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原定都南京。他打算在北方重建一座京城，就找來大臣劉伯温商量選地，劉伯温説：“就叫鐵臂將軍徐達辦這件事吧。”徐達奉詔而至，劉伯温告訴徐達：“憑着你的神力往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兒京城就建在哪兒。”徐達應聲走出殿外，揚面向北，張開了千斤銅弓，搭上雪翅金箭，“嗖”的一聲，一道白光破雲而去。劉伯温領人登船，順着大運河北追而來。

　　如今，在北京鐘鼓樓附近的後門橋下，立着一塊大石碑。碑上方方正正地鑿着三個大字：北京城。傳説這就是金箭入土的地方。

　　天蒼地茫，上下三千年，北京，迷人的北京，作過六朝都城，有着如此神話傳説的北京。

　　當着手寫這篇文章時，我懷着不可遏止的渴望，登上了景山——北京中軸綫上的最高點，想看一看這座可愛的城市。它離得很近，又好像很遠。俯瞰下去，故宫華美的屋頂鋪成一片金色的波浪；身旁，柳蔭簇擁着白塔，頻頻招手；美術館舒展雙臂，袒開熱情的胸懷；遠處，長城猶如一支纏綿的旋律，沿着漫山遍野的紅葉曲折回環；佛香閣對鏡描妝，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高翹的飛檐。北京，氣象非凡的背景，令人驕傲，使人自豪，是昂立在東方大地的一組最偉大的群雕，是釀就中國古老文化精華的靈魂。1985年，它接待了93萬外國友人；這年平均每一天，它迎迓了5萬外地遊客。他們興高采烈地來，是爲了瞻仰她的風采；他們戀戀不舍地走，是因爲它永久的魅力。

　　然而，北京就没有什麽值得遺憾的嗎？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少年來，人們不分晝夜地建設它，又隨心所欲地毁壞它，在它身上發揮着驚人的智慧，也施放着同樣程度的愚昧。抱怨！從上到下，從老到幼，從過去到今天，人人都滿懷着對它的熱愛和眷戀抱怨它。於是有人寫北京的公共汽車，惆悵不已；有人寫北京的水源，更是觸目驚心。此刻，當我同樣站在景山頂上，把目光投向擠滿大街小巷的老房舊屋時，心底涌起的也决不再是讚嘆。我曾小心翼翼地從它們當中穿過，也曾從市政府的新樓一頭扎進破敗的大雜院。比起那些金光燦燦的大屋頂，它們更令人親近，但也更令人陌生。在她們的身下，埋藏着多少鮮爲人知的遺憾、矛盾、争執甚至是危機？一路訪去，步履沉重，如碾道行路。北京，住在北京，北京的住房，怎麽會是這樣？

　　然而，當我面對亂麻似的一切時，竟感到茫然。它們從哪裏發源，到哪裏結束，扭結的中心又在哪裏？終於，按照專家的指點，我鑽進了資料館、檔案館、圖書館，從塵土蒙面的文件堆裏翻出了38年來的北京城市規劃方案，透過那些毫無表情的阿拉伯數字和圖表，我漸漸發覺，北京城建的種種矛盾實際是從這裏起源，因爲這些由巨手所圈定的規劃本身就標出了——

　　第一章　一條粗重的曲綫

　　40多年前，瑞典地理學家喜仁龍來到北京，他留下了這樣一段美妙的文字：

　　循着通向城頭的馬道拾階而上，就可以踏上一個趣味盎然、無與倫比的場所。在這裏你可以漫步幾個鐘頭，欣賞那目不暇接的奇妙景致：掩映在萬緑叢中，黄色屋頂閃閃發光的故宫和廟宇；覆蓋藍色和緑色琉璃瓦的華美住宅；帶有前廊的朱紅色房屋；半掩於百年古樹下的灰色矮小平房；横跨有綺麗牌樓的商業繁華的大街；以及一片片有牧童放羊的開闊場地。城内種種景象，無不盡收眼底，惟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築，才敢高聳於這古墻之上。這時，立於城頭上的哨兵吹響尖厲的軍號，向街上瑟縮的人們宣告，民國的又一天開始了。

　　這號聲後來成了結束一個時代的聲音。1949年1月中旬，數十萬解放大軍突然包圍了北京，爲了保護這座古老美麗的城市，攻城部隊事先精密地調查了全城的每一處古建築，規定哪些建築區域絶不許動用砲火。從望遠鏡裏遠眺北京的共産黨人清楚北京的價值，更清楚北京的歷史，他們絶不想像蒙古的騎兵和朱元璋的紅巾軍那樣，渴望用一把火把一切過去都燒成廢墟。

　　感謝他們的清醒，也感謝傅作義將軍的清醒，北京幸免了第三次被摧毁的厄運，而且順理成章地作了新中國的首都。

　　然而，歷史的發展幾近乎殘酷，它似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放火或許有放火的好處，燒掉了古代文明固然是愚昧，却可以給新時代的文明騰出一塊净土。

　　1949年5月，在剛剛成立的都市設計委員會的辦公桌上，鋪開了第一批關於北京城的設想方案。它們奇异多狀，有的把北京設計成一塊單調而又絢麗的魔方，有的像一輪光芒四射的太陽，有的像娃娃玩的小風車兒，有的則像一個頭尖底圓的大鴨蛋。

　　著名的建築學家樑思成是當時最大膽、也最保守的一位。他重彈30年代提出的“舊城惟上”的老調，堅决主張在京西五棵鬆一帶重建新城，它南起豐台，北至圓明園福海，形成一條新的南北中軸綫，與老北京的舊中軸綫比翼雙飛，長安街則像一根巨大的扁擔，把它們挑在大地的肩上：一頭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另一頭是古老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樑思成的設想被否定了，理由是没錢。其實這大概只是原因之一。

　　對於剛剛解放的北京人來説，能够豐衣足食、擺脱貧困是叫人渴望的目標。他們像群孩子一樣熱情地涌進天安門廣場，仰臉向居高臨下的領導者發出衷心的歡呼。這的確是令人陶醉的時刻，尤其是對那些從窮鄉僻壤出發，走過30年槍林彈雨，最後終於登上天安門的政治家而言，俯瞰着古老而新生的北京，他們的胸懷很像開國君主，又遠比開國君主雄闊。惟餘莽莽，頓失滔滔，是破除一個舊北京，建設一個新北京的時候了。毛澤東同志甚至興奮地説：希望站在天安門上放眼一望，對面都是濃煙滚滚的高大烟囱。而這正是當時人們所夢想的工業社會的最佳藍圖。

　　於是，都市設計委員會所提出的全部方案，起碼在兩點上保持了絶對一致。第一，認爲北京不僅要成爲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還應該成爲一個巨大的工業基地，工人階級在首都人口中要佔有優勢比重。第二，北京作爲“中央之國”之“中央”，規模絶不能小，城區人口應該從一百多萬增至四百萬。雖然國家計委再三提醒中央要對北京全力發展工業和人口問題慎重考慮，修改後的計劃却有增無退。人口數字被改寫成五百萬，重工業産值指標迅速上漲，不僅超過了天津，甚至超過了上海，終於成爲僅次於沈陽的第二重工業中心。

　　歷史有如人生，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而這正是解放後北京建設最關鍵的一步。它究竟是青年布爾什維克宏偉的理想，還是一杯腐蝕古城的强酸？是那些“萬里長征人終還”的巨人們寶貴的熱情，還是可笑的幼稚？“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現在作出結論或許爲時尚早，但結論並非没有，那就是北京的命運並不像詩人贊美的那樣，是閃耀在人們手心裏的一塊寶石，雕鑿它的是政治，欣賞它的也是政治，只有政治，才是北京真正的上帝！

　　工業的確給北京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帶了同樣的灾難。

　　僅1958年一年，在北京城區内，就建立了700家街道工廠和兩千多座大轉爐，烟塵蔽日，機聲隆隆。從此，新建的住宅區内明確規定了增加街道工廠用地，而同時，住宅裏的厨房却一律被取消，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到公共食堂裏去用餐。

　　1958年至1960年這三年間，北京新建工廠廠房近300萬平方米。然而這三年間，居民住宅每年坍塌都在千間以上，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解放時的4.75平方米下降到3.24平方米，减掉的這1.5平方米，恰好是一個老百姓睡覺所需要的面積。

　　人口也以大躍進的速度暴漲。1953年預計的數字提前20年實現，北京的住房愈發變得擁擠不堪。當時負責北京城建的是所謂“三結合”領導小組，他們急中生智，在“學習大慶人，建設乾打壘”的大紅横幅下，十幾萬平方米簡易樓房平地而起。它們確實簡到了頭，没有上下水道，没有暖氣煤氣，有的連厠所都没有，至於窗户，只不過是在磚墻上掏出來的一個洞而已。近萬户居民就龜縮在這樣的房子裏，在煤煙燻黑的樓道裏做飯，沿着陡窄的樓梯到樓下去倒水打水上厠所。

　　實際上，這條粗重的曲綫所蔓延的範圍遠不止此，北京這部形象的中國文明史教科書突然被貼上了“象徵封建皇家統治”的大白標籤，一次次没有計劃、却有明確目的的篡改，在許多古代文化建築周圍悄悄地進行。

　　西南城古老的天寧寺塔旁，昂然竪起了180米高的大烟囱。

　　宣武區報國寺的大殿裏支起了車床，噴開了氣焊。

　　白塔寺的山門不見了，代之以一幢灰蒙蒙、木呆呆的方框大樓。

　　北海西岸，一棟神秘的大厦像位傲慢的不速之客，使湖面頓失浩闊之感，也使西岸的五龍亭矮成了一束盆景。對面的中南海里更是大興土木，叫人一言難盡。

　　白燦燦的北京飯店新樓虎視眈眈地側立於故宫的紅墻之外，幾百個黑糊糊的窗眼盯着在故宫裏漫步的遊客。

　　最大的損失，莫過於那古老的城墻和城樓了。

　　北京的城墻，歷史悠久，多次變遷，最終定於明代。它全長約35公里，“下石上磚，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頂闊五丈，設門十六，門樓如之”（《順天府志》）。喜仁龍這樣稱贊它：

　　縱觀北京城内規模巨大的建築，無一比得上城墻那樣雄偉壯觀。初看起來，它們也許不像宫殿、寺廟和店鋪牌樓那樣賞心悦目，當你漸漸熟悉這座大城後，就會覺得這些城墻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迹——幅員遼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

　　的確，無論哪一個老北京人都難以忘記城墻的魅力。遠看，它宛如一條連綿不絶的長城，其中點綴着一座座挺拔的城樓，像是一首交響樂突起的一個個高潮。日暖之時，城頭上長着一簇簇樹叢灌木，增添了幾分生機。秋高氣爽的十月早晨，可謂是景色最美的時候，特别是向西望去，在明净澄澈的天空下，遠處深藍色的西山和似隱似現的紅葉，把城墻襯托得格外美麗。誰也没有想到，解放後，城墻的去留却成了一場政治争論的焦點，一些認爲必須要“徹底革命”的人認爲，城墻的存在就是封建的延續，必須要拆，而且要拆得一寸不留！

　　當然，“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澤東語）依舊是樑思成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議：利用城上馳道廣修花壇藤架，使之成爲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上花園”。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學術鬥不過政治，樑思成的“城上花園”同他的“新舊北京”一樣受到了冷落。盡管年過花甲的他爲此聲泪俱下，但仍然無濟於事。周恩來總理握住他的手意味深長地説：“你的想法還是好的，不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呀。”

　　争論在持續，城墻却一點兒一點兒地在變短。終於，在1969年“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發表以後，北京古城墻的末日來臨了。成千上萬的戴着紅袖章的人，扛着鎬頭鐵鍬登上已經被拆得支離破碎的城墻，把一塊塊城磚撬下來，背回去修防空洞。盡管時而有人被砸死或者摔傷，人們依舊干得熱火朝天。

　　一個霧蒙矇的黎明，一位搞了一輩子建築設計的老先生悄悄地來到城根下，艱難地攀上北京的最後一段城墻，一尺尺、一寸寸地撫摸着城堞上的每一塊青磚老泪縱横，痛不禁聲。最後，他咬咬牙，哆哆嗦嗦地扒下來一塊印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窑户孫紫東造”的城磚，沿着曲折的小胡衕把它背回家去。他知道，北京的明天再也不會有城墻了，他要用這塊磚去告訴他的子孫後代，告訴他們什麽是北京的城墻，告訴他們發生在城墻上下的許許多多的故事。

　　歷史無論多麽强大，其實只能是歷史，並不能説明今天。那麽，尊重歷史的文化遺迹，不是更能顯得今天的豁達和文明嗎？相反，政治上的斤斤計較，耿耿於懷，也並不就説明與歷史的徹底决裂。事實上，這近似於痴人説夢，綿延三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根，無論是喊口號，還是揮鐵鎬，都絶不可能被斬斷挖盡。象徵着中國人封建自守的城墻拆掉了，但一座又一座壁壘森嚴的院墻不是越蓋越高嗎？有誰知道，現在的北京城裏到底割據着多少個“小北京”？甚至可以不夸張地改用黑格爾的一句名言——他説，在德國，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世界。那麽在中國，每個人都是一座堅固的城堡！

　　真正的古建築遭到冷淡、破壞、甚至毁滅，而一座座拙劣的仿古建築却旁若無人地拔地而起。北京圖書館新館是一個明证，它與首都體育館隔路相望。當我搆思這篇文章時，它還只是一堆灰白的鋼筋水泥搆架，因而懸在上面的十幾塊紅字木牌便顯得格外醒目：“戰風雪，鬥嚴寒，力争‘七一’把禮獻”。這種像順口溜而又遠比順口溜嚇人的口號在過去那些年代一般都意味着表决心時的吹牛，而這次好像不是。當這篇文章收完最後一筆，它的面孔也已歷歷在目。總投資二億三千萬元，每平方米造價高達1642.9元，相當於一般居民樓價格的五至十倍。

　　它能够象徵現代的知識寶庫嗎？否！現代的應該是開放的、流暢的、新鮮的。

　　它具有中國古建築那種虎踞龍盤的雄闊感嗎？否！它缺少凝聚的核心，缺少左右的呼應，缺少開闊的視野。用不了多久，當離它不到50米，高達15層的奥林匹克飯店傲立於眼前，它將更會顯得不倫不類。

　　它省錢嗎？否！僅僅爲那幾塊緑斗笠式的大屋頂，所多付的代價既不是一萬兩萬，也不是十萬八萬。

　　它合用嗎？否！它依舊没有擺脱傳統的藏書館模式，就連計算機房這類設施也是後來才補加進去的。

　　幾乎所有的建築師，不分年齡，不分派别，都對它表示异議。他們當中很多人不明白，爲什麽這樣一座復古主義的活樣板，竟會出現在80年代的北京！自然，他們之中很多人也明白，這依舊是政治决定一切的結果。原因很簡單，1974年，當它的圖紙剛剛問世時，一位德高望重的國家領導人在上面簽了字，十幾年過去了，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那位領導人也早已故去，但是，他的簽字没變，於是，圖紙不能變，一切都不能變。

　　這條粗重的曲綫具有多麽大的慣性，能從十年前一直滑到今天。很難想象，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哪個國家能有如此良好的服從觀念，這不也是中國人祖祖輩輩所信奉的一種秉性、一種政治、一種文化嗎？

　　有位領導人在談到建築時曾開玩笑地説：“建築好比炒菜，我不會炒，我還不會嘗嗎！”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對於中國人來説，如果這位領導人喜歡吃辣，那所有的人都得陪着他一起吃辣；如果他明天又改吃酸了，所有的人也得陪他一起喫醋。這難道不是北京建築的悲劇嗎？這難道僅僅是北京建築的悲劇嗎？

　　再引首向東，凝視一下聳立在天安門廣場正中的毛主席紀念堂吧！它與北圖新館恰好相反。前者是土中含洋，而它是洋裏藏土。十年前，當它剛剛開始破土動工時，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捐獻過自己最具特色的物産，北京有上百萬市民曾自願到工地去參加義務勞動。翻翻當時的報紙，有多少整版對它的報導，贊美它如何壯麗輝煌，如何莊嚴肅穆，是無愧於我們時代的一座偉大建築。然而，當1977年夏天的某一個清晨，它四周的木板隔墻突然撤去時，圍觀的人們却都迷惑地眯起雙眼：没人敢説它不好，可是又不知該説點兒什麽，流過心底的是一陣長長的惆悵。

　　當時參加紀念堂設計組的吴觀張和馬國興苦笑着回答，這完全是那個年代必然中偶然的産物。

　　本來，按照吴觀張的設想，應該像北大校園内的斯諾墓一樣，在一個風景秀麗之地爲毛主席立一塊潔白的石碑，檏素而又肅穆。然而，他的建議立刻就遭到了否定，毛主席是不能被埋在地下的，雖然他已經去世，也必須像活人一樣，要住在房子裏，而且還得住在人民中間，讓老百姓常常見到他。

　　於是便决定建陵，這是最高的規格。可是陵該建在哪兒呢？十三陵不行，那裏是皇帝的墓穴，况且離北京又太遠。香山也不行，在那兒建陵將與中山陵過分相似。玉泉山也不行，那裏中央首長的住房太多，地下還盡是洞。景山也不行，雖説它地理位置適中，却是崇禎皇帝上吊的地方……

　　建陵不成，於是又决定建堂。可堂又建在哪兒合適呢？有人建議建在午門前的空地内，這顯然不行。有人甚至建議就建在天安門上……議來議去，最後决定堂址選在北京兩條中軸綫的交叉點上，這裏雖然不能造陵，有點兒委屈他老人家，但却符合兩大政治條件，一是可以蓋座房讓老人家住，二是居於市中心，確實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當然，這中間也許還有一個潜在的心理因素，那就是它相距故宫太和殿皇帝的寶座不過數百米，而且同在一條皇城中軸綫上，南北相對。當然，也許最終批準它的人没這樣想過，可許多老百姓想到了，而且他們滿意。

　　中國人反了一個世紀的封建，前僕後繼，流血犧牲，可以説人人提起“封建”二字都咬牙切齒，但到了講擺場的時候，也只有封建所具有的規模與威嚴才能使大家默然。

　　堂址既定，那形狀呢？中國的建築師們充分運用了那個時代的想像力，有的設計成金字塔，有的設計成芒果，有的設計成文冠果或者萬年青……在一連串的否定之後，設計組的成員已經被搞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他們惡作劇似地設計出了一個巨大的圓頂形建築，頂上覆蓋着火紅的玻璃鋼，白天放光，夜裏也放光，簡直就像半輪從地裏鑽出來的紅太陽。可最終連它也被否定了，因爲國内的建築材料還不過關。

　　也就在同時，他們無可奈何地接受了一個事實，按照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紀念堂的地基已經夜以繼日地打好了，它是標準的正方形。那麽答案也就别無選擇，必須是正方形，他們只好趕制出兩個同類模型送政治局審批。其中，多數人認爲相對好一些的一個，被列爲第一號。

　　第一號模型擺在桌子上，政治局委員紛紛表示贊同。等到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進來時，桌上擺的已經是第二號模型了。

　　“這個好啊！”領導用他軟軟的山西口音稱贊道。有人告訴他另外還有一個模型，他問：“哪一個高啊？”論高，自然是第二號模型高，它高達33.6米。

　　“那就用這個吧！”領導肯定，其他人自然也紛紛表示首肯。

　　於是，就有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座占地5.74公頃的龐然大物。它是當代世界最巨大的陵墓，而且毫無愧色地屹立在城市中心，它會永遠這樣屹立下去，即便是八級地震也難以摧垮。可就在它身後的前門大栅欄一帶，每公頃土地平均要塞進七百多個居民，每人的住房面積剛剛達到三平方米。多少年後，當這一代北京人紛紛故去，新一代北京人站在它面前時，他們會對它説些什麽呢？而它又會説什麽呢？

　　如此説來，這條粗重的曲綫並不僅僅是憑藉慣力而行，它依靠着民族傳統所提供的動力左曲右折，忽而讓我們盲目拘泥於歷史，然而又讓我們無視其存在。其結果是我們不僅失去了歷史，也失去了一座寶貴的古城。

　　1979年的盛夏，一個剛剛步入藝術殿堂的湖北青年詩人，興冲冲地要他的北京同窗講述古都名勝古迹，想先神遊一番爲快。在他的想象中，北海大橋的兩側，那應該是雕花的漢白玉欄杆啊。讓他大出意料的是，北京同窗向他描繪説，那兒却是兩排一人半高的尖矛鐵刺！他難以接受，長嘆一聲。三個月後，一首名爲《橋》的詩歌發表在一本大學生文藝刊物上：就是那座長滿鐵刺的橋，隔開了中南海與北海……

　　1986年，我在北京四處游盪。不過，不是爲了一睹古城風姿，而是沿着這條粗重的曲綫逆行，去憑弔難言的歷史，最後我來到了西南郊的蓮花池畔。

　　這裏是800年前金朝的中都故址。金主完顔亮揮鞭至此，一眼看中了這塊地方。他調集120萬兵士民工，嚴逼硬罰，僅用一年就建起了一座周長18.5公里的新城。這真是價值連城的一眼！

　　100年後，蒙古人一把火燒掉了中都，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不得已住進了郊外的離宫，誰知他也是一眼看上它，而且命令以此爲中心建設新城。於是十幾年以後，一座以北海瓊華島爲核心的元大都建成了。這又是價值連城的一眼！

　　八百年來，北京城五次改變位置或輪廓，每次都是出於統治者的靈機一動，也只有他們的靈機一動，才具有如此神力。其實這神力並非始於他們，在中國古代神話中，大地是有中心的，中心是一座貫通天、地、人的大山，山頂則有座高塔，它擁高自威，俯瞰四方。仔細想想“京”字的形狀，它像不像是那座塔呢？否則，皇帝們干嘛都喜歡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京”呢？在甲骨文中，京字的含意就是“高”，它正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縮寫，喜歡居高臨下，把一切都打上自己的印章。文以載道，學以載道，農以載道，一切的一切都必須載道，城市和建築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它却没有想過，當它完成惟我獨尊的這一切以後，既失去了它自身的價值，也失去了它自身的目的。至於載它者，更不必説，早已成了一具空空的軀殻。

　　革命，千百年來的千百次革命，它不是請客喫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它是暴動，是一個朝代推翻另一個朝代的暴烈行動。明皇在元代皇宫的舊址上堆起景山，並取名“鎮山”，指望靠它讓元朝永世不得翻身，清朝又在山頂壓上了五個亭子，也同樣是想借此鎮住明朝的風水。從民國到今天，隨心所欲的大拆大改更是如火如荼，整舊如新的琉璃廠恢復了，似乎如此就足以表示對過去的尊重。圓明園裏也大興土木，好像重建起一片湖光塔影，就能掩蓋中國近代史屈辱的面容。今天，正是這樣的今天，依舊是躺在歷史的窠臼裏恭維或者反對歷史，打着傳統文化的旗幟把自己抓得遍體鱗傷，但是，流出來的仍然是中國人蒼老的血。

　　北京，也許如同我們這個民族一樣，已經老了。爲了新生，她需要涅槃，也必須涅槃！

　　寫在後面

　　《京華建築沉思録》全長4萬餘字，分三章。1986年在《三月風》雜誌10月號發表後，轟動一時，讓我名利雙收。説名：該文被各大報刊轉載了36次——這僅是我所知，因爲我收到了36次轉載稿費。中國當代建築文化研究會和《三月風》雜誌社還專門爲此文召開了一次近百位專家學者出席的研討會。論利：稿費加轉載費，再加榮獲《三月風》紀實文學金奬、鄧樸方親手發給我的5000元奬金，使得此文在那個年頭，爲我挣到一字一元的報酬，差不多等於我當年五年的工資。1992年我揣着10萬稿費去註册艾迪爾諮詢公司時——實際我想辦廣告公司，但廣告公司的註册費下限是100萬——這一篇作品的貢獻將近一半。

　　有人問我此文緣起。那是因當年出國潮興，各路豪杰到我任教的北京外語學院惡補英語，因此認識了兩位北京建築設計院的建築師。當他們知道我業餘寫作後，便建議我寫寫北京的建築，還順嘴給我講了毛主席紀念堂和大樓頂都必須加小帽子的故事，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

　　正趕上1985年文化反思熱，我開始調查訪問。所謂“調查訪問”，就是先理出綫索，譬如爲核實樑思成的故事，我還東托西找地去見了樑思成遺孀林洙，向她逐一確認我所搜集的信息。

　　那年月一無網絡、二我也不是記者，全靠閲讀和朋友推薦，再加一紙《青年文學》雜誌的介紹信和北外工作证。三個月下來走訪了70多人，其共同點是都與建築有關，有專家學者，有剛被房塌砸死的遇難者家屬，有家裏住不下天天睡廠裏的殘疾人，竟然還有一位白天給國家領導人掌勺，晚上和孩子睡上下鋪的特級厨師……

　　文章寫好，恰逢1986年多事之秋，首先是最先答應采用的《青年文學》變卦，説作品雖佳但涉及好些“敏感”的話題，不好用，讓我去其他刊物一試。連走幾家，如《中國作家》，《當代》，討來的説法也都如出一轍，我不禁有點心灰意冷。此時還是一位朋友指點我説：夸作品好但不敢登？説明其背景不硬！你得找背景硬的地兒！“誰背景硬？”“鄧樸方呀！”

　　醍醐灌頂。我立馬找到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旗下、鄧樸方當社長的《三月風》雜誌社。編輯部主任看完後，當即告我此文只能發一半，否則也會“惹麻煩”。我琢磨一半也比不發强，於是答應由其删减，後來發出來的約三分之二。

　　没想到，1987年文壇風向又一變！此文又成了香餑餑，《中國青年報》竟然連載了整整一個月，幾家出版社争着收入文集——用的還都是未加删節之原文，也都不嫌長、也不怕“敏感”“惹麻煩”了！首發的《三月風》雜誌也高興，把我列爲“核心作者”，讓我再報選題。我説我對企業家感興趣，想寫一本《老闆們》，編輯部主任拍手叫好！“你寫我們連載，最後由華夏出版社出書。”——華夏出版社也隸屬於殘疾人基金會。

　　於是，我從1987年開始南至雷州半島北到滿洲裏的尋訪老闆之旅。一直走到1989年我被停教職，而最終因爲太多老闆的“第一桶金”見不得光而未能成書，反而自己成了公司老闆。

　　三十來年過去，互聯網興起，自媒體興起，眼下誰要發表什麽作品，不用求爺爺告奶奶了！隨着信息傳播手段更新换代，這篇文章也不斷還魂重生。好笑的是，過程中也“與時俱進”，2017年北京熱議“行政副中心”，我在微信若干朋友圈兒都看到了此文圖文並茂“嶄新登場”，竟然出現了“霧霾”一詞，令我哭笑不得——三十多年前我的原文中哪會有這樣的先見之明？

　　此文不斷被翻出來傳播這事兒説明，當年我關注的問題，依然爲當今人們關注，因爲它不僅没有化解，而且更爲嚴峻了！一部詳述社會文化難題的作品竟有這樣的生命力，作爲作者，我不知該慶幸，還是該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