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寫自己，説易也難，難在客觀——即便自以爲非常客觀；寫自己之半生則更難，因爲尚未蓋棺。50歲時可能被稱豪杰，不小心多活了幾年反而成了姦逆，或者正好倒過來。當然更多的人是愈活愈平庸、愈碌碌無爲，本人即在此列。

　　20歲時雖無甚建樹，但雄心正盛，所涉多廣。因此問農中同事自己優秀幾何？同事認真打量，嚴肅斷言：當選當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有難度，但入圍“二十大”應該有戲。於是自己很是飄然一陣。直至視野漸大，方知天高地厚。後30年辦社團創公司雖説未掀大浪，也算昇入“老總”級别，很辦過點兒正事，於今呢，則淪落到跟在老婆屁股後亦步亦趨，知了天命之後還當上專職“奶爸”，故酒後每每撫今追昔：奶爸莫提當年勇，常使好漢泪沾襟。

　　“奶爸”自然不入流，所以我早就自稱“社會閒雜人員”——還不光“自稱”，上世紀末送家父去腫瘤醫院住院的路上，一向不太理會我的他忽然説：“你錢挣的也差不多了吧？以後干點兒正事吧！”我愕然回問：“那您覺得我這些年就没干過正事？”老爸無言，入院後没多久就奔了香山墓地，我也没轉向他指引的正道，直到閒雜成了一個美國小女孩的奶爸。

　　如今按主編要求，人人都得自述30年，全説不可能，也太啰嗦，選表三件跟奶爸一樣不入流的小事吧：打架、换筆、查封。

　　打　架

　　此事發生於1985年前後，在我工作過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演化成了流傳較廣的傳奇。禍因乃我操辦北外文學社，因而結識英語系一頗具文學創造才能的女生，並與之雙雙墜了什麽網什麽河。彼時我有妻室却常帶此女出外招摇，諸多北京同學得見其人，料想記憶猶新？伐林至今酒後還做義正辭嚴狀，回憶當年斥我此舉如何不德。

　　不德則必遭報應，盡管我使盡渾身解數以歡其心，但女生還是以我未離成婚而深感痛苦爲由，與校園門口一發廊小老闆迸發一夜情；而小老闆得知她這段委屈後頓時點燃義憤怒火，擬召集門口販瓜賣菜的十餘人組建正義之師進校除惡。此時這女生又頓生憐憫，恐我滅頂，趕回報信要我避其鋒芒。我急將信息通報筒子樓内諸青年同事。聞聽校外小販將襲，衆鄰群情激憤，一面讓女生速速返告小老闆等，校内已是衆志成城，更相約兩小時後在校圖書館前廣場一决；一面廣泛通告各自班内男生到現場觀戰兼防意外。正當衆人興冲冲各自搜找武器時，學院保衛科長黑臉尋來，言各校門已嚴加封鎖，他决不允許這一駭人群毆在校内發生，若非辦决鬥一事，必擇地另行。此時小老闆一方似也有所變，於是雙方約談，兩人談妥均不得插手施壓，由該女生自選情郎。女生痛苦抉擇，表示仍屬意於我，於是一篇八卦社會新聞頃刻灰飛煙滅。

　　此事方了，女生畢業，順利分配到某文藝研究單位，另開一片天地。我本應自知此情當斷，但是人在情場，智商全無，反倒以功主自視，怨她寡情，窩火使氣，終至某日忍耐不住，借探病之名尋入女家並動手打人，後被其父破門喝退。此舉令女生痛心疾首，遂在單位團支部生活會上訴苦傾冤，引得支部内若干男團員拍案而起，决定群英救美，於一週末夜由女生引路，埋伏於我宿舍門前，熄燈屏氣。待我摸黑開門時，説時遲那時快，突然一前熊抱、一後扼頸。本能之下，我依托地界熟稔，順手拽出竈頭炒鍋，亡命掄甩，前掄將熊抱者頭頂砸出一月牙血口，後甩則把扼頸者門牙打掉兩顆，我面頰亦傷。此時走廊兩側屋燈争相亮起，他們數人捂傷鼠竄，我那時也失去理智，不顧傷痛，借光將炒鍋飛向正在樓梯口偷窺之女生。嗣後我又砸上女生家門尋人鬧事。女生父見此，便與我同赴派出所求得公正裁决，恰好對方數人也來報案，於是民警當場秉公斷之：其一，我與女生之關係不受法律保護；其二，打架不對，各療其傷。

　　次日女生向母校校方舉報我的罪行，我爲自辯，不得已上交女生數年來信，遂受嚴厲訓斥却未得處分，而北外從此竟添一俗語：“要打架，找張樺。”且確有若干人等邀我助之，均被我婉拒，自承並非“死士”，當時英勇概因豁命自衛而已。傳聞女生後嫁與被我開瓢的團干，年餘離异；又在國内重磅雜誌上發多篇小説將我寫成“惡人”。

　　十年後在原文學社諸好事者撮合下再見一面，她埋怨與我的初戀誤她一生。此言令我惶惶，小心探問現有何難處？她叙説打印機聲音過大屢被鄰居投訴，我忙購一新型噴墨打印機奉上，懸想於人於己總算能稍稍促進和諧一把。

　　一直未提其事中受傷最烈、我最對不住的，應算鄙人前妻。不過那是另一個跌跌宕宕的故事，得閒另叙。

　　换　筆

　　眼下作家、詩人創作曠世杰作，都不再是攤開白紙奮筆直書，而是面對電腦奮鍵直打了。説此事極大地、成倍地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生産力，當不爲過。據説只剩下三兩位文豪還頑固地痴迷於用筆寫詩作文的樂趣。但是作家舍棄鋼筆，改用電腦，最早的推動者是誰？恐怕都爲人淡忘了——那就是我。

　　這事要從我1992年下海創辦艾迪爾公司説起。

　　“艾迪爾”，取英文idea之諧音，當時還允許取洋名，95年中國《公司法》誕生後即不準，我不得不爲它後來的“弟弟”“妹妹”靠上一個絶對民族化的名字“愛德和”。

　　艾迪爾也好，愛德和也罷，20年彈指一揮間，他們就像我們公司商標上的水滴，依然是一滴水，甚至都没漲成一盆，更遑論江河湖海。標誌本意是智能如水般流動，没承想却精準預示了它永遠是小不點。這首先證明其主創者絶非優秀商人，連票友都算不上；其次它也許還印证了商海兇險，絶非入海即能撈錢。

　　1988年應該是我一生中小爲得意的一年，北外責成由我領衔主編全國外語院校通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記得我還請陳晋、黄子平等以專家身份在編書籌備會上神侃一回；同時將本係一領導告至學院，就因爲他本來主業是古代文學，却悄悄將自己名字寫爲《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主編，而讓我任干活的副主編，我面對主管科研的院領導怒拍胸脯道：“要我干就是主編，要麽他干。”敢放此言，皆因我知此人不行。這是一。

　　其二，是我那篇報告文學《京華建築沉思録》雖然發表之前運交華蓋連連碰壁，發表之後却咸魚翻身大獲青睞，到這一年小計，連奬金帶稿費竟得銀四萬有餘，平均每字一元，這在千字十餘元稿費的年月可謂一筆巨款——當時我月薪也不過百元呢。

　　三是學院有意派我赴美講學一年，且有意破格晋我爲副教授。也許是有人作梗，也許是真心想讓我早出學術成果，係主任語重心長勸我將赴美教書推讓一年，專心主編好《中國當代文學史》，評上副教授再出國，美刀會拿得更多且又高風亮節，於是我便同意了。這一同意不打緊，就此改變我的人生：替代我去美國教書的那位同事，一年後和其它所有大陸學者一起拿到了美國緑卡，而我却因爲在那個“春夏之交”組織“教工送飯隊”且自封“隊長”，而被停職審查，直至拒絶在處分决定上簽字而“被離開”講台。

　　離開了講台就必須换個活法。首選自然是“下海”，這意念源於1987年我曾向出版社報過一個“老闆們”的選題，且從内蒙滿洲裏到福建石獅，自費數萬元采訪了上百位民營老闆。後來書雖未成，却與其中一些老闆成爲朋友，幫助他們創意、公關兼與媒體溝通，贏得其激賞，建立自信。譬如我作爲“頭牌專家”全程參與了百龍礦泉壺的宣傳策劃，雖然獲銀無多，但從此知道自己在廣告上有多大胃口、多大潜力，並有了可向外展示的信譽砝碼。

　　我最初是想辦一張消費類小報——它就是曾經紅火一時，而今奄奄一息的《購物導報》，20年前，它全部20張嶄新的記者证都攥在我手裏，可我當時却恨不能一把火把它們燒掉。

　　誰都知道中國的媒體絶不能爲私人所有，而當時國家規定每個部委只能辦一報一刊。陳建功介紹我去找某部報主編，恰逢主編早想再辦一報，只是苦於新聞出版署拒給報號，於是當下協議，報號由我自費申辦，待事成後，該報由我承包三年。

　　建功繼續引薦，我繼續在有關權力機構和權威人士間穿梭。半年後，報號終於批復，可那位主編却突然變卦，藉口上級指示主要領導必須内派，只答應給我負責經營的副社長一職，且年年必須上交500萬，否則罷官。我見承包無望，想起“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古訓，於是忍下心頭惡氣，退而詢問，能否給我4版廣告版面，以補我爲報號所耗數萬銀兩？不知他腦筋怎麽搭錯，竟再次拒絶。我一怒之下，手持前後兩份彼此矛盾的協議，找到該部部長的哥哥嫂嫂，請他們找部長弟弟管教一下出爾反爾的手下。

　　兩位老革命家一聽義憤填膺，真去找了部長弟弟。但回來後嘆口氣説：“部長説他們那兒這種事挺多，他也管不了，况且它是組織，你乃個人，連個名份都没有，這辦報的官司你怎麽打呀？接受教訓，回去趕緊籌備個組織吧。”

　　建功也勸我：“兄弟，别老蹲糞坑裏聞臭，辦個公司，我邀請作家，你去拉計算機廠家，咱們一起給作家們‘换筆’如何？”

　　嗯？這個點子好。那時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市場經濟剛剛起步。計算機的品牌機又少又貴，市面上主要以自攢雜牌機爲主，而作家皆因缺乏基本常識而視買計算機爲畏途。那些攢計算機的後生們，没聽説過、更懶得管你是王蒙還是楊沫，稍有空子便以無當有、以次充好。品牌機呢，則還不懂得邀請那些民衆如雷貫耳的社會名流作代言人。

　　恰好碰到陳建功酷愛計算機，憋了一肚子要爲計算機鼓吹的熱氣，也恰好我剛下海做廣告，於是我們倆策劃於密室，要石破天驚，打響“中國作家换筆大會”的名號，在作家和電腦之間，架起一座改天换地的橋樑。

　　那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值得記録的一天，以王蒙、楊沫爲首的150多位作家詩人（用建功的話説，連開作協大會都没這麽齊！無論左右，不分長幼，真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像小學生一樣，虔誠地、安静地坐在長城飯店宴會廳裏，聽柳傳志、王永民等12家計算機公司老闆，輪番講電腦常識、講五筆輸入，還當場幫他們選計算機并合影留念。

　　稍有遺憾的是因爲艾迪爾公司的執照尚未到手，錢只能打入合作方賬號，説好對半分帳，最後却只給我30％。

　　現場采訪的記者紛紛激動地表示，他們比作家更需要“换筆”。於是很快就有了我自己冠名的“艾迪爾記者换筆大會”，場面如趕大集一般，更是汹涌，像人民日報社某部門，竟一口氣買走了30台筆記本電腦。

　　這下開了閘。以後，什麽“教師换筆”、“家庭换筆”紛至沓來，而我則無興趣再炒冷飯，轉而接受周林頻譜儀委托，爲其造勢去了。

　　被　封

　　轉眼到了世紀之交。

　　1999年末，人民日報新聞信息中心主任將我找去，説經中國文化書院某領導介紹得識一美國小厮，名桑萬，自稱與那位加拿大大山是同學，一直想辦份雙語休閒雜誌給爲數已達20萬的駐京老外看，却苦於找不到名實相符的上級主管。主任聞之想管，却缺外語人手，就打算委我代爲監管。

　　與人民日報新聞信息中心合作，説來話長，亦屬“不打不成交”。因若干幸運，彼時在北京廣告圈我已混得些虚名，時不時有能人前來合作。1997年由右派鐵流的“向導廣告”轉入我旗下五六條好漢，師長處長世界冠軍均有——當然都是“前”。他們自創項目，遊説公司以“中央黨報”名義，動員全國四百餘行業質檢中心聯合發佈産品質檢公告，據稱這一貌似公告的廣告，必讓合格企業争先恐後。我亦深以爲然，只苦於黨報方面無甚“鐵磁”；只有一商友掛在報社海外版信息中心謀廣告事還自稱“副主任”。我便求他融通正報關係，此人當即拍胸應承可用報社新聞信息中心名義操辦此事——條件嘛，拉到廣告後須經其手辦理並算其業績。

　　談妥後我即以中心文件口吻發函各質檢中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套得産品名録後則冠上“聯合主辦”名義，向企業招商。但是發文没幾天即接一律師函，稱受人民日報電子信息化領導小組委托，將依法起訴你公司盗用報社名義牟利。頓時嚇出我冷汗數身，忙尋商友問責。商友讀罷函後，説已口頭打過招呼，故不知癥結所在，但事已至此，只能去拜真佛，看看能否通融？於是他引我去見中心的主任，見後我自然態度謙卑，認錯不迭。主任先是愛搭不理，後隨意掃看幾眼我自撰的招商文件，突然説這事還成，你就繼續做吧——但得按“規矩”向中心交錢。這話令我瞬間由“草寇”獲“招安”贏得新生，從此成爲中央機關報的“紅外圍”；我當然也的確不負所托，每年都做貢獻，弄幾十版廣告。雖説我自己幾乎没有利潤，上交下分後也就留個税錢，但畢竟中心看在我一顆紅心做貢獻的份上，漸漸視艾迪爾如己出。這次要和老外過招，自然非我莫屬。

　　再説桑萬，此人偏瘦，中文不錯。與其交往半年，印象最深是女友换得太勤且膚色多樣，國籍不明。他及手下六老外租住建國門外交公寓原蘇聯《真理報》駐京辦。經商定他任主編，管編務；我方（中心與我都算我方）負責終審；雙方共攬廣告，各留提成後對分。雜誌名：Beijing Scene（北京見聞），八開48頁，中英雙語雙週刊，每期2萬份，直投城内200處老外聚集場所。

　　發刊後極火，五期後即改爲週刊，每期廣告收入近十萬大洋，扣除支出後贏利總在三萬之上。衆人喜上眉梢，多家媒體也跟進采訪，説艾迪爾“敢爲人先”，“探索國際化管理”雲雲，我亦醺醺然，以爲自己真是棵葱了。

　　轉年4月末逢周五，忽接桑萬電話，説工商稽查隊闖進編輯部查抄，要我急速找中心出面制止。我既驚又疑：外交公寓雖與昔日租界不可同日而語，但好歹也是“涉外領地”呀，工商進門都難，如何能查抄？求教於主任，他也訝然，讓我前去打探真情。

　　迎我進門者先是一工商大蓋帽自稱“王隊長”，後又閃出一位中年眼鏡便衣。我自恃有中央頭號黨報招牌，如實相告，盼解誤會。誰知對方僅言執行公務，其餘全不回應；我無奈只得轉奔市工商找熟人再探，恰好熟人還是王隊長領導，他稱此事你千萬别管，連劉淇（時任北京市長）都管不了，但又不能告你原因。

　　見此路不通，只好打道回府，人尚在路上，即接到急報説“工商上門查封”！趕回自己的艾迪爾公司，見還是查封外交公寓那幫工商，只是性情突變兇猛。電腦電話保險箱複印機所有辦公用品都讓搬家公司搬走，公章支票現金也全查扣，理由是“出版非法出版物”“涉嫌投機倒把”，除簽字畫押外，全然不許自辯。我不看臉色仍然嘴硬，説這廣告刊號乃你工商批給《人民日報》，我不過是給報社跑腿的馬仔，要抄你該先抄報社呀，否則不是只敢抓小鬼不敢抓閻王嘛；你工商先批下刊號又來查封，算不算自摑耳光？其他人啞口無語，只有王隊長輕摇手指，沉静反問：“你跟政府講什麽理？政府用和你講理嗎？！”

　　雖已被封，但却不知何故。四下打探，有言我踩上一顆大雷，亦有言桑萬在網上寫作“××見聞”觸犯了政治忌諱；我去問查抄我之工商，他們更是閃爍其辭，時而説雜誌所刊廣告内容與數量均“超標”，時而説我“偷税漏税”，時而説他們“代人執法”,却又不吐露代何人執何法。多日後才接到報社傳來一信，確認是桑萬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但也不知所犯條款，我則是被疑“同案”。這一罪名水深，故各方能者多緘口不言，我只得獨自硬挺，先關公司，後八方喊冤：其間還發生過一怒之下要在工商跼跳樓之事，事後諸工商見我均客氣得緊，“相敬如賓”，對我絶無冷臉厲聲。

　　某日王隊長忽來電問我有無淘汰不用之筆記本電腦。我問何用，他直言相告：已查封某電腦公司財産，現結案即將上交國庫；他欲拿廢品充數换台好的留用；我見其態度親和，便約飯局，奉上“無用”之筆記本電腦，又塞上一大紅包，請他給我指路。他坦率告我，艾迪爾已無甚活路，雜誌收入當然悉數没收，公司執照必被吊銷，唯一可商的只是在規定的“一至五倍罰款”中取舍：罰一，還是罰五？我粗算雜誌半年收入約300萬，“罰五”即1500萬，再加300萬本金，别説此世，來世也未必繳清！於是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絶不認錯——况且我也根本不知錯在何處？

　　再説桑萬那厮，被抄次日即回美避風，數月後以爲時過境遷又悄悄回京。誰知一日駕車違章被警車追逐，他心虚逃逸，被追上後所携狼犬又撲倒交警，這下落得“縱犬襲警”之惡名。據傳被拘時，他居然打出人民日報社的招牌，待查到中心，中心主任正因此惡氣難出，遂告來人依法從重。後來我見到某高官批示：驅逐出境，五年内不得再入。

　　桑萬事罷，我等境遇却大有改觀。也許搜查結果證明，桑萬也好，我等也罷，的確不過都是靠文字挣錢的文化商販而已，絶無政治企圖，於是國安便撒手不管；而自稱“代人執法”如工商王隊長却難收場，首先説情者日益衆多——“人民日報”名聲、級别太高！於是轉而威脅我寫檢討並保证不反訴，否則就以此案特殊爲由拖着不結，直至將我“拖垮”。其時公司關門已近一年，我的窘况自不必言，人在矮檐下，不低頭哪行？於是請示：能否由我出面，承認聘用桑萬屬於失察，放我過關？

　　終於風停雨過。桑萬的原手下堅决擁戴我領導他們舊夢重温，但廣告許可证是一年一批，批者絶不續批，爲此我又煞費苦心，化仇爲友。

　　其後故事似更富戲劇色彩了，甚至扯入南海王偉墜機事件，只是多説於人於己皆不方便，故略去幾段。再後來，有知情人告訴我，被查封的主因，乃桑萬女友之一爲國家某領導的孫女，他不知好歹和人玩“一夜情”，女方却海枯石爛非要百年好合。弄得老爺子大怒，非把桑萬攆回國不可。而我對外算桑萬領導，盡管我管不了他褲襠裏的傢伙（褲襠外的能管的亦有限），須隨他遭此一劫！

　　當然還得説，我又一次如以往，遇難呈祥，從厄運漩渦出人意料地又被抛上幸運之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