故的心機，但他有率真質檏的一面，喜歡率性而爲，不拘小節。又因爲長期受寵，生活起居一直有人細心照料，所以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相對較弱。在他們看來，毛新宇就是一個没有長大的可愛的孩子。

　　午飯後，毛新宇要休息。邵華就請我們到東邊的平房去，挑選需要拍攝的照片。平房共有三間，中間是客廳，客廳内設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墻上掛的，桌上擺的，都是他們一家人和各個時期的中央領導人的合影。毛澤東和毛岸青邵華夫婦的巨幅合影，掛在正中間。

　　在客廳坐定，邵華拿過來好幾大本影集，裏面都是毛新宇各個成長階段的照片。本來想找一張毛新宇和他爺爺的合影，但從頭翻到尾也没找到，不禁有些遺憾。

　　下午回到活動室，録制毛新宇練習唱歌的鏡頭。他唱歌時，總是把話筒拽得緊緊的，嗓子也綳得緊緊的，不是很放鬆。毛新宇的聲音寬厚低沉，音準把握得也還不錯。但若單從演唱技巧來看，離出盒帶的水平還是有一定的距離。陪同的中唱的朋友説，他們找了幾個專家對毛新宇進行輔導，到9月份正式録制時，應該會有些進步。

　　毛新宇喜歡讀書，喜歡哲學，喜歡游泳和爬山，喜歡看下雪，還喜歡吃紅燒肉。他説：“我也覺得奇怪，爲什麽爺爺喜歡的，我都喜歡呢？其實也不奇怪，這是爺爺的基因遺傳給了我。”太多的相同，讓人會以爲他是在刻意模仿，但可以這樣理解，這只不過是他崇拜爺爺的一種表現罷了。我們在他的書房拍了點他讀書寫作的鏡頭，又和他一起來到香山，準備拍攝他爬山鍛煉的鏡頭。毛新宇每周都要爬幾次香山，公園看門的人都認識他，也知道他是誰，我們便跟着沾光免了門票。上山的路較窄，人多了鏡頭容易穿幫，我和司機便在山下等着，只有攝像和一個工作人員陪毛新宇上去。

　　閑着没事，就和司機聊天，話題自然離不開毛新宇。司機告訴我一些毛新宇的事情。早幾年，毛新宇到南方去訪問，就有一些老闆聞訊找來，要和毛新宇一起做生意，被毛新宇堅决拒絶。“要是他想發財，早就發了。”司機感嘆説，“你看那些高干子弟，有幾個人不在拼命撈錢？還是毛主席的家風好啊。”

　　等到毛新宇他們回來，全部拍攝計劃也就順利完成了。我們就此道别，各自下山。

　　關於這個專題片，毛新宇在他的一篇博客中，談到録制《爺爺曾在這裏走過》的經過時有所提及，兹録如下：

　　“有時我覺得出磁帶太難了，真想打退堂鼓。但冷静地想想，爲録制這盒磁帶，中唱公司、新時代公司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蘭州軍區領導爲我派來了優秀作曲家向東同志；還有辛苦輔導我的歐陽老師、袁老師，以及看過《12演播室》節目、翹首企盼的聽衆，如果因爲自己怕困難而完不成録制任務，我對不起所有關心愛護我並爲此事付出辛勤汗水的人們。”

　　劉少安自述：

　　我出生在洞庭湖平原，屬猪，從小營養不良，長大後仍身形單薄。文革十年，完成小學和中學學業，未學到知識，却以“知識青年”身份下鄉插隊。

　　1977年秋，趕上恢復高考頭班車，有緣和各位俊杰同窗。大學四年，由於基礎薄弱，雖勤奮苦讀，仍默默無聞。

　　畢業分配到國家對外文委。半年後，適逢機搆精簡，對外文委並入文化部，與外事司合併成新的外聯局。兩年後，因實在習慣不了拘謹刻板的機關生活，於是打定主意要换個環境。

　　1985年春，調入中央電視台。先後工作過的部門有專題部、青年部、少兒頻道。做過的欄目和節目有《爲您服務》、《九州方圓》、《十二演播室》、《金蘋果》、《動畫劇場》、《國際大專辯論會》、《全國大專辯論會》等。20多年的電視生涯，成就了我“少爺”的外號。雖没當官没發財，但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