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時候，每當晚飯後，最常聽到父親説的一句話就是，“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誰也不知道活到九十九是個什麽樣子，但全家都很興奮一起出去散步。因爲這是我們全家最高興的時光。父親母親牽着我們的手出門，一路向西漫步。

　　我們家住在北京站正北大約800米的東總布胡衕，出來向西走通常有三條路：一是西總布胡衕，這條路感覺稍寬些，但常有24路公共汽車飛馳而過；二是新開路，南邊的一條小街，比較昏闇狹窄；三是外交部街，在北邊的一條胡衕，那是我們最愛走的一條街，安静、寬敞，晚上幾乎没有車過。天好的時候，無論春夏秋冬，晚飯後我們都會去散步，一直走到老外交部的大門口，等我分别爬上那兩尊大石獅子玩兒够了才轉回來。那時在我的眼裏父親身材挺拔，天凉的時候穿一件長呢子大衣，戴一頂鴨舌呢帽，帽沿向下壓低，臉上總帶着微笑，一副很瀟灑的樣子。

　　那時的路燈都是昏黄的，也許是40瓦的白熾燈泡吧，上有鐵制烤瓷的燈罩，安裝在實木電綫杆上，電綫杆都是用一棵棵完整的圓木做成的。用桐油漆成幾乎是黑色，肯定有快100年了。每走過一根電綫杆，我都會用一只稚嫩的小手去摸那久經風霜的粗大的木樁，我喜歡那種在手心上擦出的粗糙和癢的感覺。

　　路燈一盞盞隨着我們的脚步向前迎來，緩緩飄過頭頂，再徐徐向後退去，留在地上的是我和父親的影子，一高一低，一大一小，越拉越長，越飄越淡，逐漸地溶化在下一盞路燈柔軟的光芒裏。我一邊拉着父親那只並不强壯却温暖柔和的手，一邊興致無窮地去踩我們的影子，想把它們捉住。但是不管我怎麽去踩去蹦，那些影子還是隨着我們的一串串五彩顔色的大笑從脚下溜走，化作街道兩旁青磚墻上的陣陣回聲。

　　將近50年過去了，父親早已遠去，昏黄但是温暖的街燈也改成了很亮然而清冷的節能燈，曾經寂静空靈的街道相比之下却早已變得狹窄而嘈雜。但我還記得當年的那些路燈和我們的影子，還能感覺到父親手上的温度。其實，就像我當年試圖踩住那些影子一樣，我多麽想留住和父親在一起的點點滴滴的寶貴時光啊！也像那些隨着時間的脚步而漸漸飄過我頭頂的路燈一樣，它們始終不停歇地在我的心裏緩緩轉動。我記得它們，不管我漂流到世界的哪一個角落，走在哪一條不知名字的小街上，還是一樣的寂静，却是不一樣的燈光；還是相同的影子，却是不同的行人。我一直記得它們，我感覺它們是父親給我留下的指點和關愛，感覺到父親的心緒在這些交替重叠的燈影裏邊延伸，復製，再一片片地叠加，存進我的心裏。

　　父親是一位詩人。他的外表儒雅而内心强悍，熱情、積極、樂觀的天性一直伴隨他的一生，也伴隨他度過那些内心極端痛苦和磨礪的歲月。他挺過來，成就了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從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像一場地震那樣在瞬間爆發了，幾乎所有的人，幾乎每一個家庭都被卷進這場慘痛的灾難之中，父親被關押進王府井大街的文聯大樓，接受“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和他關在同一個房間的是《大風歌》的作者，劇作家陳白塵先生。大約在一年之後，當時的政局有了些許鬆動，我們被獲准探望。家裏選派10歲的我做代表前往。我興奮之極，連跑帶跳地去見老爸。雖然心裏也有些不安，不知他一年來是個什麽樣子？活得好不好？但是急切要見到父親的興奮早就壓倒了所有的一切擔心。

　　當我被人帶進他和陳伯伯住的那個房間，見到的好像就是兩個老朋友在一起叙舊。父親和陳伯伯見到我當然都是一樣地興高采烈，又摸我的頭又拉我的衣服，好像是剛剛見到走丢一個多月的愛猫！穿着一件黑棉襖的父親眉飛色舞地跟我説起他的生活：每天學習毛主席語録，他還得意地説：是英文的！隔幾天都要去參加“批斗大會”，一個月可以獲准外出去八面槽（其實只有300米距離）的清華苑澡堂洗一次澡……看起來他的生活真是有苦也有樂呀！

　　那是一個嚴冬，房間裏却收拾得乾净整潔，而且還很暖和，一扇明亮的大窗户對着屋子中間的煤爐，我一眼看到捅爐子用的“捅條”，竟然是一把長長的日本武士鋼刀！雖然已經被燒黑，還可以看見刀身刀柄上精細的手工。不知是紅衛兵抄家時從誰家抄來的寶貝。我生性淘氣，拿起來不想放手，連連跟老爸和陳伯伯説，這麽好的東西被你們拿來捅爐子真是可惜！

　　正想耍一下，不料門突然被推開，兩個軍代表走進來查看。當他們看見桌子上的小紅書，拿起來看了一眼，問這是什麽？老爸回答：毛主席語録。什麽毛主席語録？！英文毛主席語録。張光年！你不老實改造，主席語録没學好還學什麽英文的？！趕快收起來！是！老爸一邊説一邊把那小紅書收進抽屉，又迅速拿出一本中文的放在桌上（他早就準備好了）。軍代表走了。我們三人都在偷笑。十歲的我雖然聽到有人訓斥父親，也並没有什麽驚悚，已經見慣了吧，第一次紅衛兵抄家時我很害怕，那些印象一生也不可能忘掉。後來實在是見得多了，這些軍代表其實對人挺好的，只是表面的訓斥還要擺出來裝樣子罷了。

　　人家剛走，老爸和陳伯伯一起又接着樂呵呵地向我描述有一回他們倆洗過澡還偷着上全聚德吃了一頓北京烤鴨！看看，他們倆過得還挺滋潤的！我把這些好玩兒的事帶回家。家裏奶奶、媽媽、哥、姐，都在焦急萬分地等着我匯報呢！我也一樣眉飛色舞地向他們講了這些故事，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老爸不僅活着，而且活得還不差！

　　要知道，那時我們家裏是多麽艱難！父親被紅衛兵帶走以後，家裏就靠母親和奶奶一起撑着，他們都是無比堅强的女人。我爺爺因爲抄家時被驚嚇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我在北京的二姑姑、姑父都被批鬥，成了反動分子“走資派”；我小姑姑是全國優秀教師，在新疆烏魯木齊一中被紅衛兵批鬥，不堪羞辱與迫害，跳樓自殺了。爲了不讓奶奶傷心，母親把這件事整整瞞了11年，直到奶奶去世。

　　我們兄弟姐妹三個都没有學校可以上課，學校停課以後，我變成了整天在街上游逛，在王府井看大字報、在東單蹦台階，在家裏泥土地上彈玻璃球的流浪兒。

　　父親面對的是所有的灾難，没有解决的辦法，没有人身自由。更嚴重的是，我後來懂事了纔可以理解：他一生的信仰，他一生爲之奮鬥，甘願獻出生命的事業，被顛覆和擊碎了，過去他堅信是對的現在全部錯了，過去認爲是白的現在全都黑了！這是最大的挑戰，這是内心的最痛苦的磨礪。也許，就像在你裂開的傷口上撒鹽，再揉進一把沙子那樣，實際上一定比肉體的痛苦更加强烈和深刻，更具摧毁的力量，多少萬人在這場浩劫中被從精神和肉體上一起消滅了。而父親還能跟他的小兒子説笑話逗他高興！

　　怎麽辦？！相信他那時——1967年——根本不知道怎麽辦。

　　只有一條路，活下來，能洗澡就先洗，能吃烤鴨就先吃！堅持下來，其他的才會有辦法！

　　很多年過去了，我越來越深地體會到父親的那種超人的勇氣和堅毅。他把這種内心深處的生存意志埋藏起來，却以一種幽默自嘲、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所有的絶望和挑戰。從這裏，我才看到他儒雅外表下的那顆强悍的心。

　　在很多年以後，父親曾經跟我講起這麽一段故事：在文聯大樓那段被關押的日子裏，有一天，他請假出來洗澡理髮（當時除了不準回家，這點自由還是有的），這時迎面走來一個人，“光年同志！”那人叫出的“同志”稱呼是父親許久没有聽到過的。喫驚之餘，那人已經用雙手握住了父親的手，很緊，很短促的握手，然後鬆開，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父親一時呆在原地，在燈市東口的街頭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一下像潮水那樣退遠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被當作敵人和异己，被關押了一整年不能回家，熟人見了都會躲開不敢近前打招呼的時候，在你被不斷反復地被羞辱，已經失去做人的尊嚴的時候，有人還敢稱呼你“同志”，敢跟你在大庭廣衆之下握手！父親被深深地感動了。而感動的同時，却怎麽也想不起來這位朋友的名字！

　　我在父親去世以後向朋友們提起這件事，我説父親讓我體會了感恩，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友誼、友情和朋友。那位朋友如果有機會，聽我對你説，父親把這件事一直記在心上，直到他生命的終結，而且不僅如此，他還把這份感謝傳給了下一代的我。現在我才有機會在這篇文章裏説起。其實，我們每個人，順利也好，磨難也好，迷失也好，都需要這種真摯、這種友誼來支撑我們對人生的信念與追求，我們永遠都需要。

　　不久，中央專案組在父親的不斷申請要求下，同意把他轉去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這段被關押的日子，父親終於堅强地度過了。能够同大批去“勞動改造”的老朋友同事們在一起朝夕相處，無論未來的遭遇如何，他都感到是一大解放！盡管仍然不可以同四散在全國各地的家人團聚，對他來説已經是一種難得寶貴的自由了。

　　父親匆匆地坐火車去了湖北咸寧，還是穿着他那件破舊的黑棉襖。他告訴我説，那件原來是解放軍軍裝的土黄色，是（上世紀）40年代末跟解放軍和平解放北平行軍進城時穿的。因爲成了“反動派黑幫”，便去把衣服染黑了，穿起來方便些，也更符合當時的身份和處境（後來我上大學時特意繼承了這件棉襖，在校園裏曾經招惹不少同學的注意呢）。他這一去就是六年。這六年裏有很多事情發生，很多無辜的生命因爲經受不起各種非人的肉體和精神的磨難，在那個被叫作“向陽湖”的地方凋謝了。父親穿着他染黑的棉襖，奇迹般挨過了六個潮濕陰冷的冬天。

　　有一年的早春，北京依然是寒風凛冽。我征得父母的同意，也可以説再次代表我們全家——北京的奶奶、天津團泊窪干校的媽媽、山西代縣農村的哥哥、黑龍江蘿北農墾兵團的姐姐——在表姐英英，和肖龍大哥的陪伴下乘火車南下湖北咸寧向陽湖，去探望父親。

　　在咸寧火車站台上，在一個北方少年從未聞到過的濕潤翠緑的春天裏，我見到了久别的父親。在空空的站台上，看得出他已經找我找了很久。他走過來，走得很近，睁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問道：“你是張安東嗎？”

　　幾年不見了，他瘦了很多，背駝了，頭髮胡子都花白了，穿着一件已經洗得發白的藍色棉布中山裝，斜背着一個同樣發白的帆布包。説話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牙齒完全是黑的，好像是空洞一樣。他的手指因爲常年值夜班抽煙已經變成深咖啡色。對我來説，父親這時早已不再高大，不再瀟灑。此時的他更像是一個幹了一輩子農活的農村小老頭。我的心揪緊了，用已經不再是童聲的嗓音，答他説“是”。

　　他一下高興得開懷大笑，抓住我稚嫩的肩膀使勁地摇晃：“是我的安不隆東來啦！”他喜歡這麽叫我，這是我們父子之間的秘密。是啊，我已經從小屁孩兒長成了一個少年，長出了喉結，長得跟他差不多高了。可以想象這給他帶去了多麽大的快樂和安慰。我像個傻子一樣站在那裏，任他摸頭髮拍肩膀。我已經聽不見自己是怎樣叫他一聲“爸爸”。這時站台上的人早已經走空了。只剩下我們，幸福的我們，開心的我們，不知所措的我們，心酸的我們，還有春天裏濕潤的風。

　　父親的干校生活有苦有樂，苦的是在30度的酷暑驕陽之下的水田里干活，在冷雨的泥濘的田埂上挣扎着負重前行，不知摔了幾百幾千個跟頭，渾身的泥水，濕透的衣服，冰冷刺骨。苦的是還要對付“中央專案組”無數次的審訊逼供。然而我相信他又是快樂的。樂的是能和同事朋友們一起挣扎生存，大家相互支持照顧，苦中取樂一起堅持，不放棄生存下去的勇氣。

　　父親是怎樣撑過來的這些年，我無法想象。只是後來聽他告訴我的一些故事。他在多年以後也把它們收進了他的《向陽日記》（根據當年的日記整理出版的一本正面是幽默樂觀與自嘲，背面是迷茫挣扎與流血的書。）

　　我和父親一生在一起的時間，如果按天計算，我都不敢細想。童年時我在幼兒園住校每兩周才回一次家，加上父親經常出差或加班，很多很多個日夜都是見不着面。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關押，再被送到干校“勞動改造”有六七年完全不在家。之後我又去了農村，每年只在家一個月。大學四年，寒暑假才回家，研究生兩年半都是住校，再就是離開北京遠去澳洲十幾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三年才回到北京陪伴他。

　　天下的兒女們，有幾個人曾經在父母健在時認真地算過這筆賬呢？我到了今年才第一次想到，只可惜父親已經離開人世八個年頭了。恐怕很多人都會像我一樣地遺憾吧？雪化了，天晴了，河開了，葉緑了，滿山的花朵，一路的驕陽，落葉秋風，遊子歸來，又是一個雪季輪逥。聚少離多，這是無數個家庭相同的經歷，也是我和父親之間最普通的故事。

　　我去澳洲的那一天，父親站在家門口送我。那又是一個下雪的季節，而我，要飛去一個陌生的盛夏。記得他什麽也没有説。對我人生中的每一次重大决定，父親都始終無條件支持。他曾不只一次地對我説過：好男兒志在四方。而這一次真是最遠的南飛——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次候鳥遷徙。但是當年仍然年輕氣盛的我，完全没有去細想和品嚐，此一去海角天涯，遥遥不知歸期。

　　年近八十的父親站在家門口，多麽慈祥而又風度翩翩的老人啊。頭頂的縷縷銀發整齊地梳在腦後，那件穿了很久的灰色羊絨的開衫毛衣，套在白色襯衫的外面，檏素整潔，極有他晚年的學者風度。

　　後來的十幾年，他非常辛勤地采訪寫作，研究古典文學，出版了一系列日記體的散文，以寬廣的時空跨度記叙了中國社會的巨大改革與變遷。他用詩體的美文翻譯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和屈原的《楚辭》。在對古典文學研究著述的同時，他心中還在盪漾着澎湃的詩情。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向我認真談起，還在搆思一首以自己個人經歷爲綫索 ，描寫中華民族近百年來興衰榮辱、患難抗争、崛起繁榮的長篇抒情詩。從他的著作來看，可以説他是一位英年詩人，晚年學者。而深入他的内心去感知，應該説他有一顆永遠的詩人心。

　　就是這樣的一位老人，此時站在自己的家門口送别自己即將遠行的兒子。我們擁抱時，我又摸到了他身上的那件羊絨衫，細密而順滑。那件開衫的灰色羊絨衫已經穿舊了，我曾經想讓他换一件新的，於是在西單買回一件鮮紅色的套頭羊絨衫，父親見了很喜歡，馬上來試。穿起來真不錯，很時尚年輕喲！可惜的是，他的左臂在1939年初抗戰前綫行軍時墮馬骨折，因爲不能及時醫治導致終生殘疾抬不起來，穿套頭衫很不方便。在母親很現實的反對之下，最後只得放棄那件紅毛衣……

　　臨行前父子倆再次像男子漢那樣握手道别。我感覺到他的手柔軟而温暖，然而又有些遲疑不願鬆開。我那時志氣高昂地走進電梯，却回頭看見父親的眼角流下了眼泪。我刻骨銘心地記得：那是在我們父子之間，他第二次流泪。

　　很多很多年以後，也像很多很多年以前一樣，那些路燈和父子兩人在燈下晃動的影子依然清晰地印在兒子的心裏。如今，無論那個浪迹天涯的兒子走到哪裏，每當太陽落山以後，壓在他强壯肩膀上的背囊也會稍顯沉重，這時他都期待着每一簇燈火會照亮下一個街角，因爲他願意相信，是父親，在默默地用一長串詩句，爲兒子，牽起一行明亮的路燈。

　　2010年3月 寫於米蘭、慕尼黑、香港，完稿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