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第四十個年頭。

　　開啓改革開放這一新的歷史進程的標誌，是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而這一年的年初，則是我們這些恢復高考後第一批録取的大學生入校的時間。可見，我們這些人是改革開放最早的受益者。常聽人説歷史的機遇、歷史的機遇，歷史真的就給了我們這些人一個黄金的機遇。正是這樣的歷史機遇，造就了我們“這一代”人，也造就了我們“這一代”文學。在《這一代》創刊號上，我寫了一篇文章，評析當時正在興起的大學生文學潮流，我在文章中説：“推動這股文學潮流的是一群年輕人。這群年輕人不是迎着三月的和煦春風，踏着鶯歌燕舞，從陽關大道上走過來的，他們是從山裏來的，他們是從海上來的；他們爬過崇山峻嶺，他們鳧過夜海波濤，他們雖然年輕，但是他們大都有一個和年齡並不相稱的經歷。他們過早地經受了太多的痛苦、歡樂和磨難。因此，他們今天有權利、有義務，也抑制不住要向人們訴説他們曾經經歷過的一切、他們今天正在經歷着的現實以及他們所認爲的理想的將來。”現在，這群年輕人正在慢慢變老，或者已經變老，除了胡曉暉同學，他們再也爬不動崇山峻嶺；除了楊可鳴同學，他們再也鳧不了夜海波濤；但他們的心仍然是年輕的。這年輕的證明，就是他們的心中仍然裝着文學，他們仍然是文學的“這一代”。

　　編撰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回憶録》和《作品選》，是我們這個年級全體同學多年來的一個心願。除了李剛、高伐林等同學在倡議書中，陳晋、謝湘、雷喜梅等同學在序、跋中所説的那些“初衷”、所發的那些弘願外，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在我們心中，還有一筆風流債未了。這筆風流債，不是世俗的男歡女愛，而是我上面説的對文學的執着與熱愛。稼軒詞説，“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那是説像孫權那樣的風流人物。我説的是，我們心中那一點文學的風流種子。肉身易滅而種子不滅，這是任怎樣的雨打風吹，也磨滅不了的。

　　這點風流的種子，有説是與生俱來，緣於愛好，因人而异，但等到播撒在同一塊地裏，生根發芽，開花結實，你會發現，它的根莖花葉，竟如此相似。這時候，你會想到，它們原來是同一個生命母體孕育的胚胎。這共同的母體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時代。時代是一個精神的共同體，原來這種子開出的花朵，竟是時代的花朵。因爲是時代的花朵，所以，這花朵便染上了時代的色彩。從這本《作品選》中編選的我們這些同學“在校期間”的作品，就不難看出這色彩。這色彩已被衆多的評價涂抹得十分濃重，我只想在這些濃抹重彩中再添上淡淡的一筆。這淡淡的一筆就叫作敏感與多思。那確實是一個敏感而多思的時代，敏感、多思到游一次北海公園，不去觀賞山水美景，而去關注橋頭的哨兵，不去琢磨遊玩的路綫，而去思考革命的异化。（《橋》）逛一次王府井大街，不去追逐滿街的紅男緑女，而去觀察進出轎車的人群，不去關心琳琅滿目的商品，而去思索轎車背後的特權。（《轎車從街上匆匆走過》）連跟恢復工作的父母去海濱療養院休假，與一群小混混發生一次衝突，從周圍人群的反應，也會想到“我們”已脱離群衆，“大海不屬於我們”，（《大海不屬於我們》）如此等等。今天的讀者，也許覺得這份敏感有點神經質的味道，覺得這種多思有點小題大做，倘若他們再寫這些事情，會把《橋》寫成一篇“文化散文”，會把《轎車從街上匆匆走過》寫成一種“日常叙事”，會把《大海不屬於我們》寫成一篇海明威式的“硬漢小説”。但我們不能，我們只能在公園的橋與歷史的橋、在街上的車與革命的車、在自然界的海與人民的海，還有收入上册的趙譽泳的《愛》，在對妻子的愛與對領袖的愛之間發生聯想，沉入思考。你説這是神經過敏也好，你説這是胡思亂想也好，但這是我們這個群體的思想性格，是我們這個群體的精神特徵。我們爲此付出過代價，我們也因此收穫了屬於我們這個群體的文學。我借《這一代》的名義來爲我們這個群體的文學命名，就像以《今天》和“白洋淀”的名義爲一個文學派别命名一樣。我認爲，《這一代》已然是一個重要的文學派别，它對新時期文學的意義，不可低估。無論你怎麽評價，它都忠實地記録了我們這個群體敏感而多思的心路歷程，也忠實地記録了爲我們打上這種精神印記的那個敏感而多思的時代。劉彦和論“建安文學”説：“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也。”我用“敏感而多思”論“這一代”文學，其意一也。

　　收在本書的這個“在校期間作品選特輯”裏的，只是那個年代留下的部分作品，更多的作品已成爲學者們搜集的歷史資料，深藏在顔色發暗的《珞珈山》、殘缺不全的《這一代》後面。盡管如此，翻開這暗紅色的《珞珈山》，撫摸這殘損的《這一代》，你仍然能聞出油墨摻和汗水的氣味，聽到京腔夾雜方言的辯論，想見在紙張和油印機間忙碌的身影，以及無法想見的推銷、發賣《這一代》緊張、衝突而又不無刺激的場面。今天要找齊《珞珈山》和《這一代》已經很難了，即便你找齊了，消失在歷史深處的那些聲音、氣息、場景，也無法復原，因而你仍然難以“讀”到全部“這一代”的作品。正因爲如此，編制這個《作品選》，就顯得彌足珍貴。

　　這本《作品選》中所選的“作品”，當然不限於文學，至少不是人們常説的“純文學”。高伐林等同學在編輯過程中，煞費苦心，在校作品特輯，以“評論”“詩歌”“散文”“小説”四分名類；而走出校門之後包括文學在内廣義的文字著述部分，則分列“紀實”“論理”“漫談”“抒情”“叙事”五輯。讀“特輯”之後的五輯作品，我感到，我們這些同學在揮手告别之後，雖人各一業，地各一方，或奔走國事，或兀立杏壇，或沉浮商海，或遊心文苑，個個取得了不菲的業績和成就，喜梅同學在《作品選》的跋中，用“點將録”的方式，對同學們的勞績，一一作了精當的評介，我想説明的是，從這些文字看，我們“這一代”人的敏感與多思，並没有因爲年齒的增長、閲歷的加深而稍有或减，或因此而變得世故圓滑，相反，却由直接經驗、簡單類比的感覺聯想，進入到一個窮究天人，通達中外古今的境界。如陳晋的《大國之思》究大國崛起之理；張樺的《京華建築沉思録》考都城格局之變；謝湘的《爲改革而生的理想主義者永遠不老》爲改革家樹碑；雷喜梅的《原子裂變之光》爲共和國科學家立傳；劉彦博等的《國寶熱——陝西文物事業復蘇紀事》破解古物重現之謎；高伐林的《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宣傳張海迪始末》發抒典型宣傳之思；包括張安東的《路燈——回憶父親張光年（之一）》《 心緣——回憶父親張光年（之二）》通過對父親張光年（光未然）的回憶，再現革命文化人的風采；陳惠文的《白雲蒼狗阿兵哥》，通過與台灣老兵的交談，傾聽一個時代的悲歌；陳順智的《大道至簡——劉綱紀先生的美學綱紀》，通過記述美學家劉綱紀的生平，闡述當代學人的爲學之道，等等。僅從收在“紀實”中這些涉及重要人事、重大主題的部分作品，就不難看出作者敏鋭的發現和精深的思慮，其中也滲透了作者對國事民瘼的憂憤幽思和本於往聖先賢“發憤之所爲作”的著述精神。

　　其它體裁的作品，莫不如此。試讀吴兆龍的《〈春秋〉責備賢者——電視劇創作答記者問》、張立偉的《新聞何爲？記者何爲？》、李聰輝的《遠逝的古鎮》、張洪峰的《小西翁》，以及雷喜梅、劉少安諸人風格迥异的詩歌作品，特别是多次獲得國際國内攝影大奬的張天明，以及李剛、胡曉暉等的攝影精品，葉緒民、劉海清的書法篆刻佳作，從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中，我們不也能感受到作者“敏感而多思”的心靈脈動？而在陳文新、羅小東、方曉紅、張杰、蔡靖泉、盧烈紅等教授同窗提交的論文中，這種“敏感而多思”的精神風骨，同樣傲然凸顯於字裏行間。——聽説，考慮到本書不是專業論文集和篇幅的關係，他們並未將自己最有學術含金量、恐怕也是最艱深的論文捧獻出來，那就只能留待他日有機會再編這個《作品選》的續集了。

　　用“敏感與多思”來稱道我們“這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文學，包括廣義的著述文字和更廣義的創造成果，可能失之偏狹，也可能不够顯豁、時尚，但我面對江橋垮塌，不過一聲巨響，豪車撞人，不過螻蟻之滅式的麻木；山崩地裂，天塌地陷，覆巢之下還要想着“縱做鬼，也風流”式的愚昧，常常禁不住會想起王家新筆下的橋、葉鵬筆下的轎車和張安東筆下的大海，因此又覺得這一點敏感與多思，在今天這個時代，又殊爲難得。我因此想爲這個紙醉金迷、暈頭轉向的時代，保留幾顆“愛智”的大腦，保留幾根敏感的觸鬚；讓這個時代想做人的能做一個有感覺能思想的真人，想弄文學的能弄一點有感覺能思想的真文學。如果説“這一代”給我們留下了什麽有益的東西，我覺得這就是他給我們留下的一點寶貴的精神遺産。

　　最後，我想用我六年前寫的一首賀年詩來結束這篇短序。獻給“風流款款”的“這一代”人，獻給滿天飛花的“這一代”文學，獻給“這一代”人永遠不能完結的文學夢。詩曰：

　　應是天女散瓊花，
　　風流款款滿珞珈。
　　若非經年春夢結，
　　何來寒香遍天涯。

　　2018年11月6日寫於珞珈山臨街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