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必多餘的話】我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工作幾年，參與經辦的最大一項工作，當屬宣傳張海迪——那確乎可以稱爲一次“超級戰役”。集中推出這位青年典型的那近四個月（1983年春節後到5月底），聲勢浩大，起伏跌宕，竟然還充滿了懸疑和意外——甚至差一點兒以中心人物猝然病逝的駭人悲劇收場。那段日子，我全力以赴，差點累垮，也從中得到了豐富的啓迪。六年之後，我終於忍不住，寫下了一篇報告文學，記録整個過程和五味俱全的反思。恰巧聽到當時一首電視劇插曲的兩句詞，順手拿來安作題目：“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

　　此文交《報告文學》月刊，編輯部給予重視，發表在1989年6月號的頭條。但拿到樣刊，我有點傻眼：多了一個副標題——“關於張海迪的‘成名’始末”。

　　“成名”還加上引號，這標題的整個口氣，好像我要揭露張海迪的什麽真實黑幕似的！這絶非我的原意。如果一定要加副標題，寫成“宣傳張海迪始末”也好點啊。

　　更出乎意料的是，趕上了驚天動地的事件。當一場颶風、一場山崩來臨之際，哪有人顧得上理會某個雕像的樹立過程呢？《報告文學》月刊這一期上市之後也停刊了，我以爲這篇文章就此湮没在劫後餘燼之下了，却驚訝地發現，那一年僅我看到的，就至少有一二十家媒體節録摘要，包括《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社《文摘報》、上海解放日報社《報刊文摘》等等。不過，統統只是獵奇，逥避作品中反思宣傳機制的鋒芒，摘要摘的並非“要”而是“次要”。與張樺的報告文學得到36次轉載稿費不同，竟没任何一家給我轉載稿費。

　　多年之後此文居然還有個餘波值得一提。2001年，我意外地收到張海迪的電子郵件——她看到我在網上發表的一些書評文章，試着寫信給我。我馬上回信，急切地問她是否看到過這篇東西？此文涉及一些團中央、甚至中南海宣傳過程中的内情，也寫到張海迪這個真實豐富的人的言行，寫到她被官方高調推上電視屏幕和大小報紙頭版時的内心矛盾，尤其是寫到她或許並不想暴露在公衆面前，但畢竟掩飾不住的某些性格側面。這正是我多年的心病所在：我的本意，無意針對這位殘疾姑娘，但我的文筆真的就像巡航導彈那麽精準麽？讀者會不會被我的叙述所誤導？張海迪本人是否會被誤傷？此文對她本人會造成什麽衝擊？

　　對我的問題，她立即復信作答，讓我放心了——不，何止放心，更油然而生欽佩之情。“《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我看了，信件依然鋪天蓋地……我偷偷地哭過，可我没讓任何人看見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會隨風而逝，我並不是一個先知者，但是我會忍耐！你不必内疚，那些經歷讓我更頑强了，我堅持靠自己的努力學習工作，終於實現了很多夢想。”“你們宣傳我時，我才28歲……那一切永遠打破了我本來寧静的生活。當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讓很多人失望”——那是與我，與所有朋友相通的感受。

　　我這篇長稿中有一句話：“一個人能多堅强的神經、多冷静的頭腦，經得起這種大劑量、超大劑量的頌揚？”而張海迪，經受住了！

　　第四章　清水匯聚成狂瀾

　　一

　　宣傳機器重新上緊了弦，加速運轉。

　　一整套程序在高一個層次上再來一遍。一個多月前，各級團委發出了通知，現在各級黨委再發一個通知，把“全體團員青年”换成“全體黨員和人民（職工、群衆）”就行了。口氣更爲嚴肅和强硬：“×月底要對學習張海迪活動組織一次大檢查”，“×月召開學習張海迪活動經驗交流會”，還有要與改革結合起來與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與别的什麽什麽結合起來。

　　唉，不久我們就體會到了：從“我要學”變成“要我學”，人們的心理、態度立刻發生了令我們瞠目結舌的變化！

　　團中央馬上舉行了座談會，病情好轉的張海迪也參加了這個純屬表態性、程序性的集會。老英雄吴運鐸、青年英雄周怡發言，德育家李燕杰施展口才，朗誦家殷之光抒發詩情，作曲家王立平放開歌喉，美術家趙士英揮動畫筆……主題不可能更明確、更集中了：歌頌張海迪。

　　一切再來一遍。既然事迹内容不會再有新的，那麽就在形式上花樣翻新。我當時算是有一定資歷和經驗的宣傳幹部了，也被各種别出心裁的宣傳手段弄得眼花繚亂——

　　好幾家出版社競相推出張海迪日記選、書信選和連環畫、掛圖；好幾家工廠競相制成幻燈片；好幾個單位競相録成張海迪報告盒式磁帶——“内部下發提供資料”，只收“成本費”；張海迪的事迹進入了中小學教材；張海迪事迹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幕；八一電影制片廠趕拍了紀録片；中央電視台組織趕寫了三集電視劇劇本；宣傳張海迪的報告團組成了，由張海迪的英語啓蒙老師、古稀之年的王充允，她農村的小伙伴劉彪等人，從濟南講到北京……

　　我就不必去縷述各地團委、少先隊開展的各種諸如“我與海迪比青春”、“比童年”之類的活動了吧，上海最絶，團市委組織了一個張海迪事迹演講報告團，報告員都是從上海業餘文藝骨幹中百裏挑一選出的佼佼者，據説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譯制片廠的兼職配音演員，模仿張海迪的音色、語氣不僅惟妙惟肖，甚至被聽衆評價爲“更像張海迪”！——這倒使我想起那個外國笑話：喜劇電影大師查理·卓别麟去參加模仿卓别麟的比賽，只得了第三名！

　　這麽多人的聰明才智和精力一下爆發得那樣淋漓酣暢，學習宣傳張海迪的活動給多少人提供了一試身手、挖掘才華的機遇！

　　北京軍區總醫院宣傳科張幹事就是其中的一個。試想，她在這樣一個崗位上，日常工作能幹什麽呢？編編簡報，寫寫消息，給政委準備七一、八一大會的講話稿，如此而已。張海迪住進這所醫院，對她來説是天上掉下個大餡餅，好運氣來了。

　　因爲張海迪病重，團中央决定在一段時間内謝絶一切采訪，把張海迪隔離保護起來了。多少硬筆杆子、攝影大師們只能在醫院大門外跺脚、徘徊，不那麽硬的筆杆子和攝影學徒倒有了天賜良機。這位從來没擺弄過照相機的張幹事，借來器材，申請買來一堆彩色膠卷、黑白膠卷，就開始學着干、干中學了。張海迪輸液；張海迪讀英語；張海迪與醫護人員親切交談；張海迪在病床上頑强鍛煉；張海迪關心醫院精神文明建設；張海迪與孩子（那是哪位大夫或護士的孩子？）多麽親熱……正面，側面，順光，逆光，俯拍，仰拍，中景，特寫，光圈5.6、速度1/100，一種姿勢、一個場景來個3張5張！熟能生巧，天底下哪有學不會的事。還有文字報導：《來自首都的報告》、《春之曲——張海迪住院紀實》……

　　這是真正的“獨家新聞”、“獨家照片”。可以想見，報刊編輯們是如何如獲至寶！何况她在稿件後的附信中還要有意無意地提到：學習張海迪的活動，黨中央非常重視，即將掀起新的高潮雲雲……

　　後來張海迪的病情緩和，醫生同意適當接受采訪了，宣傳輿論戰綫的正規軍重新登場，記者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本來社會所期望於記者的就是通過采訪提供真實信息，美國有位記者不是詼諧地説過麽：“耶穌基督是個謎，因爲没有記者采訪過他。”但是一旦失控，泛濫成灾呢？眼看着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不由得總是要想：西方電視廣播報刊的“新聞戰”的激烈程度比我們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法律的界綫不得逾越，似乎也無須誰去統一調控。可爲什麽在他們那兒絶少發生弄巧成拙、走向反面的事情？

　　或許原因在於：他們那兒讀者是上帝——市場機制中的消費需求，就是最權威的調控力量；而在我們這兒，讀者是羔羊。

　　輿論工具是爲社會成員提供信息還是向社會成員發出指令，是讓人們自主選擇還是告知人們結論——這二者的結果不可能不是天淵之别。

　　何况，誰不是心知肚明呢，輿論工具的聲音，是某一級權力者發出來的啊。

　　二

　　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過：學習宣傳張海迪活動歸口由團中央管，口徑、内客均由團中央把關；

　　團中央書記處明確過：學習宣傳張海迪活動由宣傳部管；

　　團中央宣傳部領導明確過：學習宣傳張海迪活動由宣傳處主管，其它各處協助。

　　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元老題詞之後，新的洪峰立即不由分説鋪天蓋地狠撞宣傳處這小小的關口。

　　宣傳處兩部電話，宣傳部10部電話，從清晨到深夜此伏彼起鈴聲不斷。宣傳處五六個幹部，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四五十個電話。團中央總機接綫員抱怨説：“外邊打進來的電話，80％是要你們宣傳處！”

　　這麽多電話，什麽事？异口同聲——“我們要見張海迪”，請她座談，邀她聯歡，向她贈送禮品，請她簽名題詞，與她合影留念。每個電話都不是三言兩語能打發的，10分鐘，20分鐘，30分鐘。

　　更多的人找上門來。三個五個，十人八人，一撥接一撥，陳述，懇求，奉承，叱責，挖苦，威脅……

　　團中央書記處有令，嚴格控制此類活動，一般不得安排。看起來很嚴厲，實際上大有伸縮彈性。閘門有一條小縫可開，受到的衝擊力就格外强大。苦了我們這些辦事員，每天口焦舌燥地苦苦勸阻：張海迪大病未愈，身體虚弱……最近她要趕寫文章、趕校清樣……題詞過多，簽名太濫會引起青年反感，從大局出發，不要走向反面……這是上級的指示，我們得奉命行事……恨不能把這套車軲轆話録下音來從早到晚連續播放。我們此時的工作與我們的身份職責之間，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矛盾：宣傳張海迪的人，千方百計地阻擋宣傳張海迪！

　　來聯繫的人可都不是等閒之輩，精通公關、外交，如簧巧舌，天花亂墜，軟硬兼施，他們可以可憐巴巴地把要求降到最低：“只見5分鐘！5分鐘——把禮品交給她就走，她都不必開口説話”！可以把張海迪做過什麽没做過什麽都信手拈來作理由，可以用乍聽無懈可擊細想破綻百出的邏輯證明，你們攔阻别人完全正確，唯獨對我們嘛，應該放行——

　　“馬上快過六一了，海迪不是最惦記孩子們嗎？她在農村就愛跟孩子滚在一塊兒……孩子們也格外牽掛她，看電視哭天抹泪的，説一定要給海迪獻了心意。一個班才推選了一個標兵，百裏挑一呀……”

　　“海迪永遠上不了大學，可我們民族學院同學們説：海迪是我們的排頭，無論如何要把她請來參加聯歡會。這裏面有個民族政策問題呀……”

　　“咱們的乒乓球健兒這次在世界錦標賽上又拿了6個大貢，他們的王牌是什麽？是海迪精神，敢拼！回國來馬上要回各地了，他們一連聲嚷嚷要當面向海迪道謝……”

　　“工讀學生信服過誰呀？嘿，這回説了：哥們兒，張海迪不含糊，我服！教育失足青少年真難哪，你們就給‘特殊’一回吧，讓張海迪出面講句話——‘一句頂一萬句’！”

　　“我們是環衛局的，青年人掃馬路，見人矮三分，誰也不安心！這次説了：‘看人家海迪癱痪了也比咱腰杆挺得直！’請她題幾個字……”

　　“……”

　　遼寧朝陽一位啞吧姑娘千裏迢迢孤身上京，安排不安排？京秦電氣化鐵路建設者專程來饋贈艱苦施工的照片，安不安排？全國婦聯主席康剋清親手在院子裏摘了一束花去看望海迪，安不安排？北京市委書記段君毅以海迪同鄉的身份要去探視，安不安排？那次在人民大會堂與張海迪相識的南斯拉夫留學生要去看她，安不安排？還有的手持海迪某年某月回復他或她的信，指點着其中“希望今後能有機會和朋友面談”的話，安不安排？還有新疆來的西藏來的，大包小包，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摸到團中央來：“天安門廣場非去不可，張海迪姑娘非見不可！”安不安排？

　　渴望的眼神，良苦的用心。要求不高，確實不高。但是一滴又一滴清水匯聚到一起，就是狂濤巨瀾！

　　他們旁邊往往跟着一個背或者不背照相機的記者。記者，又是記者！他們請記者來的，還是記者請他們來的？

　　多數時候，我們狠下心來，摇頭，送他們怏怏而去。

　　人們很難明白：通往張海迪之路何以要有攔路的雄關重兵！張海迪不是最願意與青年、少年、兒童交朋友嗎？她怎麽會抽不出10分鐘、5分鐘與我們見個面！她怎麽就不能爲我們一揮而就題籤三個字！都是你們有意刁難、阻攔，中國的事壞就壞在你們這幫人手裏！有些人找我們碰了壁，轉而走上層路綫達到了目的，更是對我們投以白眼。有一位過去與我關係還算熟的大牌記者，後來却重重地從鼻子裏哼出一聲：“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狂瀾猛漲，閘門又只留一條小縫，勢必要從别的地方漫溢、泛溢。而在中國，監獄的高墻都不是鐵板一塊，遑論其它？要見張海迪，有的是陽關道，何必非走你團中央這獨木橋！大夫，護士，宣傳科張幹事……都可以幫忙向張海迪約個時間嘛！

　　三

　　她的確是個開朗的、愛交朋友的姑娘。“朋友”這個詞現在用濫了。廣義上説，她周圍人人是朋友；從嚴格的意義上説，她周圍極少朋友。一撥又一撥口口聲聲稱你爲“榜樣”，表白“多少人次聽了你的報告、學了你的事迹”，列隊敬隊禮，遞過來禮品並遞過來題詞本，周圍還有話筒、閃光燈……她很難把他們當成貼心的朋友！

　　她没有時間放鬆，没有辦法放鬆。而朋友不正是你在他面前可以放鬆、可以不修邊幅、不講禮儀、隨心所欲、信口胡説、可以把脚蹺到茶幾上、用他的毛巾擦嘴、把你的茶壺遞給他的那種人嗎？

　　張海迪嘗到了成爲名人的快感，也嘗到了成爲名人的苦頭。她得到了很多機會，很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也受到了很多的束縛——也許比别的名人受到更多的限制，因爲她是殘疾人，她没有獨自擺脱束縛的能力。住在醫院裏，處於醫護人員監管之下，更仿佛是24小時都呆在玻璃房間裏，無可逃遁也無可隱匿，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衆目睽睽之下。

　　真累。得笑，得快快活活地搶先與來訪者，與見到的人打招呼。得謙遜羞怯地微笑着傾聽别人的仰慕之辭或垂顧之言，不能走神分心更不能打哈欠。得極爲樂意地接過題詞本寫一句瀟灑的話簽上名。必須笑。如果説在成名之前成名之初，一批又一批人來見自己，采訪、合影，使自己覺得新鮮而充實，因此滿面春風；那麽，此時不一樣了。笑，是責任感的體現，是對别人的體諒，或許其中還混雜有塑造好、保持好自己形象的考慮——黨和人民把我舉到這個高度，是爲了鼓舞别人，那麽我就要盡到責任。既然是工作，就没有什麽自己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見一百撥人，與其中某一撥見面時趕上自己心裏不痛快，板起了臉，從自己這方面講“未笑率”只是1％，但從這一撥人看來，“未笑率”則是100％，唯一一次見到張海迪，她冷若冰霜，嗤！

　　得笑。不論身體好壞心情好壞，臉上的表情必須恒温。即使察覺某些人搞小動作利用自己，她還是不敢怠慢他們。真累！

　　這對於張海迪這樣一個活躍型的人來説，尤其像受難。她像被固定在一個規範的標本盒裏，固定她的是無數道視綫，最脆弱的綫又是最堅韌的綫，她不敢扯斷這些綫，只好一動也不動。 

　　好幾次，張海迪晚上打電話給王兆國、胡錦濤，請求少安排會見這一類的活動。實際上，我們已基本關閘。洪水却從四處泛濫，匯集到她那兒！

　　爲了讓海迪精神上能鬆弛一下，有一次，團中央安排讓她遊覽頤和園，即便是這種活動，也還是浩浩盪盪，至少得有六七個人同行吧：大夫，護士，團中央一官一兵、頤和園管理處的頭頭，司機，等等。事先與頤和園管理處協商過，精心選擇了遊人少的時間和路綫。下午5點，麵包車到達頤和園一個不對遊人打開的邊門。安排先到昆明湖泛舟，這一段很順利，擺脱了三三兩兩遊人的注意，上了船。“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海面倒映着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着緑樹紅墻……”海迪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這支優美的歌曲。夕暉在碧波上跳躍閃爍，清風吹散了惱人的思緒和已悄然襲來的燠熱。一方澄明的天地，一個寧静的世界。遠離了喧囂，遠離了躁動，可以不説不笑静静沉吟一陣，也可以又唱又喊盡情瘋鬧一陣……難得的瞬間！只是一瞬間——船到岸邊，幾乎是在她的輪椅被抬下船的同時，眼尖的遊客就發現了她：“張海迪！”頓時呼啦啦圍得裏三層外三層，握手，拍照，簽名……她和陪同者越往前走圍的人越多，哪是逛長廊？分明是穿越人墻，哪裏還有遊覽的興致！只得急急出園上車返回醫院…… 

　　囚禁久了，不可能不冒出抗争的念頭。張海迪有一次故意失了一次約。上海市職工振興中華讀書演講團在市總工會副主席、一位老太太的率領下進京，通過我們定好下午去與張海迪見面，到了時間，一行人來到病房，張海迪却不見影——熟悉的大夫幫忙給她弄了個車，她出外了。去哪兒？不知道。什麽時候回來？也不知道。上海的演説家們無奈，只好在走廊裏久久伫立等候，一等就是一兩個鐘頭。怨氣清清楚楚地寫在他們臉上。5點鐘，張海迪才回到醫院。原來她到中國殘疾人體育協會副主席胡祖榮那兒要槍打靶去了。胡祖榮，曾是我國和亞洲最優秀的撑竿跳高運動員，在他從事體育的黄金時節，病魔迫使他也坐在輪椅上。他不甘示弱，到處爲發展殘疾人體育事業而奔波、而遊説。上次他見到張海迪時，極力攛掇她學射擊，“争取參加殘疾人奥運會”。張海迪心動了：學會耍筆杆子再學會攥槍杆子，能文能武不是更可以爲國争光嗎？張海迪這次失約當然不妥當，可張海迪當時正處在見誰與不見都不由自主的境况，才使了一次性子……

　　從另一方面説，一個人能多堅强的神經、多冷静的頭腦，經得起這種大劑量、超大劑量的頌揚？這種環境這種地位，該不會摧毁她的純樸踏實，使她目標變形、手段變味吧？

　　被這一連串事兒弄得焦頭爛額的我們，不時相對苦笑，私下感嘆不已：“現在才明白了：爲什麽中國過去老是樹那些已經去世的英雄典型！”不是麽！樹活着的典型，工作量太大了！心理壓力太大了！而樹去世了的英雄，對於當事人，對於宣傳者，都可以少多少折騰，也少多少風險！

　　我記得有一次與張海迪的交談，那是在兩撥人進病房禮儀會見之間的短暫空隙。我説；“你現在面臨的問題與兩年前没有什麽實質區别，仍然是：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海迪完全明白我之所指——這也正是她自己心頭索繞多日的念頭。她談起了一個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話題：“我馬上要回山東，聽説到濟南後要安排我住南郊賓館，我表示堅决不住——張海迪還是一個普通的黄河女兒，我進了北京回來就住山東最好的賓館，鄉親們會怎麽説我呀，老高，你看呢？”

　　我無言。作爲一個人，我理解他，同意她；作爲一個團中央幹部，我又不能對她講出我的態度……咳，我内心深處的這種兩重性！何止是她，我又豈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已經告辭退出的和即將進來的這些人又豈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一滴滴清水……却都無法避免匯聚成洪流！

　　也許只有縱身一跳，濺到岸上？即便很快乾涸了，也畢竟自主選擇了一次。再説，乾涸，一定比聚成洪流糟糕麽？

　　後來我聽説張海迪回濟南還是被安排住進了毛澤東下榻的南郊賓館。她的力量没有拗過那些好心的人。

　　四

　　張海迪離京回山東的日子定在5月24日，她2月24日到京，在北京整整呆了三個月。

　　行前，她和父母、團中央工作人員一起清點了天南海北寄來、送來的紀念品，大多數她要分贈給中國兒童少年活動中心和北京一家殘疾青年俱樂部。

　　張海迪要親自去，這也是向孩子們、向殘疾青年朋友告别。要了一輛大轎車，裝上捆扎好的各種紀念品，我們工作人員和記者也去了不少。

　　兩處都組織了歡迎，氣氛却不一樣。中國兒童少年活動中心裏情緒熱烈，負責人和孩子們致感謝辭，激昂、高亢、嘹亮；殘疾青年俱樂部氣氛真摯，又帶有幾分凄惋、壓抑。這個俱樂部在西四附近一條胡衕内一個大雜院，大客車駛不進去，我們把轉贈的禮品抬下來，曲裏拐彎好一會兒才找到。這是一位殘疾青年的家，本不算寬敞，辟出了十來平方米的一間房作活動室，擺着掛着殘疾青年朋友的畫、書法條幅和工藝品。院子裏本來没多少空地，十來位殘疾青年在這裏迎接已經顯得壅塞，我們一來更是擠得水泄不通。我不知道讀者諸君有没有這樣的經歷、這樣的體驗：當你置身於一群缺胳膊少腿、盲聾啞癱的殘疾人當中，是否覺得很不自在，甚至會爲自己五官齊全、四肢完好、活蹦亂跳而愧疚——盡管愧疚得毫無道理。你很想爲他們干點什麽又小心翼翼地不敢動手，怕你的同情傷害他們本已十分敏感的自尊心……

　　張海迪與俱樂部負責人孫恂的手緊緊相握，輪椅緊緊相挨。這却是一個不那麽令人愉快的對比：張海迪看上去氣色紅潤舒泰，説話流利響亮；而孫恂則憔悴、羸弱，聲音嘶啞無力，眼皮總是沉重地耷拉着，費很大的勁兒才睁大一霎那，臉部隔一會兒便不由自主的掠過一陣痙攣，看上去真令人難受。她倆的輪椅也顯出了差别：一部嶄新、寬大，明光鋥亮；另一部又破舊又窄小，噴漆脱落，色彩晦黯……

　　這種差异自然絶不能怪罪海迪。我也不能説命運有什麽不公。可我的心確實被這幅對比强烈的景象刺疼了，很疼很疼……機遇是多麽重要！孫恂也是與不幸的命運抗争的强者，她艱難的歲月中也充滿了驚心動魄的搏鬥，她也與張海迪一樣渴望生活、不懈地追求進取和樂於施予。我聽説過她的事迹：19歲時患上肌無力不治重症，全身所有的運動肌肉都不可逆轉地慢慢萎縮了。正是這可怕的病，使她甚至無力睁大眼瞼，放開嗓門，更别説舉手投足轉頭翻身了。22年來她一直倔强地與病魔搏鬥。别的不説，就説她執拗地搬到這個大雜院裏獨立生活，就得克服多少困難！她開辦這個俱樂部，用一腔真誠温暖着、鼓舞着其他許許多多殘疾青年朋友……

　　然而，畢竟還是張海迪、而不是孫恂被樹爲全國聞名的典型……畢竟任何一個組織或一部宣傳機器，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事迹普查一遍，輸入電腦來權衡、挑選。

　　即便挑選爲典型，是喜劇還是悲劇呢？轟轟烈烈、風風火火的人生與平静而充實的生活，孰幸孰不幸？

　　我盡顧胡思亂想，没注意海迪與孫恂都説了些什麽，一行人簇擁着張海迪的輪椅出了大雜院，殘疾青年朋友們沉默着送我們上了大客車……

　　1987年6月～1989年3月《報告文學》月刊1989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