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主黨派工作，年級有類似經歷的同學不多，或許會有一點冷僻題材獨家報導的效果。

　　病休後以78級一員分配至 “兩會”中央——這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兩個單位合二爲一的簡稱。當時“兩會”在一棟大樓裏辦公，雖各自建檔，但置於一個人事處管理。除組織部各自獨立辦公外，其他部門差不多都是合在一起，分不出個你我，有點像聯體雙胞胎。

　　自文革後首批大學生1982年春畢業，兩三年時間裏，“兩會”先後分來二三十個大學生，且多來自名牌大學。這麽多青春達人聚在一棟不算太大的大樓裏自然很是熱鬧。那一段時間我感覺像是又回到了大學。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很像是大學生活的延續，大概可以稱之爲“大學後”。這批大學生分來“兩會”後多數不安心，紛紛考研、跳槽。主要原因是這裏與我們過去呆過的地方有很多的不一樣，讓一些心裏揣着大想法的人很不適應。很快就有人稱這裏爲“特區”，爲區别於深圳經濟特區，故稱做“政治特區”。

　　上班時上下午各有一次15分鐘的工間休息。這時大喇叭裏就會響起“社會主義好”的歌聲，讓你仿佛置身於五六十年代某些電影背景裏。在李谷一、朱明瑛、成方圓輩唱響的年代，這之間的反差挺能撩撥人的幽默神經。開始，只要歌聲響起，我就會忍不住笑，和好些人一起笑。

　　民主黨派應該算是當代中國政治格局中一個有特色的政治元素。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屬民主黨派。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簡稱“工商聯”，是中國唯一一個與各民主黨派有着同等政治分量的社會團體。“兩會”的組織機構隸屬於中央統戰部，而財政撥款、諸多事務又掛靠在全國政協。“兩會”當初主要聯繫的社會階層是中國的“資産階級”，即解放前的實業家、各類工商業者，甚至一些小手工業者，當然也包括一些與“兩會”有血緣關係的經濟界的知識分子。像榮毅仁、王光英都是“兩會”的副主席，還有諸如鉛筆大王、猪鬃大王等一衆舊時工商大腕。當時武大經濟係的知名教授李崇淮就是民建會員。解放前中國的大實業家，但凡滯留大陸而又表示願意跟共産黨走的，差不多都在“兩會”乃至全國人大政協有着重要或不太重要的位子。就是一般舊時人員，也大多歷史背景不簡單。後來我因身體原因調到史料辦公室賦閒，就那麽幾個人，幾乎全是名人、貴胄。室主任是朝鮮戰争板門店談判的英語翻譯，一位林老頭是當年和臧克家一起寫詩的同仁。另有三個姓壽的，一是老《大公報》報人，一是王崑崙的女婿，還有一個是溥儀溥杰的堂叔。這位皇叔還把他的堂外孫女——溥儀溥杰同父异母的親外甥女介紹來做清潔臨時工。此女姓王（愛新覺羅氏走漢姓爲三：金、壽、王），30來歲，白白胖胖的很有格格相，老實巴交得不行。記得有位孫姓民建副主席（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托她向溥杰求字，没過幾天，她就恭恭敬敬地送來了。當時我供職於民建秘書處，正好借在主席辦公室行走，知道她如果借溥杰贈書機緣謀求轉正，甚至獲得一份不錯的差使並不是太難。但她並没有借此經營，這件事讓我知道了這個世界上還真有老實人。像這些人大概可以劃到文革年代所説的舊中國的遺老遺少一類吧（個别除外）。

　　多年受政治教育，資産階級貪婪兇殘，是剥削階級，是勞動人民的敵人這類印象已經很深。現在却要和他們混在一起，還要在其手下工作，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感到彆扭。

　　 緣於上述人員搆成原因，“兩會”很有錢。譬如1984年某協會有人向工商聯索贈一千萬，時任工商聯主席胡子昂最終也勉爲其難答應了。這在當時簡直是天文數字，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無從知道“兩會”哪來這麽多錢，猜想大概與這些大“資本家”的資産有關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樣一個有錢的單位，却是一副勤儉持家的窮酸樣。辦公用的桌椅櫃子幾乎都是幾十年前的老東西，破舊難看。好多辦公用品都是文革前的。日常使用的便箋紙已經發黄，隱約聞到一絲霉味，上面的繁體字説明還是漢字簡化以前的産品。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我們宿舍裏的那些個破舊傢具。一張小學生那樣的小方桌，漆已掉光，烏黢抹黑；破鐵床深度凹陷，躺上去人就打彎，根本無法伸直；褥子是50年代的東西，從没洗過，臟得像抹布，裏面填滿稻草，濃重的霉味熏得人頭疼……多次反映没有結果，我們幾乎成了“憤怒的青年”，碰在一起就會批判“兩會”，訴苦泄憤。

　　這裏没有像一些部委那樣的與中央、國務院重大决策配合、統一行動的政事要做。非執政黨，也不可能有什麽國家政事。除了開大會住進賓館那陣子忙一下，好些人平時應該説有點閑，多數時間是看看“兩會”自己的文件。而這些文件的内容與我們當時的理想追求、志趣喜好、前途利益似乎没有什麽太大聯繫，看多了就會厭煩。會内也從來没有評先、年終總結表彰之説。平時工作壓力不大，生活平静如水，同時也感到沉悶悶的，另有一種説不清道不明的壓力和失落。

　　剛畢業那陣，心態浮躁，加之上述種種原因，在這裏不安心就是很自然的了，對自己的分配便有了想法，同時也挺佩服78級一位同學（我後來稱他“先知”）於畢業前對我分配去向的準確分析。

　　畢業前，係裏一位管事的領導曾熱情地要我留校，大概是77級留校同學的優秀産生的連鎖反應吧。我想都没想就非婉言地謝絶了，因爲想去北京。在校期間，我不曾有過去外地的念頭。進京的想法是那次跟着老於頭（於可訓）、大劉頭（劉晨鋒）去武昌火車站送幾個77級進京同學時突然蹦出來的。火車即將啓動，女播音員磁性性感的聲音漫過一片嘈雜將我擊中。車輪會一路均匀賣力地Rap旅程的神秘，緩緩推遠過去，最後把你遞給一個陌生新奇的城市。這種誘惑無法抗拒。應該説當時進京的想法中功利的成分不多，就是特想復製送行時的那種情境與感覺。後來回想此事，我發現自己是一個感性的人，一生基本都是跟着感覺在走。一些時候走對了，但一旦被感覺欺騙，失誤就是顛覆性的，腸子悔青的那種。所以這一生坎坷不平、波動不定，正如我的名字。一位老同學説我“×商高、情商低”，一位現同事説我“永遠長不大”，説明我的弱點地球人都知道。説實話，“情商低”都是客氣的，我在處理很多具體事情時，腦子總是很不給力，所以總是在要命的檔口失誤掉鏈子。近年才明白這些應該與我大腦某一區域功能低下有關。現在我經常會對人講自己弱智，身旁那麽多人竟没有誰來糾正我。哪怕有一個人出來表示不完全贊同，我也好想一點。

　　84年秋，鉛筆大王吴羹梅住進中日友好醫院，我跑前忙後張羅打點。小辦事員嘛，本職工作。作爲奬賞，吴王領我到他隔壁的單人病房看陳景潤。陳兩次被撞，當時“帕金森”發作，站立不穩、兩手直哆嗦。他把病床挪到墻邊，擺上一張辦公桌，用一台酷似當年磚頭録音機那樣的進口計算機，令人敬佩而没有指望地弄着他的“1＋1”。看着他恍惚游移的眼神，我感覺面對現實繽紛世界的那扇窗口在他心中似乎從來没有完全打開過。我琢磨自己腦子總是不給力的那一部分可能有點像他。不同的是，他是一個中外知名的數學奇才，而我只是一個普通小人物。人的生理差异應該是導致人生形態千差萬别的基礎因素，多數人的命運其實從降臨人世時就大致敲定。

　　78級那位“先知”年齡比我也大不了多少，但一副老江湖範兒。他對我説，你呢，長跑、休學，德智體成果表上也有那麽幾條，還有你們77級留校的幾位在那裏戳着，你的分配絶不會差。但是，現在你是組織關照、同學幫助，一些重要活動有心無力，所以也不可能太好，大概比中要好，比上又差那麽一點。分配方案公佈前，具體負責分配的林老師滿面春風地告訴我：把你分到了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你是團總支委員，又能寫，很合適的。我高興得屁顛屁顛地跑回來告訴“先知”，他反應平淡，很不以爲然，説最終宣佈的才算數。果然過了幾天，林又告訴我，團中央的名額給别的同學了，好像挺替我惋惜的。分到“兩會”後一段時間，内心確實佩服“先知”，就想，都是同齡人，社會經驗的差距怎麽就這麽大哩。

　　扯遠了。

　　呆過一段時間後，慢慢發現“兩會”其實也有許多讓人愉快的事情。首先，工作壓力不大這一點就很適合我。稍微串串門躥一下崗，一般在允許範圍内，只要你不過分。上班時間練一下字，頭頭不僅不責怪，反而有贊許鼓勵的意思。隔三岔五單位就會組織看電影、話劇和一些有當紅明星出場的文藝演出。每年除春游秋游，入夏還有一個北戴河避暑。“兩會”在北戴河有一座臨海别墅，免費吃住，每天到海里泡一泡，從内到外哪兒都舒服。有時陪頭頭出差，不管到哪裏，下面的“兩會”、統戰口都像接待中央首長一般。賞山水名勝，品美食名吃自不在話下。

　　劉少安在文化部時與我僅一街之隔，文化部食堂翻修時在“兩會”食堂搭過伙，還參加過這邊小禮堂的舞會，對“兩會”的娱樂活動情况可能有一些印象。

　　心情變好了，一年中的幾個會議就有了過節的味道。那年頭，魚肉禽蛋都憑票憑本供應，我們那時候相當饞，不像現在。會議伙食是真好，特解饞。會議期間那麽多年輕人住在一起也是一件很爽的事。干完活後，遇有各種娱樂活動安排就陪同與會代表一起觀看。晚上没有活動了，大家就凑在一起，或打橋牌、或看足球、或開聚談會。1983年一次會議住在京豐賓館，正逢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一幫人聚在一起看中國隊勝沙特、贏科威特，張狂的點評、放肆的叫喊，真叫痛快。

　　會議入住，往往是京城最好的賓館輪换着來。會議期間請來大人物已是慣例，尤其是重大會議，甚至會搬動最高層。再説平時經常可以上政協禮堂、人民大會堂等一些地方旁聽一些中央、國務院的會議，見大人物很容易。這些都特能滿足我的虚榮心。我那時就像一個土包子進城開洋葷一樣，經常會爲在我眼前打開的全新的生活界面裏發生的許多事情而興奮。直到現在，我還會偶爾吹牛得瑟一下，譬如説我和鄧小平、胡耀邦一起合過影。其實那是二三百人照的一個集體照。我站在最後一排的邊邊上，加上我比潘長江高不了一篾片的身高，盡管下面有高凳子撑着，還是需要凑近細辨才能隱約估摸哪個是我。我不僅在吹牛，還有欺騙之嫌，但却没有撒謊——欺騙不需撒謊，不撒謊就能牛皮哄哄，説明我還不是弱智得無可救藥。

　　讓我難忘的是“兩會”的人特好。真誠純樸、熱情友善，大多數人幾乎都是這樣的。我那時腹脹得厲害，連坐久一會都不行，上班基本是混點。從各級頭頭到同事很少有歧視、冷遇，而多是寬慰、鼓勵、幫助。春節回漢，單位分我的春節物資，同事會商量着分攤，待我返京後再依市價給我錢，想少收一點都不行。每次會議都有一些駐京大人物的房間空着，有關人員總是悄悄給我安排一間。這類房間條件又好，特享受。記得有一年春節没回武漢，“兩會”僅有一張人民大會堂春節游園會的票，也不好分，就給了我。

　　在77級的一些個大案要案中，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個跑龍套的。但畢竟是從《這一代》趟過來的，腦子、嘴巴自然規矩不了。但要説我真正的有“思想”還是從進“兩會”始。首先是有一批接一批好的人文書籍可以買來消受了；再者是文革後出現的“小五四”文化背景以及這一背景下的幾年大學生活底子；最重要的是“政治特區”提供了一個視角拓展轉换的平台。在這個特殊地方一段時間後，我很容易地就意識到，自鴉片戰争國門打開後，先進的工業文明與落後的小農經濟文化間的衝突成爲中國最主要的文化矛盾。其他各方面的幾乎所有矛盾應該都是從屬於這一基礎矛盾的。中國近現代的一切政治變革其實都是基於這一矛盾，由農業社會形態向工業社會形態過渡的内在動因驅動的。其間，由一批實業家最初鼓搗的機器工業生産開始了中國工業社會形態的築基。中國的“資産階級”應該是實施推動這一“形態過渡”的主導力量，而“工人階級”則應該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基礎力量。

　　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最終要步入先進的工業文明，必定要有相應的社會結構、管理模式、群體生存方式、文化形態的根本性轉换才能完成。在這一過渡轉换中，我們英雄的前輩艱難摸索，只走了一半就以爲完事了。其時，中國還只是處在一個半農業半工業社會形態。中國已有的思想理論遠不能解釋、指導這一社會形態過渡轉换中的重大問題。人類至“新石器”，身體形貌的進化基本完成。繼續的進化則主要表現在群體生存方式和群體意識等方面的漸進。父系氏族社會對於母系氏族社會而言，絶不是奶奶换成爺爺、老娘换成老爹那麽簡單。中國農村以宗族姓氏血親維係的鄉村聚落生存形態如果不發生大的改變，中國不可能真正走進工業社會，中國的一些重大社會問題也不可能最終根本解决，“現代化”只可能是一個主觀臆斷。當然這還牽扯到一個城鄉户籍差别的消除。因爲這種農村聚落生態將純樸的農業勞動人口與脚下的祖田長期捆在一起，也與落後的傳統鄉村文化捆在一起，農耕群體的生態及觀念進化將非常緩慢。正如一干中東非洲國家，其部落生存形態已成爲他們懷疑阻滯現代思維認知方式滲透，保衛原始神性的文化堡壘。

　　在這個世界上，中國最不能相信的國家是蘇聯（現在應爲俄羅斯）。我的一些妄語戲言如果放在别的地方，肯定會影響到政治考量。但在“政治特區”就不一樣了，我被看成是這裏的自己人，再加上自己不善心機的傻勁和“珞珈門派”的文字功夫，雖然一直未能正常工作，却長期受到器重關照。

　　我最初分在“兩會”的諮詢辦公室。這裏的主要工作是組織“兩會”的經濟理論人才、各類專業技術人才或爲國家的經濟工作提供一些理論上的諮詢（如西部開發等），或爲某些傳統商品的特色保留、技藝更新提出建議（如中藥、茶葉、名特食品小喫等）。做得最多也是最有成效的是成批次地組織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兩會”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如皮草、紡織、化工、食品等）到西部落後地區傳授各種先進技藝、改進生産工藝、提高産品質量和産業效率等。“兩會”的口號是“拾遺補缺”，就是配合國家做一些具體的小事情，這些工作是有實際意義的。諮詢辦公室也就十來個人，設爲正廳級，所以説還是京城好做官。辦公室副主任姓馮，四川舊時名門之後，五十掛零，氣質風度不凡，長得少有的帥，文字功底、工作能力了得。此人後來昇遷當上民建中央副主席。他抓起工作來一環套一環，非常扎實，讓你不得不服。他對個别大學生工作不滿意時會嚴肅臉面批評，但對我從來和顔悦色。當時“兩會”有一句話就是“老馮最喜歡小張。”調回武漢前，一位上海調過來的蔣秘書長還對我講：“只要你身體好了，替我們干一年，可以一步提到處級副處級。”

　　有人情味的事經得多了，心態會悄然變化，對有些問題慢慢也能理解了。

　　解放以來，資産階級一直是革命對象。尤其是文革期間，“兩會”的許多人會受到怎樣的衝擊就不用説了。當年“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民建副主席）就是被紅衛兵揪住不放而含冤致死。“兩會”的大多數人曾集體下放到湖北沙洋農場（一個勞改農場）苦力苦力的干活好多年。直到80年代，他們還心有餘悸，擔心有一天會再來一次什麽政治運動。工間休息播放經典紅歌，辦公用品盡量從儉裝窮就不難理解了。

　　“兩會”有一個怪現象，就是“資産階級”温和，“無産階級”强横。有幾個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老職工，多是工農出身，思想左得不行，心理涉嫌陰闇，頗有王朔小説裏凡知識分子都不是他媽什麽好東西那股狠勁兒。這些人也做不了多少好事，但畢竟混了多年，在總務、財務、基建等非業務部門也多少混了個小職務。弄權小吏心理多不平衡，便喜歡上了刁難整蠱人。“兩會”有一些“老會人”形容這些人的心態是“你舒服了，他就難受；你難受了，他就舒服”。搞得新來大學生怨懟難平的就是這麽些個人。大學生鬧起來，單位不得安寧，他們就偷着樂。單位各級頭頭多姓“資”、“知”，有事愛躲着走，總是遷就這些人，所以他們被慣得有點横。時間長了，我逐漸把對“兩會”的“讎恨”轉换成了對這類人的厭惡。

　　“兩會”司機班有十來個司機，素質還不錯，但也有横的臭毛病，個個都是你大爺。派活就要加班費，弄得工資比一般人高出一兩倍。一次，工商聯一位黄秘書長（四川舊時資方）要外出辦事，臨走前因事拖延了一會。被指派拉他的中年司機在窗外厲聲怒吼：“你出不出來，你不出來，我開車走了。”黄老六十好幾的人，嚇得趕緊挾起包，急趨而出，狼狽地鑽進了小車。我那時腹脹厲害，辦公室呆不長，經常混迹於司機班，與司機大多混得很熟。見過這一幕後，我很少搭理這位司機，而對那位我平時不太尊敬的黄秘書長格外尊敬。

　　中學政治課就學過，中國的資産階級有着諸如“幼稚性、軟弱性、不堅定性”等許多弱點。在“兩會”的日子裏，這些概念在我腦子裏仿佛被使用了某些電腦軟件中的“反向選擇”操作，變成了“單純、謙讓、隨和”的品格。後來看到了太多的有關地方官吏横行一方的媒體報導，就想，“資産階級”的這些“弱點”不正是我們小農經濟色彩濃重的官場文化、世俗文化所缺少的嗎？

　　記憶中，“兩會”給我啓迪最大的一個人是萬國權。其父是解放前東北某省副主席。他50年代畢業於武漢的華師化學係，時任民建中央駐會常務副主席，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一張國字臉，身材魁梧，聲音洪亮，雖已届七十（如果健在年已近百），精力不輸青壯。他相貌威嚴，但和藹可親；他身居高位，却無絲毫官氣。只要走近他，你就會心甘情願地爲他做事，并且很想做好。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他把我弄到主席辦公室混了一段，因此得以親眼目睹他的施政風格和人格魅力。

　　剛進“兩會”時，人事提拔昇遷都是由一些頭頭提名保薦。當時流傳一句話是，在“兩會”昇官“要有人説話”，没人“説話”就昇不了。84年萬從天津調過來後就開始搞民主推薦。他組織機關所有人參與投票，一人一票寫上自己所薦姓名與相應職務。有關人員清點投票箱，根據投票情况並結合其他因素，最終確定提昇事宜。後來，每當我看到有關買官賣官的媒體報導時就會想起這件事。

　　接着他又搞全機關範圍内提合理化建議的活動。具體過程是先開會動員，讓大家醖釀一段時間，再以辦公室爲單位組織發言。無論男女老幼、幹部工人都要發言。内容大可涉及“兩會”的工作方針、未來設想，小可具體到桌椅板凳、文具紙張的添置更换。建議經集中匯總，選擇有價值的，再歸納整合出工作計劃。當時不少人提出了很好的各種建議，也有一些建議稀奇古怪，特逗。如有人提出在大樓頂上填土種菜送到食堂以降低伙食成本而成爲笑談。我也隨聲附和提了幾條，有的還凑合，有的純屬扯淡，想不到都被采納。其中一條是“民建會”可在海外相關華人圈中發展會員，建立海外支部，搞國際統戰，結果上報中央統戰部後給否掉了。民主黨派怎麽去涉足國際領域呢，這不是扯淡又是扯什麽。還有一條是民建發展會員的職稱標準可由中級降爲初級，其實也有點扯。後來我調回武漢，所在成人高校裏僅有的三位年輕民建會員中有兩位是助教。我知道這與我那條有點扯的建議有關，讓我頗有一種議員的感覺。我對他們講在京提建議的事，均大笑。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則是摸彩電票。80年代初彩色電視機很難買到，當時一般人手裏多少有了一點錢，因此買一台彩電就成了好多家庭的奢望。84年夏天“兩會”分到了一張彩電票（北京電視機廠生産的“牡丹”，當時的中國名牌）。萬國權讓人在小禮堂設了一個票箱，大家都來摸，看誰運氣好。全機關的人（包括不少各級頭頭）都聚在一起，相互打趣逗樂，熱鬧如同過節。最後這張寶貴的彩電票讓一位做清潔的臨時工抓到了。這是位年輕女性，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氣質較差，就是自卑感特重，讓人看一眼就會煩的那種。這種人中彩有點出乎大伙意料，一些人心裏期待的遊戲高潮没有出現，禮堂裏一下子静了下來，大伙選擇默默離開。這場本該充滿快樂的遊戲最終因一個卑微的人充當主角而變得索然無趣。事後我意識到正是這樣的結果才更有意義。不管你什麽人，無論男女老幼、高下尊卑、俊醜雅俗、正式工臨時工、逗人喜歡還是不逗人喜歡，其人格、權利都是平等的。在萬國權這些人心裏或許一直明確持有這類觀念，並自覺將這些觀念施之於人際關係和工作中。

　　比較是省力的觀察，也是有力的總結和開啓。兩個“特區”的經歷讓我想到，人的觀念差异可以導致不同群體的文化形態迥异，群體文化的差异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個體的觀念搆成。檢點中國歷史，“權術文化”極爲發達强勢，而“公義文化”則名實尷尬。這是因爲權術植根於農業社會戀舊的文化傳統，根基厚實肥沃，而“公義”指向未來，因而立足維艱，以致總是踏波而行如神馬浮雲。所以在現實中手握權力而弄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個人就會，而要制約權術建立公義則難度極大。見一些人神侃熱捧中國古代權術智慧，着意弄出一個曲藝新品種——“新歷史評書”，把個“百家講壇”弄成個“新評書”堂會，也不知這些人腦子裏是怎麽一回事。一個群體乃至一個民族，只有努力營造最先進、最優秀的文化形態，才有可能順“勢”得“道”，否則就如尼安德特人於存亡競争中處於被動和守勢。

　　“特區”記憶，情事真實，言不達意，破碎支離。現實生活太多的尷尬無奈讓人徒生感慨，只是偶爾回望京城如煙往事，時有胸中激盪，起江河濤聲。

　　張洪峰自述：

　　張洪峰，1954年7月出生。籍貫河北邯鄲。生於漢口，8歲遷蔡甸區至高中畢業。後下鄉插隊、進工廠各二年半。恢復高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至北京，在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工作。1988年調回武漢一成人高校任教，2004年合並進一普通高校。2014年退休，副高職稱。

　　1977年7月17日在《長江日報》首發詩（我在武大的學號是777017）。後零星發過一點詩歌、小説、小説理論文章等。病後也持續間斷地寫一點小東西，因未執念於發表渠道，反而少了功利，由着性子鬧，成了玩弄語言的娱樂遊戲。好玩！

　　1978年秋開始吃母親没問醫生自己找的不花錢的首烏片，不到半年腹肌消退，腰圍加粗，現小肚腩，出現腹脹，體力、記憶力下降嚴重。我還問過宋老師怎麽肚子長胖了。母親一位同事湯抗（後爲武漢市物價局書記兼局長）告訴我母親，他因脱髮吃首烏片得了肝炎的。母親不告訴我，繼續給我送藥。又吃了一年，身體完全垮掉（中間真得了肝炎，這才停藥。後有了一些中醫藥知識，才知道首烏可致中毒性肝炎），腹脹難忍，四肢肌肉消退嚴重，感覺只剩下骨頭。1992年診斷出胃腸神經官能症，對症治療才開始好起來。遇到過兩個曾患此病病友（他們都完全治好了），交流時他們都説這個病厲害，感覺人就像要死了。我現住小區一個70多歲的婆婆40多歲患此病，她説我看着蠻好，不像是這個病。她説她當時像要死的。我説我以前也是。他們都是在發病後就得到了及時診斷治療，我因一直被肝炎干擾誤診，拖得太久，身體摧殘很嚴重，再加上是長期誤用藥導致，病因不同，所以治療難度大。其實也能治好，只是没找到正確途徑。現在知道方法了，但除了個子不高，其它什麽都高，補藥下去反而起副作用。哎，鬼谷子太詭！那十多年間就像在煉獄走了一遭。病前我食慾旺盛、飯量很大，如果不是瞎吃藥，肯定一輩子都不會患此病。現在我清楚一點，自己和家人傻到這等田地，無論遇到多麽倒霉的事都不爲過，平静接受吧，命。我總説我傻决不是調侃自黑，是真傻，把一生都折進去了。母親後來非常後悔，我也没怪她。在她晚年，我在生活、醫療方面爲她提供了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治療與照顧護理，以致小區、還有社區都説我是一個孝子。

　　總算挺了過來。現在身體不好，常疑壽限將至，但還能平静安排生活。平時練練氣功、拉拉二胡、練練字、種種菜、打打乒乓、跑跑步，時而看一下自己寫的一些遊戲語言文字，以敷衍慘淡的人生，也蠻雜亂的。

　　蒙77級一衆同學不棄，我一直像一個行軍隊伍裏的掉隊傷兵，跛跛歪歪地追隨在這支極爲優秀的隊伍後面，自成故事。常從隊伍裏的人和事中受到感染、教示、激勵，就會有賊心不死、垂死挣扎的心情偶爾生出。這時便會庸人自擾打開電腦，看着裏面那些多年來的寫作準備放不下，忽而好像一位老人正在夢見獅子，忽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有人總在不停地行走。爲什麽要不停地行走呢？爲什麽要行呢？爲什麽要走呢？這是爲什麽呢？到底爲什麽呢？爲什麽呢？各位看官，因我的人生經歷，我自負地認爲，我最能體味這行走的意義，行走即存在，無所不在。

　　我常在夢中行走。

　　行走吹拂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