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中國再普通不過的草民之家，祖籍浙江東陽，父親只有高小文化，參加了陳賡大將的部隊，屬解放軍第13軍。新中國成立後，進軍大西南，到雲南文山的廣南剿匪。父親所在的剿匪工作隊在一個偏僻的村子被土匪包圍，工作隊員全部戰死，只剩下我父親一人抬着一挺機槍還在拼死扺抗，一顆子彈擦着父親的太陽穴而過，將帽子打飛，鮮血流了滿臉。萬分危急時，增援部隊趕到，聽到軍號聲，父親一陣激動，暈了過去。等醒來時，已躺在醫院裏了。傷好後，邊疆地方急需幹部，所有傷員全部轉地方，父親成了文山縣委第一任組織部長。穩定下來後，父親捎信回浙江老家，母親得知父親還在世，千裏迢迢趕到文山和父親相聚，我也就生在了文山。

　　文山地處祖國的西南邊陲，和越南相連，越南曾對文山提出過領土要求，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從建國以來就一直是戰區，打仗和維護邊疆穩定就是它的主要任務，本來就又偏僻又窮困，加上打仗，幾十年没有什麽發展。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我所受的教育當然也就是非常低等的了，以至於我在高考之前，連武漢大學這個名字都從來没有聽説過。

　　轉向檢察官

　　到了武大，我這從邊陲小縣城來的人，比起學兄學姐們，底子太弱，我深知這一點，所以就埋頭讀書，拼命惡補。以至於連中文系發生的很多事，我都居然不知道。但到了快畢業的時候，我的興趣突然轉變了。有感於中華民族没有法治傳統，生活在無法無天的境遇中的不幸，更多的是受日本電影《追捕》、印度電影《流浪者》、中國電影《檢察官》的影響，我决定從事法律工作，還不時跑到剛恢復的法律係去蹭課。

　　記得在宣佈畢業分配方案的時候，同學們爆發出兩次掌聲，一次是爲了張冀平分配到中外電影合拍公司；一次是爲了我分配到雲南省人民檢察院。不是爲了我們分配得有多好，而是爲了我們分配得如意。

　　當我滿懷憧憬到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報到時，並不知道命運又一次扭動了我的方向。

　　我是粉碎“四人幫”、恢復高考之後第一個由國家分配到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報到的大學畢業生，在當時簡直就是寶貝。到了人事處報到，填表，壞了！“這小伙子字寫得不錯，就留在人事處了。檢察院最缺的就是寫東西的人”，人事處近水樓台，没得商量。後來才知道，雲南省檢察院一共接收了五個77級的大學生，因爲我是第一個報到的，就留在了人事處（政治部的前身），其他的全部都到了業務處。

　　我具體的工作是在幹部科管幹部，但是抄鈔寫寫的事全都是我的，因爲年輕，因爲能寫，所以理所當然。其他人也心安理得地喝茶看報。開始我還自以爲能幹、自豪，後來發現不對，不甘心這樣下去，就要求去干業務，期望能去抓貪官，去起訴罪犯。尤其在一次一位“老革命”説我們是不懂法律的學生之後，我一怒之下，報名參加了法律自學考試，白天上班，晚上學習，不用公家一天時間，在1986年，獲得雲南大學法律係法律專業證書，成爲雲南檢察機關第一個具有雙文憑的人。但是，正如有知心朋友勸我的一樣：“太能幹未必是好事”，因爲没有人能代替我寫東西（或者説人家壓根就不願干、不屑干這苦差事），所以我始終離不開“寫”的工作。那年頭，没有電腦，寫東西全靠手寫，尤其寫大稿（如檢察院工作報告），一遍又一遍地抄，那個苦呀，真是苦不堪言。到後來，連搞活動、開大會的横幅和會標都要我寫，整個成了個“寫字公公”。我雖在檢察院，但不辦案，不是真正的檢察官。

　　無奈搞宣傳

　　眼看搞檢察業務無望，199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創辦《中國檢察報》（現在叫《檢察日報》），要在雲南成立記者站，要求各省檢察院物色能幹的人選到記者站工作。領導這時把眼光定在了我的身上。我正干得苦澀，一聽這事，就答應了領導。

　　我干記者，不像其他同學是到了中國青年報社、中央電視台等老牌傳媒，什麽都好，我們是特專業的行業報，白手起家，一無所有，只有鄧小平題寫的一個報名，一切都要從零做起。而且這樣的專業報，主要不是搞新聞，而是搞宣傳，寫什麽，不寫什麽，受的限制很大，審稿也很嚴，采訪、寫稿、發行等都不好干。但不管怎麽説，這個時候，寫的東西是自己的了，可以很坦然地寫上自己的名字，還可以得到一點稿費。於是以苦爲樂，樂在其中，很投入地一干就幹了15年。除了一般性的采訪寫稿，獲奬數十次外，也留下了一些難忘的記憶。

　　我們的報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張檢察報，也是世界上第一張檢察報。檢察官辦報，自然没有經驗，所以一開始，發展是很艱難的。靠着全國檢察機關歡欣鼓舞的支持，我們第一年的發行量一下就上去了。但第二年起就逐年往下掉，報社日子很拮據。爲了改變窮困的局面，我在駐站記者裏第一個爲報社争取到了廣告客户，此頭一開，報社開始逐漸好了起來。

　　正如丁興國同學所説，我們這一類記者也有我們的優勢，就是可以進行案件的内部采訪。記得有一年，就是全國假煙最猖獗的時候，雲南破獲了全國最大的假煙案，在案子偵查終結，準備移送法院之間，我對這個案子進行了内部采訪。我利用國慶休息日，將所有案件卷宗，翻來翻去，一絲不苟地進行核對，竟然讓我發現該案少算了一大筆賬，僅此一項就爲此案增加了案值3285萬元！爲了辦案人員的面子，我没聲張，他們也没吱聲，大家高高興興，記功的記功，拿奬的拿奬。我呢，僅僅就是把此案的通訊稿寄給了當時在公安部群衆出版社的方玲同學。純粹“爲他人做嫁衣裳”。

　　上面説的這案子，就是當時全國影響很大的韓樹林特大假冒紅塔山香菸案，正因爲影響大，有人找上門來，我就當了一回編劇，把此案寫了劇本，拍成了電視。但由於檢察院不懂文學藝術的領導的無知干預，電視拍得不倫不類，影響很小。

　　沾上電視的我，後來又當了一回導演，拍攝了21集檢察電視劇《跨國追逃》。這回我是負責保障的副導演，還在劇中演了一個副市長的角色，因爲没有哭戲，居然演得挺好，大段的戲也就一次就過，然後再拍一次作保險。而當時請的雲南話劇團的一個副團長，就演一個接電話説幾句話的戲，居然拍了整整一個半天，把導演氣得不行，摇着頭對我説：“吴處，原來我擔心的是你，大段的戲你怎麽過，没想到這雲南話劇團的副團長，接個電話，説兩句話，居然半天過不了，這叫什麽事？！”我忙安慰導演：“也許他就是個管行政的副團長，從没演過戲。”“你不是從没演過戲嗎？怎麽差距這麽大？”拍這個電視最累的是要看好我從公安槍庫裏借來的幾十支手槍、步槍、衝鋒槍、機槍。我們帶着這幾十支槍，來到西雙版納邊境拍國外追逃的槍戰戲，但凡有一支槍丢失或出了什麽問題，我這一生政治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半個月的時間，弄得我吃不好，睡不好。一拍完戲，劇組幾十號人立即“勝利大逃亡”，一個車隊馬不停蹄地往昆明趕，不料一路雨下個不停，到處塌方斷路（還死人，當然不是劇組的人），我們日夜兼程，遇到塌方就在路邊等着，路一修通，立馬通過。就這樣我一口氣開了29個小時的車，邊開邊打瞌睡，到了單位，車一停，頭一歪，一秒鐘就睡了過去，等太陽把我曬得滿頭大汗醒來時，早已空無一人。後來這個電視劇不停地在全國各地電視台播出，各地都有人打電話説在電視上看到我了，説没想到我還會演電視劇。想當初在大學的時候，我和李聰輝、張强等同學一天忙着看電影時，哪裏想得到我也會在電視劇裏充當一個角色呢？

　　以上這些事，其實都是我工作的副産品，正是這些副産品，爲我留下珍貴的記憶。雖然我在當記者搞新聞，但正宗的身份是宣傳處長，處理令人頭痛的各種矛盾才是我的正業。我一邊處理各種煩人的行政事務，一邊要完成報社下達的任務，要兩邊兼顧，唯一的辦法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加點，除此别無他法。而當我因爲加倍的付出獲得一點稿酬和奬勵時，宣傳處有人提出我“多勞”他們没意見，但我“多得”不行，額外勞動得到的額外報酬，應該拿來全處平分才合理。對此要求，我斷然拒絶。對機關的“大鍋飯”，我早就深惡痛絶，在我作主的處裏，絶不允許“大鍋飯”。由此引發的矛盾，迅速復雜化，加上政治部主任私心重，任人唯親，不講原則，工作隨意，形成了上壓下頂的態勢，將我夾在中間，好生難受。但我的牛勁兒也被逼上來了，就像一顆“響當當硬梆梆壓不扁砸不爛”的銅豌豆，針鋒相對，毫不退縮。這就是我當時的實際境遇，時間一長，成了公開的秘密，得到了單位不少人的支持。當然，結果也是不言而喻的：離開宣傳處。

　　瀟灑事教育

　　離開宣傳處並不是我要走，而是有人覺得我在那裏太礙事，公然獨樹一幟，全然不講潜規則，讓有的人極其不爽。於是，2007年我被調整到教育處當處長，一位部隊轉業的工兵團團長接任宣傳處長。這可難爲了這位團長，好在這位團長有自知之明，公開宣稱，我不會寫東西，也不寫東西，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就算（果然後來很快就調整了）。而我呢，因禍得福，换了個相對比較單純的工作。

　　教育工作比較單純、規範，一是學歷教育，二是業務培訓，三是司法考試。

　　司法考試是我國的一個難度大、知名度很高的職業資格考試，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不論你是什麽學歷，只有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才能成爲檢察官、法官、律師。

　　雲南因相對落後，通過司法考試的人較少，所以特别重視司法考試工作，這就爲我的工作開展提供了較好的環境。加上教育處没人作怪，我在這裏很受歡迎，在最高檢察院也有好名聲。在我的帶領下，雲南檢察院的的司法考試工作成績异常突出，在全國出類拔萃，尤其我們爲西藏檢察院代培34人，全部通過司法考試，通過率百分之百（全國司考通過率爲12％左右），創下空前絶後的神話紀録。爲此，教育處榮立集體二等功，全國檢察機關的教育培訓工作會議也因此安排在雲南召開，我作爲東道主，在大會上作了經驗交流發言。

　　取得這麽大的成績，我覺得也没有在宣傳處工作那麽累，基本不用加班加點。但由於當時政治部領導的原因，這個成績也不是輕易取得的，這當中也充滿矛盾，比方説，我們選擇了一家好的培訓機搆合作，領導非要叫你選反映不好的培訓機搆合作，以我的性格爲人，當然又要扺制，又要發生矛盾，又要付出很多精力去扺消内耗造成的損失。但實踐證明我是正確的，我終究還是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績。

　　幹了一年多的教育處長，風傳單位要調整一批人的崗位，我做好了被邊緣化的準備。在上級考察幹部、找我徵求意見時，我“大放厥詞”，不僅旗幟鮮明，而且有的放矢，指名道姓，當然，也是實事求是，絶不胡言亂語。後來，結果出來，我被任命爲政治部副主任，不但没有被邊緣化，而且更加主流化了，也更加忙碌了。這是怎麽回事，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只是後來風聞，當時來考察幹部的最高檢察院幹部部長説，他在考察中感覺到雲南省檢察院的幹部敢説話，説真話，有水平，給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無意柳成蔭

　　政治工作，是我最不願意干的工作，却整整幹了一輩子，“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篷”，命也。從不信命的我，此時也不得不信了。30多年的政治工作，我經歷的太多，付出的太多，雖然也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難言的鬱悶。

　　中國古語雲：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妻子對我説：“我没嫁錯人，你却入錯了行。你要是從醫，肯定是中國一流的外科醫生，你要是去從藝，肯定是中國一流的鋼琴家。看看你那雙手，再加上你的性格修養，可惜啊。”誠哉斯言！我心裏清楚，妻説得一點不錯，但人生没有回頭路，世上更没後悔藥，何况年紀已經奔六了，斯復何言？

　　 有人説過，上帝雖然把門關上了，但肯定會爲你開一道窗。妻也説，有些事，你干得好不好，成不成，别人説了算，由不得你，比如你的工作；但有些事完全取决於你自己，如考試拿文憑，如經營小家庭，這些事做不好，你半點怨不得他人。這真是哲學大家説的話，至理名言。我對家庭只是率性而爲，自然付出，居然回報豐厚，讓人萬分欣慰。

　　説到我的家庭，得從我的女兒説起。女兒來到世上，我們給她取名吴瑕，暗含潔白無瑕之意，希望她玉潔鬆貞，像水中荷花，似雲中白鶴。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胎教，當初我是按書上説的去試行胎教的，經常跟還没出世的女兒對話。這一來，不得了，女兒居然連媽都不要了，只認我。説來令人難以置信，女兒三個月就會看着我笑，半歲就會循聲追我，從此，她媽晚上只管睡覺，把屎把尿换尿布餵食的事全是我的事。十個月大時女兒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叫爸爸，這可把我高興暈了，而女兒從此只認我一個人，我在，一切都好，高高興興，我不在，好傢伙，那個哭，她媽她奶奶她婆婆都成了外人了，一個不要。長大了，上學了，更是離不開爹了，妻到幼兒園接女兒，她的反應居然是“怎麽是你來接？爸爸呢？”上小學、初中、高中、甚至大學，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事，不要她媽參與，一切體已話，都跟我説，不跟她媽説。説實在的，這一切，挺纍人，但看着女兒健康成長，聰明伶俐，學業不孬，天使一般，我挺受用，樂在其中，把所有能給的愛全都給了女兒。都説女兒跟爹親，可這也太親了，這可不，都研究生畢業的人了，一和我在一起，總是在我身上蹭來蹭去，一點不安分。可和她媽在一起，就文文静静坐着，不言不語。

　　再説我的妻子。這得從一個古老的兩難選擇題説起：當母親和妻子掉入河中，眼看就要衝走，而你只能救出一人，這時候你救誰？没辦法回答。但妻子却幫我解了這道難題：“當然是先救母親，一個連母親都可以放棄的人，是不值得相託一生的。”有妻如此，此生足矣。

　　妻屬於老弱病殘行列中人，一生體弱，我總覺得她能嫁給我那就是把一生托付給我了，我要帶着感恩的心負起這個責任來，直到永遠。一眨眼，在我鷄零狗碎地擠時間寫這篇文字的時候，妻已經不上班了，過了2012年的春節妻就退休了。回首過去，我兑現了自己的承諾。這些年來，竭盡全力做我能做的，帶孩子、教孩子、揀菜、洗菜、切菜、淘米做飯、洗碗、搞衛生，甚至針綫活，只要是家裏需要做，而我又能做的，我都做。而家門之外的事那全是我的，不要妻操任何心。認識我的人都以爲我是個不做家務的人，誰又知道這是個“歷史冤案”呢？當然，妻對我也是盡心盡力，嚴管厚愛的。

　　此外，對老人我們嚴守中國式孝道。父親、岳父不在了，我們對母親、岳母絶對尊重，絶對孝順，時時把老人掛在心上，爲老人做能做的一切。現在電話成了生活必需品，連農民工都用手機，但在家庭座機還是奢侈品的時候，我們就省錢爲母親、岳母裝上了電話，時常問候、報平安。我們的言行深深影響了下一代，孫輩們從小心中就認定奶奶、婆婆是家中的最尊貴者，是不可以稍有不敬的人。

　　我們家的這些情况被單位注意到了，先是被雲南省評爲全省五好文明家庭，1999年接着被評爲全國五好文明家庭。這是我珍視一生的一個大禮包。我常指着奬盤對妻調侃：“這就是個照妖鏡啊，天天在家照着我，讓我從此不敢有一點非分之想！”

　　體驗生與死

　　這個話題讓人忌諱，但又必須面對。大家都是唯物主義者，説説也是有好處的。爲什麽不叫感悟而叫體驗？那是我對死亡見得那麽多，貼得那麽近。也正是我的特殊經歷使然。

　　先是同年級陳忠同學不幸去世，讓我大吃一驚，深感命運無常。想想在校時，大雪天我們捂得嚴嚴實實的還瑟瑟然，陳忠同學却一邊吹口哨，一邊冲冷水澡，怎麽説走就走了呢？

　　然後是父親、岳父先後患病去世，兩個都是我守着走、看着走的。

　　接下來，最讓我不能忘懷的，是工作需要，和死刑犯的零距離接觸。那是1992年6月26日，國際禁毒日，因爲雲南毗鄰金三角的特殊地理環境，毒品犯罪太過猖獗，所以要殺一批毒品犯罪分子，以儆傚尤。一般零星執行死刑，都是法院的法警在監獄裏執行。這一次因爲是公審公判，是一大批，30幾個死刑犯一起執行，所以，要拉到山裏執行，還專門請了大批的武警來執行槍决。按法律規定，必須有檢察官臨場監督並簽字才能執行死刑。我也參加這次行動，任務是照相，爲每個死刑犯留下執行死刑的檔案。在公判大會開始前，我就得以和死刑犯在一起，時不時和他們聊幾句，但由於心情關係，大家都很沉悶。上了刑場，幾十個死刑犯一字排開跪在地上，我們就站在邊上，指揮員一聲令下，幾十個武警一齊開槍，在空曠的山上，槍聲一點也不響，多數是一槍就死，有一個却打了5槍才死。法醫確認人犯全部死亡後，我們開始照相，先是解開捆綁的繩索，然後照一張全身照，再掀起衣服照進彈口，再照出彈口。這時我才知道，並不像人們傳説的那樣，進彈口小，出彈口是一個大窟窿。雲南槍斃人不象北方一樣打腦袋，而是打心臟，所以進彈口，出彈口都很清楚，進彈口很小，比子彈頭還小，出彈口也不大，比子彈頭大一點點。

　　文革中因爲武鬥的關係我就見過許多死人，但没有這麽具體、全程，從活生生轉眼成了一具屍體，因此許多場景讓我終身難忘：一個又胖又高的大漢，一上刑場就嚇得昏死過去，幾個武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抬上刑場，他是怎麽離開這個世界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一個派出所的指導員，販毒被抓，當場開槍自殺，腦袋打開了瓢，被救活醫好後又公審槍斃，他自始至終面無表情，直至死去；一位20歲左右的美女，等待公審時還和武警聊天談笑，上了刑場也面不改色，坦然赴死；一個中年男人非常恐懼但又非常清醒地走向死亡，到了刑場，他臉色死灰，干咽了好幾口唾液，才艱難地對我説：“謝謝你們檢察官，搞清了我的問題，一點也没有弄錯。”

　　完成任務後，大家一起用餐，一桌的檢察官、法官，聊起來才知道，全部都生的是女孩，大家不禁感嘆，我們干的工作陰氣太重，生不了男孩。這當然可以算是無稽之談，没有科學根據的，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上刑場了，有了任務都推給别人去。

　　到了1997年，厄運落在了我的身上。一次例行的體檢，檢出了我患有多囊腎、多囊肝，這是一種預後很嚴重的遺傳病。所謂預後嚴重就是結局必然是腎衰竭。當時簡直是五雷轟項，無法接受。想到醫生的話：“這種病會遺傳，機率是50％，你們兄妹幾個要注意檢查，及早發現。”問醫生怎麽辦，醫生反問我：“你叫我怎麽辦？”在現代醫學看來，遺傳病是毫無辦法的，只能觀察，到時候换個腎什麽的。我開始自己研究這個病，通過研究，知道這個病，第一，二分之一的遺傳機率，男女不確定；第二，到40歲後才能發現；第三，囊腫不只是一個腎有，必定是兩個腎都有；第四，必然伴隨多囊肝，有的還會伴隨腦囊腫；第五，上一輩活多久，你大約也只能活多久；第六，也有的人終生無恙。現在看來，從一到四，一一兑現了科學理論：我被遺傳上了，正好是40歲時發現的，雙腎都有囊腫，肝上也有囊腫，第五點暫時無法驗证，但第六點給了我希望。

　　我不抽煙，不喝酒，喜歡體育活動，生活方式非常好，却不幸如此，極不甘心。在陣痛過後，我開始振作起來，與疾病作頑强的鬥争，向第六點努力。西醫説没辦法，我就求助於中醫（當然西醫不會認可中醫的理論），中央電視台有一個節目叫《天佑中華有中醫》，讓我對中醫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一方面尋求中醫治療，一方面更加注意生活方式，尤其很好地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和疾病一鬥争就是15年。不知是什麽起了作用，我現在情况很好。15年來我没有請過一天病假，而且加班加點比身體没一點毛病的人要多得多，運動起來，比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還要强，有一年參加王軍霞領跑的國際越野登山挑戰賽，我居然戰勝數百名對手，取得第12名的成績，我們單位參賽的所有人更是被我甩得不見人影，而且到達終點後，不但没有難受的感覺，反而覺得全身通泰，非常舒服。醫生曾説，我的預後是10年，也就是説到了2007年我就該不行了，可現在已經20多年了，我還活得好好的，雖然囊腫不斷長大，但長得很緩慢，每年的體檢，我的血檢、尿檢指標全部正常。我現在每年都征戰在雲南政法運動會和雲南乒協的比賽場上，與下一代在乒乓賽場上PK鏖戰，勝績頗多。2011年，我帶領檢察院代表隊參加全省政法杯運動會，囊括了全部乒乓球冠軍，我本人也奪得兩個冠軍。

　　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個人：史蒂芬·霍金。他21歲時患運動神經元疾病，不久，出現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狀，當時預計還有3年壽命，但他從容面對，2012年1月8日，他迎來他的70大壽，他説：“在過去的49年裏，我生活在英年早逝的的預測中。我不害怕死亡，但我也不着急去死。我有許多要做的事。”醫生説活3年，他却已經活了49年，醫生説我的預後10年，我現在已經20多年了，我也要象霍金一樣，把奇迹繼續演繹下去。

　　由於職責的關係，全省檢察干警犧牲、去世常由我去處理。

　　凡此種種，對生的感觸，對死的體驗，讓我對生死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説到這兒，我衷心地祝願同學們多一點開心，少一點煩惱，不以物喜，不以己憂，健健康康地活着，愉愉快快地享受。

　　雖然我説我入錯了行，但能上武大是我一生的榮幸，能有這一幫大學同學是我一生的得意。

　　2012年1月30日

　　吴江南自述：

　　吴江南，1957年6月生，家父是浙江東陽人，因爲參加劉鄧大軍陳賡兵團的13軍，南下解放雲南，後又到文山剿匪，受傷出院後地方缺幹部就留在文山。這樣就把我生在了文山這個無人知曉却又因爲一場自衛還擊戰而聞名世界的偏僻小城。1975年，我成爲幾千萬知青中的一員。77年我一腔熱血報名參軍，却被告知我已經報名參加瞭高考，不能再參軍，從此與軍隊失之交臂。但却幸運地考上了武大中文系，有了77級這幫同學。從鄉下來到大學，四年大學生活，一點不覺得苦，滿滿的都是美好的記憶。臨近畢業時，突然對法律産生興趣，分配方案上恰巧有一個雲南省檢察院的名額，義無反顧地就去了。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在雲南等我的她。作爲十年文革後第一個到雲南省檢察院報到的科班大學生，我被留在了政治部，一干就是一輩子，歷任科員、副科長、科長、副處長、處長、政治部副主任、副巡視員、巡視組組長。除了工作，就是結婚生女，且從一而終。我們一家三口，有房有車，生活小康，屬於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日子過得和和美美，1999年被評爲全國五好文明家庭。女兒2018年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博士畢業，回昆明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現在的理想是養好身體，安度晚年，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