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怎樣評價胡適？胡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劉綬鬆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告訴我們説：“作爲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右翼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適，在開始參加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就是作爲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企圖投機取巧，以達到其個人野心和反動政治目的。”“他提出改良主義的主張，其目的就是爲了反對文學革命。”“這樣的人物及其主張只能算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反動的和倒退的力量。”這種觀點在以前很有代表性，似乎已成爲定論。

　　但是，接觸了一些史料，特别是讀了《嘗試集》後，我覺得這樣的評判有些不公平。列寧説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所没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新文學運動中，胡適到底起了怎樣的作用？本着這樣的觀點，應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陳獨秀曾説：“文學革命之氣運，醖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文學革命説》）的確，胡適在當時不愧爲反封建、反禮教、反文言、倡白話的急先鋒。五四前夕，社會矛盾重重，改革呼聲甚急，文學改革尤其勢在必行。但是只有當胡適在1915年給《新青年》的信中提出著名的“八不主義”，以及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刍議》後，才正式拉開了新文學運動的序幕，向幾千年陳腐垂死的封建文化開了勇敢的第一砲。緊接着陳獨秀大聲疾呼，劉半農、錢玄同等衝鋒陷陣，新文學運動便像“洪水猛獸”般朝封建文學的營壘冲了過去。胡適很有點戰鬥熱情，第一個嘗試着用白話寫詩，向封建文學的頑固堡壘開火，不久後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他寫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個反封建道德的劇本《終身大事》。雖然，胡適不可避免地同他的階級一樣具有改良主義的性質，但是正如魯迅先生説的那樣：“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像這種人，我們應當極端感謝的。”胡適能在這場鬥争中一馬當先，向幾千年舊道德舊文學進攻，這種精神十分難能可貴，不給予應有的肯定，不符合歷史事實。

　　最能體現胡適當時這種戰鬥精神的，是他的白話詩的創作。在文學史上，《紅樓夢》、《水滸》等白話小説的出現，已經在小説領域給文言以衝擊，而那方方正正的五七言，那平平仄仄的格律詩，却歷來被奉爲神聖的“金科玉律”，是誰也不能碰的。詩成了封建文學中最頑固的陣地。黄遵憲等舊民主主義者曾大力鼓吹“詩界革命”，搞來搞去，不過在五七言的框框中加進些通俗字眼和外國名詞罷了，終究不敢越雷池一步。胡適却敢冒天下學究們之駡聲而殺了出來，用前所未有的白話詩向封建文學的頑固堡壘扔了一顆炸彈。而胡適當時也的確很有點“壯志”，他在《去國集·沁園春》中寫道：“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大有“開一代詩風”的架勢。他也很清楚，這樣干是需要披荆斬棘的，他在《嘗試集·代序》中説：“我此時練習白話韵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還引了幾句詩來表示他的决心：“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重輕！”這些話，説明他是在爲“個人野心和反動的政治目的”而投機取巧，未免武斷。我倒覺得頗體現了資産階級反封建及舊道德的戰鬥精神。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場而又苦於找不到“同志”，正是資産階級與封建勢力進行鬥争時的心情之真實寫照。

　　正由於倡白話、反文言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對於文藝的迫切要求，更重重地觸到了封建文學的逆鱗，因此胡適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嘗試集》不到兩年，銷到一萬部。這數字在今天不足爲奇，在當時可算是風行一時。封建遺老遺少們更是咬牙切齒地咒駡他。如“學衡派”的胡先骕説：“胡君輩之詩文之卤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征耳。”（引自《嘗試集》第四版自序）而封建復古主義的急先鋒林紓乾脆在《荆生》中叫一位“偉丈夫”把他“痛打”了一頓。北京的報刊1923年登出復古主義者們的電文，要求把胡適“驅逐出京”，《胡適文存》也被查封着不許發行。封建文化勢力的總代表章士釗，直到1925年還把已從新文化運動的最前綫退了下來的胡適，當作新文學運動的代表在攻擊。可見他們痛恨之深！

　　對於封建勢力的各種謾駡攻擊，胡適是扺擋了一陣子的，並非一上馬就徹底妥協投降。他在《嘗試集·文學篇》寫道：“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久猶未决。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决。暫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不做空口的辯論，却拿出實績給論敵一棒。在《嘗試集四版自序》中他又説：“無論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徹底，胡先骕教授却説我‘卤莽滅裂趨於極端’，這句話實在未免過譽了。至於‘必死必朽’的一層，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其戰鬥精神顯而易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在“愁我的解放不徹底”，對於‘驅逐出京’的回答更是堅决：“我是不跑的，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眼裏，算不得危險。”這一切，都清楚不過地説明瞭胡適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態度是堅决的。説他“是反動和倒退的力量”是不實事求是的。

　　有人説，胡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形式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因爲他提出的文學改良，重點在形式，而逥避了文學内容改革這一要害問題。這也應當全面地分析。當時，反帝反封建的呼聲日益高漲，急切要求有能表現新生活新思想的新文學形式出現。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翻譯的不少資産階級名著之影響甚微，已證明舊有的文體連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都無法適應，何况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樣的情况下，文學形式的改革對文學革命，實際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胡適在這個時候首創文學改良，也是時代潮流的要求，或者説，文學形式的改革本身就是文學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對於這種關係，胡適也並非毫無認識，他在《嘗試集一版自序》中説：“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裏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這些話也實在是對極了。事實上，正是白話這有力武器的使用，而使新文化運動的形成了聲勢浩大、威力猛烈的滚滚洪流。説胡適提出文學改良主張，“其目的就是爲了反對文學革命”，毫無道理。籠統地説胡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形式主義和改良主義者，説他將文學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割裂開來，這樣的説法實際上也是將文學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割裂了開來。

　　并且，胡適也並非只是空談形式的改良。在他的《嘗試集》中，不少詩都明顯反映了思想革命的内容，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潮流。如《威權》《死者》《亂！》等。但是《嘗試集》歷來被當成胡適改良主義的證據，不是説它“抒寫的多是資産階級的個人自由、個性主義和没落頽廢的情調”（見山東大學等院校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説它“充滿着濃厚的屬於没落階級的意境和情調”（劉綬鬆先生語），還有“思想灰闇，詞義淺露，毫無詩意”等等（見山東大學等院校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些評價，都失之於偏頗，不見得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首先，不能對“資産階級的個人自由和個性主義”一口否定。這種個性主義和個人自由的思想基礎——人道主義，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的主要戰斗力量——革命的小資産階級以及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與封建勢力進行戰鬥的主要武器。在整個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特别是運動初期，這種人道主義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上，在整個新文化運動中，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宣揚個性解放的作品是普遍存在的，並擁有大量讀者，産生過很有進步意義的影響。我們用不着對它那麽深惡痛絶。如果把它作爲胡適的罪行，簡直是文不對題。比如人們愛舉的例子《人力車夫》《上山》等，前者“骨子裏充滿了毒素”（劉綬鬆先生語），後者鼓吹個人奮鬥。然而根據上述觀點。就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進步意義。在《人力車夫》裏，盡管最後還是“客人點頭上車”，但詩中表現出對勞動人民的同情，正是人道主義的體現。《上山》寫的是個人奮鬥，但全詩富有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可以説是胡適當時鬥争精神的寫照。的確，集中有不少帶有改良主義痕迹，“情調”不大健康的作品，但另一部分應該受到注意的作品似乎從未受到注意。如《威權》：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鎖鎖着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説：“你們誰敢倔强？
　　我要把你們怎麽樣就怎麽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工，
　　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説：“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八年六月十一夜

　　是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説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

　　這裏“腐朽”“没落”從何而談起？差不多是向統治階級宣戰了！再抄《死者》的一節：

　　我們後世的人，

　　盡可以革命而死！

　　盡可以力戰而死！

　　但我們希望將來，

　　永没有第二人請願而死。

　　這裏又有何“頽廢”、“灰闇”之意？斥責請願的改良主義行爲，高呼“革命”“力戰”，簡直是在鼓吹“暴力革命”。在《嘗試集》中，屬於這一類的詩並不少。如《禮！》向封建禮教開火；《雙十節的鬼歌》對北洋軍閥政府不滿；《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熱烈頌揚了辛亥革命中的烈士；《樂觀》，對黑闇勢力的圍攻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通過《嘗試集》，我們較真實地看到了胡適當時的戰鬥精神和風貌。它説明胡適不僅在提倡文學形式的改良，而且在實行文學内容的革命。至於説的“詞語淺露，毫無詩意”，更不能成爲批判胡適的理由。首先，《嘗試集》中並非全都“毫無詩意”；再，我們的新詩直到今日還在摸索階段，我們怎麽能苛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首次“嘗試”的胡適呢！

　　毛主席説：“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産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雖然，中國資産階級先天軟弱，但當時却正處於向上的時候，在反封建爲最初發端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時，他們必然地要走到統一戰綫中來。當然他們没有其他兩支主要戰斗力量的徹底堅决。但由於他們在反封建、反迷信、反傳統思想等方面目標一致，因而能够在運動前期團結一致，共同戰鬥，很齊心合力地幹了一陣子。這也就是爲什麽胡適能一馬當先地殺出來，充當向封建文學進攻的急先鋒的原因。説胡適在“一開始參加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就是爲了“達到個人野心和反動的政治目的”，因而“只能算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反動的和倒退的力量。”這，實在令人不敢苟同。我們不能因爲資産階級後來成爲了革命的對象，而不承認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統一戰綫中的地位，抹煞他們在歷史上的功績。

　　總而言之，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向封建舊道德進攻、提倡白話文的急先鋒。他提出的文學改良主張是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便是這種主張以及文學革命的最初成果。胡適和他所代表的資産階級是當時新文化運動中一支很有戰鬥作用的積極力量。至於胡適在鬥争中漸漸退下陣來，終於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這也是必然的，是由他的階級本質所决定了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在前期成爲革命的同路人。《嘗試集》中那些糟粕也不能掩蓋其反舊道德、反封建勢力的鋒芒。

　　也許，本文也是一種“嘗試”吧，願得到同志們的指正。

　　原載《珞珈山》第4期

　　張天明自述：

　　記得到學校報到的那一天，我們幾個長沙人下火車後直接去了長江大橋，面對滔滔江水，那叫一個意氣風發。同行的理科男叫我做詩，情急之下只好以崔顥的《黄鶴樓》交差。他們不懂，30多年來每逢聚會就説我是詩人，可以出口成章，我也就含含糊糊地默認。盡管，不讀詩真的已經好多年。

　　大學四年，一晃而過，但影響人生極爲深刻。兹不贅述。

　　畢業到現在，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出版。從文秘、編輯到現在的崗位，一干幹了30年。混得個年齡與心態俱老，混成個典型的“四不像”：已經不是文化人，可又算不得企業家，算是在文化和商業之間游走，兩間餘了這麽一個老卒。長沙俗語所謂“文不像個相公，武不像個長工”。爲之貢獻了大半生的出版，現在被稱爲“夕陽産業”。也策劃出版了很多書，也得了一些榮譽，也從産業角度做了一些事情。可是一句“夕陽”，這一切似乎就不值一提。

　　可是我不後悔，也來不及後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