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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三多”

  宋人陳師道《後山詩話》曾説:“永叔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永叔即歐陽修,他的詩文都有很高的成就,散文《秋聲賦》更被稱爲“咏秋之杰作”。“三多”可説是他長期寫作經驗的總結。而把“三多”視爲各科的學習方法,也未嘗不可。

  “看多”:首先要廣泛觀察生活和事物。一個人的知識的獲得,僅僅靠閲讀書本是不够的,生活中有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處處做有心人,凡是與學習有利的事物、現象都應廣泛認真地觀察分析,以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其次要多學習前人的成果,古人説:“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足見多讀之必要。古今中外的事實都説明:在學術上能有貢獻的人,總是在大量吸取了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數學家陳景潤,正是在“把國内數學家的數論著作讀懂讀通”的基礎上,經過十年積累,三年苦戰,才取得了舉世稱譽的成果。牛頓臨終之時説:“如果我所見到的比笛卡爾要遠一點,那是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緣故。”因此,一個立志爲人類有所貢獻的人,必須抓住時機,特别是年輕時代,象飢餓的嬰兒撲向母親的懷抱,用力吮吸前人留下的精神乳汁。當然,“多看”並非是毫無目的地瀏覽群書,而是有的精讀,有的泛讀。對於重要的、於自己今後課程與深造有直接關係的經典文獻,要精讀細研,做好讀書筆記,並定期復習;對於那些只需瞭解即可的書籍,則可泛讀。

  “做多”:即多實踐。在學習古人的成果時,既反對浮光掠影,又反對盲目接受。既有接受的必要,又有檢驗的義務,只有不斷摸索規律,總結經驗,方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並有所發明、創造。1640年,著名的法國數學家費馬宣稱自己找到了“能迅速而自動地推算出所有的質數(并且僅僅是質數)的公式”。但一個世紀後,德國數學家歐拉却指出:費馬公式的其中一個數不是質數,而是另兩個數的乘積。這樣,費馬這個推算質數的經驗公式被證明是錯的了。如果歐拉不是在吸取前人的成果的同時,自己再驗证一番的話,恐怕費馬公式至今還被視爲是“法寶”。

  “商量多”:“三個臭皮匠,扺上一個諸葛亮”,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一個人,哪怕他是“天才”,他的精力、見識,總是有限的,不可能對每個問題都瞭如指掌。因此,必須多方拜師,不耻下問。對於學習中遇到的問題,既坦率地表白自己的見解,求得同志們的幫助匡正,又要虚心聽取他人的意見,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據説白居易作詩,常吟給老嫗聽,她們不解之處,他就斟酌改之,此“香山(白居易)詩語平易,疑若信乎而成者”。

  當然,學習方法,絶非唯有“三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有慮”。然而,“三多”雖不盡括學習之優法,但也不失爲一種學習之良規吧。

  原載《珞珈山》第4期

  劉傳鐵自述:

  1957年3月生於湖北沔陽縣(今仙桃市)一户農家。世代務農。我輩兄弟5人,我行老三,没有姐妹。爲照顧兩個弟弟,也爲幫父母减輕家務,直到10歲我方上小學。

  初中畢業時,本應回家務農。因一偶然的機會,僥幸上瞭高中。高中畢業後,我毫無意外地回到家鄉務農。我當時的唯一的想法就是想着怎樣盡快學會犁地、播種等技術,怎樣盡量把農活做好,怎樣多挣工分。爲此,農活的十八般武藝我樣樣都學,還樁樁都干得不錯。我是隊裏最年輕的“勞動能手”。

  1977年恢復高考,我開始的想法就是考中專。只是在幾位老師一再勸導下,我才報考了大學。武漢大學中文系是我報考的第一志願。

  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廣播學院(今中國傳媒大學)工作,後又回母校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先後任校研究生院處長、主持工作的副院長,其間還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日合作研究一年、後又攻讀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9年被調到武漢市工作,先後在漢陽區、東湖風景區、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省市直屬部門任職。現任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地方黨政部門工作,得到了新的、難得的學習機會。

  上大學前,想讀書,但無書可讀。只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廢品收購站弄到一本哲學書和一本歷史書,對這兩本書我半懂不懂地讀了好幾遍,另外還讀了當時比較流行的三本長篇小説。倒是我那被人稱爲“一根扁擔倒在地上也不知是個一字”的父親,爲驅趕我們在昏闇的油燈下剥棉花的瞌睡所講的那些神仙鬼怪、窮苦孩子讀書種地、終於娶妻生子的故事,是我讀到的另外一種難得的書。

  在老家種地幾年,我利用農閒和休息時,自不量力地寫作,居然有編輯還在他們編輯的報刊和縣廣播站,發表或播發我這個與他們素不相識的人寫的文藝作品和新聞稿件。上大學後,雖有書可讀,也下苦功讀了不少本書,但讀得不深、更没讀好。

  多年來,除全力搞好工作外,爲了不過於成爲工作領域有關知識的外行,我還結合工作“爬了一些格子”:先後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武漢大學學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經濟學、教育和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文章,並有文章獲奬。與人合著過一本書(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主編過我國系統研究高新區發展的第一套叢書(人民出版社出版)、與人合作主編過一套有關發展技術産業的叢書(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武漢大學工作期間,與人合作組織編寫過一套經濟管理方面的的系列教材(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自從“轉崗”以後,得便“拼字凑句”,有古、近體、現代詩作被刊載,部分蒙“詩集”、“集粹”選録。並與友人合作,試筆歌詞寫作,有作品獲原創歌曲一等奬、省級“五個一工程”一等奬。

  育有一子,參加高考進了北京大學,同時獲工學和理學兩個學士,隨即赴美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攻讀智能製造、機器人專業博士學位,現正在美做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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