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最值得回憶的、最值得驕傲的就是親身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由貧窮到富裕或小康的30多年曆程。我們很幸運得到了時代給予的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和許多人一樣，積極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從青年到中年，人生最寶貴時光都投身到這樣一個歷史大潮中。我在政府機關工作期間，有幸參與了地方人大政權建設這樣一個改革開放後的新事物；後又到剛剛建立不久的深圳特區，下海經商做進出口，開廠，炒股，炒樓。在這豐富多彩的弄潮經歷中，有幾件事讓我難忘。

　　床單四件套——我的“第一桶金”

　　1986年，我調到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工作，主要是給市領導做文字工作，各方面干得都還不錯，領導對我評價也較好。幹了幾年，看到當時各類企業轟轟烈烈地在特區創業，我想，既然來到了深圳這樣一個改革開放最活躍的城市，還是在下面干，一展身手，也不枉此生。於是，我謝絶了領導的挽留，放棄了美好的仕途，只身下海弄潮。

　　我剛下海，趕上了全民經商潮。很多公司、個人都炒批文、倒外匯，個個都做進出口，公司多如牛毛。我想：我是放棄幹了八年、已經很熟悉的政府機關工作，放棄了很多人想要的“金飯碗”下海的，目的是想到改革開放最能實踐的地方去“弄潮”，當“倒爺”有什麽意思？還是應該走正道，從具體的出口産品做起。於是，我在做了很多年外貿的夫人劉波的幫助下，開始賣床單。當時人們用的都是印了幾朵花或一只孔雀之類的單一床單，枕頭上蓋的是一條毛巾。那時我出口的主要地區是中東、南美，賣一個貨櫃，賺一萬多，也還可以，有時一天幾個櫃，還蠻紅火。可生意稍大點，模仿的人，競争的人都來了——這是中國人的特性——一下子弄得我没錢賺。我想，要在競争中取勝，就得創新，能不能把人們用了無數年的單一床單加兩個同一花型的枕套？隨着國外席夢思慢慢普及，再加可罩席夢思的床罩（非洲很多地方，没席夢思，也可拿床罩當被子蓋），共四件，稱“床單四件套”，并且將花型由單調的大花改爲幾何圖形、條子花等共幾百個花色，供客户挑選。

　　説起來這很簡單，當時算一發明。爲了不讓這個新産品馬上被人仿製，我和劉波商量，要一個曾在六年前、我們結婚時免費給我們打了傢具的謝木工，去找個鄉鎮企業來做一個貨櫃的樣品，也算是對他當年幫忙的一個回報。他很積極按時地把這批四件套做了出來，又通過我愛人十多年的外貿銷售渠道撒網。很快，這個新産品得到了國際市場、特别是南美市場的良好反應：我們接到了很多訂單。那個謝木工一下賺了近十萬元——那時萬元户還是風毛麟角呢。他説，他賺的比他前三輩子還多，一單生意使他成了當地“名人”還上了報紙。

　　在中國，一個産品很難長久保持高利潤，漸漸有些公司開始變换花樣來模仿、競争，這種四件套可註册各種牌子，誰都説是“自己專利”。我們針對産品新、買方多的市場，采取的應對辦法是：挖空心思，積極鑽營，抓住幾個國營大廠，控制貨源。但控制貨源需要很大資金，銀行又貸不了，我就采取和省級外貿公司聯營，共同分利。1992年底，我認真調研市場，判斷年初有很大需求，就利用武漢、沙市、河南幾個大國營床單廠要講政績、完成銷售額考核指標的特點，靠國營大外貿公司信譽，要這些廠把貨放賬給我，先給點定金，其餘賣了再付款。就這樣，用幾百萬的錢，收了幾千萬的貨，把當時深圳幾棟倉庫都裝滿了。另一方面，我又注意抓住幾個最大的買家，當年就在香港設了一個公司，這個公司又和南美、中東幾個最大洋行建立了穩固聯繫，打通了銷售渠道。很快，這些貨賣了出去。

　　爲了在競争中取勝，我們還注重在花型上推陳出新。幾天就推出一個新花型，趁産品新，猛地大量銷售，搶在前面賺錢。等模仿的人做出貨來，花型過時，已經没錢賺了。在有外貿靠山、國營大廠資金支持下，對那些慕名找來的鄉鎮民企，我采取另一種辦法：用國營廠放賬收回的、暫没付的錢給他們買布加工，因爲他們精打細算，成本低，就是缺錢，先給點錢可以把價壓得很低，收他們的貨比收國營大廠便宜。就這樣利用各自特點，大廠、小廠套着做，使産品一下就做大了。

　　可是好景不長，由於生意做大了，管理没跟上，有次工廠趕貨，床單受了潮，裝進貨櫃又悶了30多天，到了巴拿馬，幾個貨櫃的貨中，有些發霉了。客户提出退整批貨。我算了一下，光運費倉租就超過100萬，客户的錢我都收了，貨款也給了工廠，如果厚着臉不理也不是不可以，可如果這樣，商譽没了，生意也没了。經過反復考慮，我認爲，做生意誠信第一，賺錢第二，要看長遠，做個正直的人是最重要的！於是我接受了退貨索賠，和工廠共同承擔，可有幾個工廠收到了貨款，怎麽也不承擔損失，我也就自己都兜了下來。這一下，幹了半年，所賺的錢全賠進去了。

　　經過這次損失，我記住了質量是生命，是靈魂，没有質量就没有錢賺。以後每單貨我都派人到車間跟單，認真查驗，並和工廠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質量管理辦法。同時，我對客商全部賠款，使他們感到即使付了錢給我，一段時間後出了質量問題，也可把錢拿回來，於是很放心和我做生意。有的客商説，把錢放在我的公司裏就像放在銀行，出了問題可以拿得回去。當一些公司和我競争，價出的比我便宜，客户也不願意買他們的，總覺得買我的放心。有些人問我用什麽方法抓住了客户？我答：信譽，是用錢賠出來的信譽！

　　賣了一段時間的貨，用的都是客商提供的牌子，客商可以要很多公司去做，到時出了質量問題算誰的呢？我應該打出自己的品牌。通過調研，我註册了Orlins、Galaxy兩個牌子，並在包裝上下大工夫，全部膠袋都用進口的，每套用紙卡襯起來，比以前體積大50％，這就給人一種全新光亮的感覺。并且，幾十箱的散貨也賣，只是價高點，原來一個櫃三個花型，現在有十幾個。做到高質量，小批量，多彩多樣。

　　這些都吸引了客商，市場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品牌。這之後我談生意就像名醫的門診，頭天預約排號，第二天在辦公室門外擺上一條長凳，客户坐在門外，有的等了兩個小時才見面談十幾分鐘。公司打印合同的人經常一天都没時間喝一口水，跑銀行的人新鞋半個月底就磨平了，裝貨櫃的人經常到晚上11點才回家。曾經有一天我們出了30多個貨櫃。那個時候錢好賺，有時打個電話就賺幾萬。現在可難了。當時給我們供貨的廠家、基地遍佈七個省，有30多家。

　　就這樣轟轟烈烈，一年過去了，由於我們采取和外貿聯營，抓大廠貨源，抓大買家，趁産品新，以量占市場，賺産品前面一截錢的策略，並狠抓質量、品牌、包裝等，使這個産品銷量當年過億，在當年全國外貿單一出口産品中都可排到前列。我也被稱作“四件套大王”。這自然使我在90年代初，就賺足了下海的“第一桶金”。

　　這其中我總結了四條經驗：第一，做生意要根據對手的特點，會鑽空子；第二，趁産品剛出來利潤高時迅速擴大市場，賺前面的錢；第三，注重質量、品牌，該賠時就要賠；第四，有錢要大家賺，不要怕和别人聯營使自己賺少了。

　　買樓——從蝸居到房東

　　1982年，我剛參加工作時，武漢市府大院裏，我算最年輕的一個，結婚分房没有工齡，其他的同事高高興興地搬進了機關的新樓，我經處裏領導争取，才分到了在機關新樓底下角落裏的一間倉庫改造的房裏，結婚、生孩子都是在那間十多平方、見不到陽光、老鼠常爬上床的居室裏度過。看着那些住着兩房、三房一廳，甚至四房一廳的同事，我當時想：如果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陽光明媚的一房居室該多好啊！那我一切都滿足了。

　　有了那種蝸居的經歷，也就有了奮鬥的動力。當我到深圳下海經商賺了錢後，首先想到的是買房。當時深圳第一代富人都住在銀湖，那裏有山有水，我就買了個五室兩廳的。可是隨着城市的發展，新區不斷出現，我買房那個區慢慢老化了，房價也跌了下來。我的第一次買樓投資可以説是失敗了。經過總結，感到買樓要跟着規劃走，要有超前意識。於是，我看好一個城市時，首先要通過各種渠道瞭解那裏的中長期規劃，然後再選地點。在上海浦東剛開發時，我看那裏因偏遠，樓價只有浦西虹橋的一半，於是我就在那裏買了個三層樓，當時才5000元一平米，現在已翻了好多倍。

　　記得有一天，我的一個澳洲朋友帶着他5歲的小孩到我家玩，走到車庫時，小孩看見停滿奔馳、寶馬、路虎，還有幾輛悍馬車，説：“這小偷來偷車還要想一想偷哪輛啊。”雖是孩子話，却讓我又總結了一條買樓經驗，即：買樓要跟着富人走。我在澳洲居住時，同樣在海邊，同樣類型的建築，馬路左邊住的是鬼佬（粤語，當地人），右邊住的是越南、黎巴嫩人，可房價就差30％。走進去一看，當地人這邊静悄悄，越南人那邊打鐵的、燒烤的，喧嘩一片。這讓我明白了，買樓除了要看地段，還要看一條，就是——鄰居。我馬上搬出了唐人小鎮，在純當地人區裏買了一套對着悉尼橋的海邊房。雖貴，但貴買可貴賣——房子是降價賣不出，漲價反倒一下就賣了。我的一個朋友在華人區買了一套面積比我大一倍、總價比我還便宜的房，可幾年過去，他的跌了15％，我的漲了50％。

　　2004年，我回國後，感到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了20多年，房地産却漲得不多，可能會有機會。於是，我側重看了深圳最貴的幾個樓盤，别的再便宜，再多人鼓動，我都不看。這其中有個位於中心城區的樓盤，容積率只有0.13，大大低於平均水平3％的一倍多。每棟樓相隔幾百米，旁邊還有湖和高爾夫練習場。當時是一片雜草亂石，可我想幾年後就是美麗的花園。有些人看了後嫌貴，又看不出貴在哪裏，都没買。我一看當即就决定買兩套大户型——我買房大多都是買兩套——賣出其中一套賺了，另一套成本就是零。在樓層選擇上，低層和最高層價差一倍，我就選了中間的，但一些關係户要我的樓層，我只有往上走，多出錢。從10樓上到13樓，又有開發商領導要13樓，我又上到了15樓；過幾天又有人打電話要我到18樓；後又説有更重要的人要18樓，我又上到了24樓，比我原來的預算多了50％；最後我被趕到了28樓，買一套房超出預算80％——買這層的一套房，幾乎可買中間樓層的兩套。可兩年過去，那些把我趕上樓的鄰居們到我家裏來一看，哇！這麽好的風景：山，湖，海，還有市中心林立的高樓，盡收眼底，四面通風，夏天幾乎不用空調，夸我有眼力，都説是“樓王”。我開玩笑説，不是我有眼力，是你們有胸懷，把最好的給了我。這讓我體會到，買樓不僅要跟着規劃走；跟着富人走；還要跟着樓層走！豪宅區裏，樓層越高越好。

　　海邊物業是很多人向往的，可裏面學問却很大。我在深圳東部看到一樓盤，面對汪洋大海，浪花在銀色沙灘翻卷，朝日落霞，景很美。但開車要過兩個隧道，翻一座山，是郊區的海。在深圳西部又看到一樓盤，是面對海灣，海域不大，但有山、遊艇和寫字樓輝映，旁邊有地鐵站、超市、車站，是城市的海。這兩個樓盤價格當時差不多，我想，哪個潜力大呢？東部那個，景美，但路遠没人氣，要空置很久；西部那個，周邊有寫字樓，交通方便，買了就可以租出去，收租可降低成本，而且景觀雖不雄偉，但海和高樓相映，顯得生動、精緻。

　　經過反復比較，我選擇了西部的那個樓盤。在選房時，一層樓兩套，都面對海，朝西的一套側重看的是海和碼頭，高高的石油井；朝東的一套側重看的是深圳灣大橋、海、山、燈塔。這兩套總價相差10％，很多人説，反正都是看海，用買看橋一側樓220平米的錢，可買看碼頭一側250平米的房。我却一貫認爲，在高檔好樓盤中，一定要買最好的景。都看海，面積大和景觀精美，我取景觀精美。於是，我全部買的是西部這個樓盤能看橋景的。四年後，那個東部郊區的大海樓盤周邊雖繁華了不少，樓也昇了兩倍，但入住的人依然寥寥，依然難租。我買的西部樓盤却收了三年租，昇了五倍。在我同層樓，看碼頭當時差價10％，現在差價30％多。租金也少一大截。

　　買樓，炒股，投資黄金，外匯期貨等，這些投資方式比較起來，我認爲買樓是最安全、最容易、最有效益的一種投資。它既有期貨的放大功能，以小搏大，又不會像期貨那樣扛不住了爆倉；就算房價跌成了負資産，只要你有一點收入可供樓，就不會讓你滅亡。2003年SARS時，我在香港的樓就跌了50％，成爲負數——欠銀行300萬，樓只值200多萬。但銀行只要我每月能供就不收樓拍賣。我當時用最低價租出去，另外再貼點錢，每月拿兩萬多，就度過了難關。而我買的衍生金融産品，2008年金融危機，股市跌了30％時，銀行就要我再拿幾百萬補倉，最後拿了還是全軍覆没，什麽都没有了，損失慘重。到牛市時，樓昇一倍，用30％首付，就賺三倍多，用20％首付，就賺五倍；而股市昇一倍就賺一倍，少很多。就算炒金融衍生品，你敢用大錢玩嗎？房子就敢玩大的——最壞的情况，還可自住啊。在中國，人多地少，又處在數年城鎮化進程中，投資房子就更多了一層保險係數。

　　很多人都喜歡在市内買一套房自住，在郊區買一套投資房養老或度假，其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人老了，最怕的就是寂寞，就是看病、購物不便。試想老人住在郊區的大宅裏，朋友也是老人，怎麽長途開車來看你？孩子要上班，怎麽能和你同住郊區？要有個突發病，救護車要開個把小時，受得了嗎？即便是去度假，去一趟住兩天要打掃一天衛生，那哪是享受，完全是勞動！很多朋友聽了我的意見，放棄了郊區高爾夫别墅的投資，把錢集中買市内環中心區豪宅現在住和今後養老，都嘗到了甜頭。

　　現在，房價在高位，國家又在調控，該怎麽投資房地産呢？我還是一貫認爲買房子就要像買古董，要買今後不會再有的地段和房子。如在北京就要考慮價格合適時買四合院，這是個大古董；在上海、武漢就要買租界的老屋，這都是今後不可復製的，買了就放着，價格只會小回大漲。因爲今後國家經濟還是發展的，有錢人越來越多，而這些資源，包括我投資的城市中心的海邊物業，却不會再有了。有錢人追求的就是稀缺，把這些人作爲自己的租、售對象，很輕鬆。賺有錢人的錢，走高檔路綫，是我比較喜歡的做法。

　　一晃，畢業快30年了，回首當年我發明的“床單四件套”現在還有工廠生産出口，但據説利潤不到2％。他們常嘆道，人民幣昇值，生意難做。股票市場依然是苦長甜短。房地産業高處不勝寒……在中國經濟經歷30年高速發展到了要轉型時刻，我們也開始進入了老齡化，該做些什麽呢？我常在仿徨中思考進入夢鄉，一覺醒來，公司的人告訴我，今天又有房租進賬，過幾天還有——當了房東，有固定收入，還要什麽呢？

　　我似乎什麽都想明白了。想説的就是：我們這一代，感恩改革開放！

　　李棟自述：

　　我們這一代，是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 82年大學畢業後，到武漢人大常委會政策研究室和武漢市政府體改信息中心工作了四年，主要研究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理論問題，和同事一起編寫了地方政權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書。雖然學中文，但這幾年的工作爲我提供了學習瞭解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機會，使我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也促使我1986年調到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工作了三年。主要給市長，書記做文字工作。並和同事一起編擬了股份制改革，建立股票交易所和外匯體制改革，建立外匯交易中心等先行先試的方案。多次和同事一起草擬了特區向中央的改革開放匯報材料，許多在報刊上登載，在全國引起大的反響。

　　在有了一些理論武裝後，自己總想去實踐下，嘗一嘗先富起來的滋味。於是，1989年在深圳下海經商，放棄了第三梯隊人選等政府的優越條件。先在國企深圳市外貿集團公司，華懇貿易公司當副總，主管進出口業務。幾年後自己出來辦民企，開了家500多人的廠——澳蘭紡織品進出口公司，做進出口貿易和生産家用紡織品。90年代初，全民經商，我趕上了，公司年出口額過億人民幣，超過許多同類國企，也是深圳創匯大户，多次受到市里奬勵。在那個激情燃燒的火紅年代，我每天像醫生門診一樣，上午談十幾個要買貨的外商，下午談十幾個供貨的廠家，周六，周日，到工廠查看生産進度，開會安排訂單，幾乎没有休息。第一桶金真是可謂：勤勞致富。在這麽忙的情况下，還抽時間炒股，經歷了全民夜裏排隊抽新股和炒深圳“老五股”的熱潮。後來，進出口生意競争激烈，我就退了出來，移民去澳大利亞幾年。2003年回國後，發現第一個商機就是樓市。那時剛經歷過“非典”，樓市一片哀鴻，我就轉做房地産投資，先在上海，深圳等一綫城市最好的地段投資豪宅，後來又在蘇州，武漢等城市投資，然後持有收租，有的到現在，租金都已全部回本，房子漲了十幾倍。在國家限購後，我放棄内地，又去香港開了兩個公司，做舊工廠大厦改造，裝修成寫字樓出租，持有等待收購。

　　我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最早、最前沿的城市呆了30多年，經歷了全民經商，全民炒股，樓市飛漲，親眼看到，親自參與，當年荒地是怎麽一步步崛起爲一座現代化城市的過程。是改革開放使我成了最早富起來的一批人。我們這一代最感恩的是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我全程經歷了國家改革開放的幾個大浪潮，享受了改革開放的大紅利，我這一生没有白活！

　　我有一個兒子，在英國牛津大學拿到生化碩士，現在香港瑞銀工作了十幾年，任董事，投資主管，兒媳畢業於美國沃頓商學院，在高盛任董事。我住在深圳和香港，現在主要職業是收租和投資。

　　最後總結一句話：本人没有愧對我們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