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蘇聯紅軍開進了波蘭的華沙。這個在德國法西斯統治下痛苦了將近七年的城市重獲新生。陸續回到這裏的人們看到，曾是名勝古迹的老城廣場，已是一片碎石。最早回到家裏的居民是一位老婦人，她做的第一件事是餵養戰争中幸存下來的鴿子。

　　戰争結束了，人們相信和平已經來臨。

　　半個月後，象徵和平的鴿子飛到了蘇聯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蘇聯的斯大林、美國的羅斯福和英國的丘吉爾，在這裏商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和戰後大國維持平衡的機制。一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就這樣在大國的安排下誕生了。這就是人們説的雅爾塔體制。

　　丘吉爾在一年後説的一句名言，揭示了這幅政治版圖的内在危機。他説，“一道鐵幕已在整個歐洲大陸降下。”

　　和平鴿無法穿越這道鐵幕。整個歐洲被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部分，隨後世界也被劃分爲東方和西方。在40多年的歲月裏，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人們都可以在這道鐵幕背後，清楚地看到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大國操縱世界格局的身影。

　　60年後，世界格局再一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爲紀念反法西斯戰争勝利60週年，俄羅斯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活動。和60年前三國首腦在雅爾塔秘密安排未來秩序不同，這一次，莫斯科請來了60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記者們的鏡頭，雖然習慣地在這些大國領導人的身上捕捉未來的信息，但真正唱主角的，却是乘坐一百多輛60年前蘇聯軍用卡車的2600名老兵。當滿臉滄桑的老兵進入人們視綫的時候，觀禮的人群顯得格外興奮，大國首腦們的表情，也紛紛起了變化。

　　此刻，歷史不再遥遠，也不再是記憶的負擔。作爲東道國的總統，普京在講話中説的一句“勝利屬於老兵”的話，也在不經意間把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課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忽視過去的人，在未來行程只是一個缺乏思想準備的匆匆過客。忽視過去的國家，面對世界變局將不會有成熟的選擇，甚至會承擔迷失方向的風險。

　　走過100年，回首500年，一路巡看交相興替的大國演變，要做的其實就是一件事——讓歷史告訴未來。

　　大國來自何處？

　　毫無疑問，世界近代史的大幕一拉開，就伴隨着血腥的演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成爲大國、强國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是或者曾經是人們深惡痛絶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國家侵佔别國的領土，掠奪别國的資源，剥削、壓迫和屠殺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無不留下醜惡的歷史耻辱。

　　這是我們今天思考大國來自何處不應該忘記的前提。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思考、總結大國何以産生，一切經驗教訓纔可能是科學的。

　　現在讓我們走近歷史的深處，傾聽大國交替留在世界舞台上的歷史回聲。事實上，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們感悟着大國的經驗教訓，更有無數的歷史學家不斷地追問：靠了什麽，讓這些國家你争我奪地跑在了前面？人們能揭開沉澱已久的大國之謎嗎？

　　500年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們，開始用海洋把各個大陸的國家連在了一起，於是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這個舞台。

　　有了世界，便有了在世界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國，有了全球性影響的國家。

　　在這之前，無邊無際的海洋和沙漠，把人類的活動圈在幾塊大陸上，雖也出現了羅馬、波斯、拜占庭這些自認爲是世界中心的“大國”和“强國”，其實，他們只是在一個個相對封閉的舞台上演繹着自己的興衰。正是探險家們開拓的航路，劃破海面幽藍的平静，載着貿易物資和火砲利器，在追求財富的雄心之風鼓盪下，啓動了大國的旅程。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書寫歐洲近代歷史開篇之作的，似乎都應該是半島國家意大利。因爲它孕育的文藝復興劃破了歐洲黑闇的精神天空，開啓了新時代的曙光。然而，由於國家四分五裂，其精神的創造猶如堅冰覆蓋下的水流，無法轉化和噴射爲一種現實力量。

　　創造曆史的機會與意大利擦肩而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在歐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順手接住了。説起來原因並不復雜，當海洋注定要成爲孕育大國的摇籃時，只能是擁有强大凝聚力的統一國家最先把它搶到手裏。歷史首先記住了葡萄牙的恩裏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貝爾女王。是他們讓航海大發現不再是那些商人爲貿易所進行的孤立探險，而成爲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戰略。

　　近代世界歷史的大幕，從海洋上拉開。但海洋上的優勢，是决定性的崛起原因嗎？世界上的島國和半島國家有不少，繼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爲什麽恰恰是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美國和日本成爲了世界性的大國呢？

　　美國耶魯大學保羅·肯尼迪教授的結論是：“單一的因素一定是錯誤的，一定是各種因素的綜合造成了大國的崛起。通常是綜合的，地理位置有幫助。”

　　英國前外交部長、副首相杰·弗裏豪的結論是：“國家强大必須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特别是民衆與領導者之間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教授、法國政治史專家皮埃爾·羅賽瓦倫的結論是：“一個强國僅僅物質力量强大還不够，它還應該具有吸引力。我想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法國，拿破侖帝國，當時既是物質上的强國，也是精神上的强國。”

　　不難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談論傳統大國崛起的時候，歐洲人像他們的先輩一樣，大都很看重思想文化的影響力。

　　一個國家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從來不是憑空出現和孤立存在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存在决定意識。這個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邏輯，即使在當代西方，也仍然是人們信奉不渝的真理。

　　大國出生之謎，又回到了綜合國力。

　　所謂綜合國力，仿佛一個人的身體，國民素質是他的細胞，文化、科技、教育是他的血液，經濟財富是他的心臟，疆域是他的身高，人口是他的體重，軍事裝備是他的體力，有效的政府和雄才大略的領導人則是他的大腦。這些復雜元素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在歷史關頭發揮特殊的作用。

　　在不同歷史時期，大國的崛起總是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的需要作出了正確的選擇。一個國家的政權結構及其領導人的戰略判斷，既可以成爲這個國家崛起的關鍵，也可能成爲這個國家喪失機遇或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辦公桌的地球儀上只有一粒米大小的低地小國荷蘭，最早出現了成熟的市民社會，是商人而不是軍人或貴族决定着這個國家的命運。當市民們竟然可以石破天驚地從貴族手中購買到城市的自治權的時候，當阿姆斯特丹市市長的女僕也是東印度公司手握股票的股東之一的時候，整個社會通過商業活動來搏取財富的衝動就可想而知了。正是那些16世紀的荷蘭商人，創造了資本主義的金融和商業體制，由此給這個國家帶來了爆炸式的財富增長，創造了一個只有150萬人口的國家稱雄世界的奇迹。

　　英國和美國的崛起，與這兩個國家比較早地出現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有關。英國率先建立了一套成熟的資産階級政治和經濟制度，及時地把商業資本轉化爲工業資本，率先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從而成就了大英帝國的歷史。美國是新移民國家，它没有歷史負擔，又能同步汲取歐洲當時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工業革命的成果，去探索和實驗適合於這塊新大陸的新的文明。美國社會制度的形成和設計，是很難簡單復製和模仿的。

　　從英國開始，走向大國的進程，事實上都伴隨着一條歷史的主綫，那就是工業化。在18世紀後期，英國是以創制蒸汽機爲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故鄉，順理成章地成爲了“世界工廠”。在19世紀後期，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先後出現以電氣化爲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理所當然地走在了時代的前列。特别是美國和德國，成爲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很快超越了英國和法國。

　　而俄羅斯和日本，則多少是因爲學習和追趕而成爲大國的。再進一步説，如果説荷蘭、英國和美國的現代化進程是由社會來推動的，那麽，後起的德國和日本，以及俄羅斯和20世紀的蘇聯，却是從上而下由强有力的政府來倡導和推動的。一本2008年出版的有俄羅斯官方背景的歷史教學參考書，便言之鑿鑿地申明，俄羅斯歷史上有三個發展高峰：彼得大帝一世時期、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斯大林時期。而這三個時期的代表人物都是能够凝聚國家的意志和力量的强勢領導人。

　　在20世紀世界舞台上，以科技革命爲標誌的工業化程度和意識形態的號召力，成爲大國競争的焦點。第二次世界剛剛結束，也就是日本正式投降後的第四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作出了這樣一個判斷：“没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當今世界上維持領袖地位，除非它充分開發了它的科學技術資源。”只過了半年的時間，也就是194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那天，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了。這台名叫“埃尼阿克”的計算機，重達30噸，占地160平方米，耗電174千瓦。它的功能實際上還不如今天的一些高級袖珍計算器，但它的誕生，却拉開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序幕。美國人率先佔領了戰後大國競争的制高點。這大概是它在20世紀下半葉一枝獨秀成爲信息革命帶頭羊的重要原因。

　　世界大舞台，就這樣時常變幻着它的格局。

　　歷史的胸懷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慷慨，它總是讓那些在第一時間適合它的規則，並擁有那個時期核心競争力的國家，來充當世界舞台的主角。

　　選擇鑄就命運。不同的選擇鑄就不同的命運。能够抓住機遇走上前台的國家，既有得天獨厚的客觀優勢，更有在歷史潮頭先人一步的主動選擇。

　　掃視當今的世界舞台，我們還不難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60年了，依然是戰前的大國，而不是别的國家，搆成了跑在前面的大國行列。

　　原因在哪裏？原因只有一個。早在19世紀末，俄國的財政大臣維特就意識到：“現代國家没有發達的本國工業，就不可能强盛。”此後的歷史也已證明，在絶大多數國家還没有完成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時候，二戰前率先進入和走過這段歷程的國家，十分自然地保持着他們的領先位置。

　　現代化是任何國家的發展都必須經歷的階段。未來大國的崛起，必須跨越這道門檻。

　　大國要干什麽？

　　大國崛起之後，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節目，就是按自己的利益和願望來安排國際秩序。

　　1494年，在没有人準確地知道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時候，葡萄牙和西班牙就像切西瓜一樣把地球一分兩半，一邊歸葡萄牙，一邊歸西班牙。由此開啓了大國侵佔和掠奪殖民地的歷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27個戰勝國的代表1000多人聚會巴黎。所謂“巴黎和會”，實際上成爲了美國“大砲”總統威爾遜、法國“老虎總理”克列孟梭和第一流的生意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三人會議，凡爾賽宫成爲了他們上演分贜鬧劇的舞台。三人經過激烈的争吵和無數次的討價還價，在戰敗國的領土和殖民地上，英國拿走了1000萬人口的地區，法國割去了750萬人口的地區，日本得到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屬地，三個人還做主把德國侵佔的中國山東半島送給了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地球表面已有五分之一的領土處在殖民者的統治之下。如果你留意一下非洲大陸的地圖，不難發現許多國家之間的邊界都劃得筆直筆直，那是殖民者們拿着“西瓜刀”跑馬占地切下的痕迹。

　　歷史上伴隨着大國的崛起，總是殖民地的擴張、劃分和掠奪。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説：“大國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除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永遠想增加自己的利益。”

　　這個世界有時像黑白照片那樣對比鮮明：大自然慷慨地賦予了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豐富的資源，但那裏的人民却過着貧困的生活；一艘艘滿載着棉花、羊毛、皮革的輪船從這些地區的港口不斷駛出，但是生産棉花的人們却衣不蔽體；從那裏不斷開採出豐富的鐵、銅、鉛、錫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礦産，但是那裏的農民却用木犁和原始鋤頭耕地。

　　爲了有充分理由剥削和掠奪殖民地，大國列强確實給非洲帶去了一些現代文明，但非洲人付出的代價却是罕見的，他們不僅毫無政治權利可言，甚至也喪失了由自己掌握現代文明的權力。扎伊爾1960年獨立時，竟然没有一個本國的醫生、律師和工程師。

　　大國崛起和稱霸的故事雖然豐富多彩，却從來缺少美好和順利的故事綫索。因爲他造成的麻煩總比解决的問題要多得多。他固然擁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榮耀，同時也面臨着如何維持的煩惱。這樣的日子其實並不好過。

　　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説：“第一强國的最大利益，不摇晃梯子，不把桌子掀翻，只要維持現狀，就好。”

　　擁有世界霸權的超級大國，雖然總是想方設法抑制新興大國的崛起，但總是避免不了有人來摇晃那把梯子。這就出現了大國交替過程中一種無法擺脱的困境：新興大國的力量增長使傳統大國感到恐懼，爲化解恐懼所采取的敵意反應，又必然使新興大國感到不安。一時間，新老大國都感到了不安全。

　　雙方便猶如在懸崖邊上舞蹈，看似風光無限，其實一失足成千古恨！何况還有人在一旁推波助瀾地慫恿和居心叵測地覬覦。

　　於是，戰争，大國之間的戰争，便總是成爲世界格局的劇變形態。

　　在20世紀，還没有新興的大國直接打敗霸權國的先例。如果一意逞雄當頭，去挑戰當時的超極大國，這等於是放棄了從容崛起的主動，把自己逼進一個狹窄的發展空間，最後的結果也不美好。

　　有時候，大國之間爲了避免直接交戰，還常常拿弱小國家的利益作爲討價還價的籌碼。1938年，英國爲了不讓自己卷入針對希特勒的行動，和德國簽定了有名的“幕尼黑協定”，允許德國侵佔捷克斯洛伐剋的領土。如此綏靖政策，反倒使希特勒得寸進尺。

　　企圖靠戰争來征服所有國家的大國，其結局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

　　16世紀的西班牙曾試圖這麽做，但是失敗了。19世紀初的法國拿破侖也試了，也失敗了。1814年，打敗拿破侖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騎着白馬進入巴黎，一時顯赫無比，被稱爲“歐洲的警察”。然而，40年後俄羅斯便因爲發動克裏木戰争被英法聯軍打敗，隨即失去了在歐洲大陸的霸權。

　　在20世紀先後發動世界大戰的德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這麽去做了，結果還是拿“一張舊船票”去重復“昨天的故事”。

　　讓人深思的教訓還不只這些。

　　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就像競技體育中的賽跑，誰都希望處於領先的地位，當一方超出時，另一方就會窮追猛趕，可怕的是軍備競賽是一場没有終點的較量，如果真有終點的話，那個終點會在一瞬間將所有的遊戲規則化爲烏有。

　　當日本的兩座城市上空陡然出現兩朵蘑菇雲的時候，把整個世界都嚇了一跳。有識之士開始在人類天空劃出一個巨大的問號，這個問號擺在所有人的面前。愛因斯坦的反思結論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是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薦製造原子彈。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奥本海默説：“我們這些核物理學家從未感到自己是那樣重要，而又那樣無能。”如果在大國之間發生了核戰争，歷史學家將看到人類歷史的句號，生物學家將看到物種的滅絶，戰略家將看到同歸於盡的結局。核大戰無勝負可分，誰第一個動手，誰就會是第二個死亡者。

　　没有永遠的霸權國家。大國的興衰交替，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法則。只不過，從大國崛起到持續强大，然後轉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觀看的歷史長劇。

　　20世紀見证了稱霸兩個世紀的大英帝國的衰落。當然，它雖然失去了往日的風光，在國際事務中也常常徘徊在歐美之間，但作爲大國的歷史並没有落幕，人們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絶非是可有可無的演出。

　　隨着冷戰的結束，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勢力落差，出現了集中的傾斜。美國總統喬治·布什1992年1月公開聲明宣稱：“美國已從西方的領袖變成世界的領袖。”美國開始以“唯一的超級大國”的身份行事。這是今天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大國所面臨的現實。

　　現在的問題是它成爲唯一的霸權以後，却更加容易犯錯誤。因爲任何國家都不希望整個世界都接受你的價值觀。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説：“不幸的是美國的領導通過很帶侵犯的方式展示它的實力。包括優先攻擊權。美國認爲他有權力進攻和征服别的國家。這不是美國應該承擔的角色。” 

　　面對這樣的超級大國，是不是别的國家的任何抱怨都是徒勞無益的呢？或者像有人説的那樣，猶如風中呼嘯而過的一聲口哨？以戰争擴張爲主題的驚心動魄的傳統大戲，還會重復演繹下去嗎？

　　大國走向哪裏？

　　如今的世界，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時代，一個以綜合國力競争爲杠杆，以經濟全球化爲背景的時代。

　　跨國公司編織的生産、經營和市場網絡，還有被稱爲信息高速公路的國際互聯網，已經把世界舞台的每個角落緊密地聯在了一起。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已經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地介入各個地區和國家的經濟事務。

　　世所共知的波音飛機由450萬個零部件組成，而這些零部件却由全球1600家公司生産供應。美國《洛杉磯時報》對在美國生産的一種汽車做了剖析，結果發現，這種汽車的設計在德國進行，發動機在澳大利亞製造，無綫電設備靠新加坡生産，車身用的板材從日本進口，美國自己提供變速器，韓國提供輪胎和電器設備，並最終完成組裝。

　　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給我們呈現的生動情狀。

　　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化還意味着，没有任何國家，無論它多麽强大，能够完全扺禦來自全球性的貧富差别、恐怖主義、氣候變暖、人口劇增、生態惡化、致命病毒、資源短缺、市場波動等等方方面面的威脅。這些威脅事實上已經把各個國家連接成了一個風險共同體，此刻别人所遭受到的損失，下一刻或許就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如果説，傳統大國更多地以軍事强大爲崛起的目標，那麽今天則是以經濟力量爲核心的綜合國力爲崛起的標誌。

　　如果説，此前的霸權國家想要的是帝國，那麽，今天的霸權國家所要的則是市場。

　　如果説，一百年前的霸權大國靠砲艦來轟開世界市場，進而建立他的殖民地的話，那麽，今天的霸權大國則從軍事擴張變爲商品輸出，進而從商品輸出變爲資本輸出，通過侵入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市場，就可以實現對一個國家的掠奪和控制。

　　世界的舞台規則就是這樣的奇妙。這樣的舞台，使各國的命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連鎖倒塌的磚塊，互爲因果。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成爲世界經濟海洋中的孤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强國還是弱國，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不得不面臨着和共處於這樣的新格局。

　　經濟全球化的規則，固然是西方大國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制定的，雖然一些發達國家刻意鼓吹“全球化”和“共同利益”，但其與生俱來的兩面性却是不可忽視的。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説：“越是在競争中處於優勢的選手，就越善於掩飾競争的本質。”

　　但這不能成爲發展中國家不去參與的理由。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對每個國家來説都是一把雙刃劍。競争中的優勢並不等於勝勢。發展中國家只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也能够利用這個平台來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並實現經濟的發展，進而逐步去改變一些不合理的規則。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時還閃耀着另外一個智慧的選擇——這就是區域一體化的合作與發展。

　　區域一體化和區域合作的趨勢，既有經濟利益的驅動，也有政治、安全和戰略因素的考量。爲了不讓自己的國家在協商對話、合作發展的趨勢面前喪失機遇和被邊緣化，各種力量都在尋求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安排。

　　戰後歐洲的合作與發展，更是一個讓人矚目的選項。

　　從中世紀以來，把整個歐洲，至少西歐統一起來，一直是歐洲許多政治家的夢想。早在500年前，就有人倡議組建一個統一的歐洲國家。此後，英國的查理五世和亨利四世、法國的拿破侖、德國的希特勒都做過這種努力，盡管他們的時代不一樣，但他們統一的目的和方法都是一樣的，這就是用利劍開路，通過軍事佔領來統治其他國家。其結果是毫無例外地失敗了。

　　對於歐洲來説，1992年之所以那麽重要，是因爲這年2月，歐共體12個國家的外長在荷蘭一個叫馬斯裏特赫特的小城，簽署了决定歐洲未來走向的《歐洲聯盟條約》。人們把它叫作《馬斯裏特赫特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歐共體將在一體化的進程上大大推進一步，形成歐洲聯盟，將統一各國的外交和安全，發行一種叫歐元的統一貨幣，歐洲聯盟各國的公民甚至都持有一種統一的絳紫色的護照。這種大一統的未來，自然讓人們浮想聯翩，沉浸在暖融融的曙光之中。

　　如今簽署的歐洲聯盟條約，才算是走上了自願聯合的道路。但是，這種聯合顯然不像孩子們的聚會那樣，每個人回家時都可以得到一份他們喜歡的禮物。它是以要求各國放棄一些主權爲前提的，這樣一來，從條約到現實的路就顯得很漫長了。

　　由法國和德國的國家發動機帶動起來的“歐盟”組織，由於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統一的貨幣，組建了共同的議會乃至軍事力量，一個超强的地區聯合體便横空出世了。

　　人們意識到，“歐盟式”的組合，似乎爲未來大國的發展提供了生動的歷史注脚。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變局，使現實大國的强權横行有了更多的束縛，永遠不會是一場愉快的郊遊；同時也爲新興大國的崛起增加了難度，是一場充滿風險的艱苦的長征。雙方都需要更多的政治耐心和外交智慧以及承擔經濟責任的勇氣。如果用傳統大國稱霸的思維方式來搆造今天的世界舞台，如果以不切實際的幻想魯莽從事，無疑是一種時代的錯位。

　　成爲大國和維持大國地位，已不可能再走老路——不可能再走那種依靠戰争打破原有國際體系，依靠集團對抗以争奪霸權的老路。

　　有人談到德國的時候，曾用這樣的精闢的語言來形容：德國是個奇妙的國家，它要麽是考問世界，要麽是拷打世界。當它用思想的機器來考問世界時，它是那麽偉大；當它用戰争的機器來拷打人類時，便有了這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二戰以後，德國人開始考問世界了。

　　1970年，新任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爲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在波蘭下跪謝罪。當人們從電視上看到這個鏡頭時，世界輿論評價説，跪下去的是勃蘭特的雙腿，站起來的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讓人感慨的還有宿怨深厚的德、法兩個大國的徹底醒悟。據統計，在二戰以前的1100多年的歷史上，他們一共打了200多場戰争，無論拿破侖的驃騎兵還是希特勒的坦克軍團，雖然都成功地打擊了對方，但却無助於自己的强盛。於是，兩國有遠見的領導人，終於伸出手來真誠地握在了一起。德國的阿登納對法國的戴高樂説：“歐洲没有一個國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爲他們贏得一個安全可靠的未來。”

　　人們在尋找走向未來的有效通道時，也來到了真理的門檻，開始作出新的選擇。

　　普京在2000年發表的國情咨文中宣稱：“俄羅斯惟一現實的選擇是做强國，做强大而自信的國家，做一個不反對國際社會，不反對别的强國，而是與其共存的强國。”

　　如今的國際關係格局，體現出一超多强的特點。單極與多極之間的國際秩序之争，將是世界舞台演出故事的一條政治主綫。具體説來，大國在涉及人類共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上將加强合作與協調，但在涉及敏感地緣政治的戰略要地、重要能源和貿易領域的競争將明顯加劇。與此同時，大國之間的互動、合作和依存關係增强，戰略競争和彼此制約的因素同步增多，這就是各方處理關係是趨於務實和克制。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在上昇，以區域集團爲依託的整體力量成長壯大，積極影響着國際規則的制定。各個大國對發展中國家加大借重和投入。

　　在可預期的未來一段時間，大國之間的全面戰争不會發生。但局部地區的戰事和衝突仍將不斷。與歷史上大國衝突不同的是，單純的軍事力量已不足以維持其霸權地位。在局部的戰事和衝突背後，總會看到大國的影子，却也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特别是其他大國的制約。同時，衝突雙方還總會面臨有没有贏家，是拼到底還是共存，是戰争控制國家還是國家控制戰争這樣一些課題的考問。

　　在考問面前，具有歷史眼光的國家將會作出理性的選擇。那就是用公平競争取代强權政治，盡量用協商談判解决危機和糾紛。

　　因爲和平與發展，這個當今世界舞台演出故事的基本主題，還没有發生根本變化。

　　500年前，因爲海洋，人類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强弱的國家都在這個舞台上充演了自己的角色。

　　500年後，因爲天空，人類將進一步改變這個舞台的結構。當實驗衛星、探測衛星、通訊衛星、氣象衛星把地球緊緊地包裹起來的時候，人們仰望天空，是那樣地遥遠清澄，偶爾飄過的雲彩，會遮住人們的視綫，雲彩的上面，將會是什麽呢？是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温床，還是未來大國競争的疆場？

　　我們不知道21世紀的變化將把大國帶向何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發展、共同繁榮，應該是人類共同努力的方向。

　　本文原是作者爲電視紀録片《大國崛起》第12集寫的解説詞。收入《陳晋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13年版）時按文章的方式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