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渾噩噩，稀裏糊涂，四年大學生活接近尾聲，和同學們一樣，想得較多的是畢業分配問題。但稍微有一點不同，自己去向相對明晰。因爲是現役軍人，畢業後只能回部隊，而且工作地點也大致確定，不是荆州就是武漢，前者是原部隊所在地，後者有省武警總部。

　　離拿到畢業证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一位武警軍官到中文系，先瞭解我的情况，然後找我談話，告訴我畢業後到省武警總隊政治部宣傳處任職。他從係裏獲悉，我在校已無課程，可回部隊協助搞年底工作總結，順便熟悉情况，時間是一周。我清楚，説是熟悉情况，實際是對我的考察或是試用。我去了，和一位宣傳幹事共住一室，開始了闊别四年的軍營生活。

　　一周時間很快過去，而我在這一周裏也迅速做出判斷：我已不太適應部隊生活。理由有三：一是難以適應紀律約束。和我同室的戰友天未亮就起床出操，喊“一二一”，説是軍官未到規定年齡（似乎是35歲）前必須出操。自己雖是軍人，但讀的是所謂地方院校；即使在地方院校也算不上守紀律、很勤奮的人，這種起床喫飯都要守時的日子，還不如我在原部隊當文書時舒服。二是當時武警部隊體制不倫不類，讓人不痛快。爲了裁軍，70年代末，邊防、城防、看守等部隊從解放軍劃爲武警，名義上歸公安部門什麽武警處、武警科管。當時的武警部隊因屬過渡期，下層是現役軍人，上層則爲從部隊轉業的公安幹部，有的屬“軍地兩栖”的老兵油子。自己在上學前只在部隊干過二年，和這些老領導同坐一個辦公室，總有些彆扭。三是感覺未來的頂頭上司不太理想，去没幾天，就問我有無對象，我含含糊糊回答，他也不陰不陽敲打，告誡我入黨前不要談對象，談對象時應向他匯報，多聽取處領導意見等等。還提醒我多干些掃地、打開水之類的事。憑我的經驗，單純、外向、勤快、聽話的兵最受歡迎，而像我這種不善言辭、不喜交際又不怎麽愛掃地打水的人極易引起衆怒。於是在學校讓正式填寫分配志願書時，我選擇了十堰市，這也意味着我同時選擇脱下軍裝。

　　拿着分配書，我去了十堰。當時想法，先回家過完春節，再去新單位看看。滿意就留下，給部隊説我這是服從學校分配；不滿意就回部隊，給十堰人事部門説部隊不讓退伍。於是，我没徵求任何人意見，没有絲毫猶豫，去了十堰，同樣分到了宣傳部。

　　本來是試試看，但以後的幾件事却讓我很快做出了終生選擇，也差點毁了我的終身。當時的十堰與全國最大的汽車製造企業——第二汽車製造廠實行政企合一，市領導機關也是廠領導機關。新興的移民城市、高速發展的特大企業，朝氣蓬勃，紅紅火火，辦公、生活條件都相對不錯。宣傳部長（後來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科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90年代作爲全國級别最高貪官被判刑）似乎對我也有幾分器重，讓我有士遇知己的感覺。而且科室五人，除正副科長外，連我三人全是武大中文系畢業，其中76級那位也是從部隊到了學校，畢業後回部隊，轉業到十堰市委宣傳部。以他爲座標，我想，到這個城市、這個單位不算委屈，早晚都得轉業，不如一步到位。於是就心安理得地上班了。

　　時至今日，我有時依然很佩服我自己，當然，是30年前的自己——真是要膽量有膽量，要魄力有魄力。面對畢業分配選擇城市、單位、職業這種大事，眼不眨心不跳，就像打麻將選擇出哪張牌一樣，不言不語，不緊不慢地就做出個不大不小的决定，爲以後幾年不尷不尬的經歷埋下伏筆。也許是年輕，也許性格使然，我對最不該忽略的東西——那身軍裝不能想脱就脱却忽略了。

　　一個月後，省武警總隊以爲我探家後去了原部隊取行李，原部隊以爲我在省總隊服役；後來大概還是通過學校知道我已經“自我轉業”到了十堰，於是有一天，一位警官到了我的單位，部領導解釋我確屬學校正當分配，帶有一點支援山區、支援三綫建設的味道。那位警官不動聲色，只説讓我回原部隊辦理退伍手續。我與原部隊好友聯繫後得知，只要回去就會被留下，等候總隊處理。這時我才知道，擺在我面前的有兩條路：回去受處分；不回去或被開除軍籍——都不怎麽理想！

　　從那時起，夜裏常做噩夢，只要見到單位裏來了穿軍裝、着警服的，就兩眼發直，一身冷汗。

　　吉人自有天相。部長利用全省宣傳工作會議時機，設法與省武警總隊政治部主任住到了同一房間。幾天下來，竟然讓部隊首長看在我確屬學校正當分配份上，同意我辦理了退伍手續，而且退伍補助、軍齡計算之類從優。

　　人生總會留下很多愧疚，我尚未忘却的愧疚之一是私自離開部隊後，讓關心支持我讀大學的原部隊首長差點爲我受了處分。除此之外，我以爲事情已經過去，一切正常。然而，正所謂“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好戲還在後頭。部長高昇，新部長是位黨性極强的老年人，認爲我檔案不全，組織紀律性也不算特别强，可以在宣傳部工作，但不能入黨。當時黨務部門的幹部不入黨就像文革時的五類分子一樣，很難有出頭之日。於是，噩夢又開始了，而且一做三年。

　　三年後，部長退休，社會環境也有所改善，加之那位高昇後的部長也替我開脱幾句，終於擠進黨内。從那以後，一路平穩一事無成，噩夢雖少好夢也做得不多。偶爾想起當年那一步時，有後怕，有後笑，倒没什麽後悔。年輕時的選擇無所謂對錯，只能證明自己曾經年輕過，福兮禍兮，啥也不是，只是一段人生經歷。

　　兩次同學聚會，一次因我們報紙對市領導名次排序出現所謂“重大錯誤”，我正在檢討；一次因兒子從珞珈山帶回一個女友初次登門，均告缺席。坦率講，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己確實不願參加集體活動，做總編幾十年，生活習慣已很接近偉大領袖，夜裏兩點睡覺上午十點起床。如無特殊情况，實在不願受早睡早起那份罪。以上文字，是自白、自嘲，當然也有隱隱約約的自責。能不能也算作是對同學交往間的自責呢？

　　杜華自述：

　　本人入學前是武警湖北京山縣中隊文書，原籍湖北房縣。父親原爲縣裏局級幹部，後被劃爲“右派”，貶到縣衛生院任一般幹部 ，母親係供銷社幹部，父母月收入不足80元，家中尚有二弟一妹，生活較爲艱辛。因父親原因，政治上有自卑感，隨遇而安。

　　在武大期間，大概看我干過武警，曾擔任係保衛幹事，什麽事都没做，也没興趣。當時就知道分配去向是部隊。理想、愛好均無，對文學不感興趣，倒是爲以後打算，對公文寫作比較留意。

　　畢業後一直在十堰市新聞宣傳戰綫工作。1982年在市委宣傳部任幹事，1984年底任副科長，1986年任科長，1991年任市委外宣辦、市政府新聞辦主任。1996年任《十堰晚報》總編，2004年任《十堰日報》執行總編，2011年任十堰市政協常委。

　　妻子任市人民醫院（湖北醫藥學院附屬醫院）皮膚科主任、教授。兒子、兒媳均爲武漢大學研究生，兒子現在光大銀行武漢分行任秘書，兒媳爲武漢大學附屬中南醫院醫生。有一個孫兒。現我們夫妻在十堰有140平方米住宅一套，我配有公車。兒子在武漢有110平方米住宅一套，有私車一輛。現在的理想是，夫妻健康，兒、媳上進，孫兒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