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唐代元稹《鶯鶯傳》的解讀，已經形成的兩個影響廣泛的共識其實是需要認真反省的。一是説張生始亂終棄，對不起鶯鶯，是一個不能原諒的負心郎；二是説張生在打算跟鶯鶯斷絶來往之前，居然把鶯鶯説成褒姒、妲己一類人物，文過飾非，太不厚道。這兩個共識的産生都有其内在緣由，但又確實是對《鶯鶯傳》的誤讀。

　　先説第一個誤解。

　　筆者的觀點是：張生確實是一位負心郎，但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負心郎，而是迫於社會壓力不得不與鶯鶯分手，他應該得到適度的同情和諒解。這個觀點其實古代早就有一些讀者持同樣的看法，如北宋的趙令畤。他在《侯鯖録》卷五《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中感慨萬千地説：“（張與）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潜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在彼者耶！”趙令畤還有感於崔、張的悲劇作了一支鼓子詞：“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置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在趙令畤看來，崔、張始終是一對有情人，惟其如此，他們被迫“終至相失”的結局才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是什麽壓力迫使崔、張不得不分離呢？《鶯鶯傳》没有正面展開，但作者的側面暗示仍算得上清晰有力。《鶯鶯傳》强調：鶯鶯在私下與張生結合後，她並不奢望張生正式娶她；她説出的反倒是這樣的話：“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既見君子，而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没身永恨，含嘆何言！”這説明，在元稹那個時代，“私奔”是社會所嚴厲禁止的。白居易的新樂府以關注重要社會問題著稱，其中一篇《井底引銀瓶》即以“止淫奔”爲宗旨。中國古代的婚姻强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實就顯示了習慣法的重要性。不遵守習慣法，不僅因爲没有“父母之命”，得不到雙方父母的認可，而且會因爲没有“媒妁之言”,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代表了家族和社會的認可，這種認可是婦女婚後地位的基本保障。女子不遵守習慣法，私奔成家，最終被公婆驅逐，乃是一件正常不過的事情。而鶯鶯呢，則是明知她的私奔得不到婆家和社會的容忍，故意斷絶了與張生的聯繫。鶯鶯的判斷是，當面對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巨大壓力時，張生一定會因爲承受不住而抛棄她。鶯鶯是一個自尊心極强的人，與其等着被人休棄，還不如自己放棄的好。

　　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來看，張生迫於社會壓力而抛棄鶯鶯，可能依然得不到諒解。但唐人似乎寬厚得多。唐明皇迫於馬嵬兵變，同意楊貴妃自縊而死，唐人並未予以深責，倒是對他“空做一朝天子，竟成千古忍人”的悲劇給予了同情，或者像李商隱那樣長嘆一聲：“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馬嵬》）；或者像白居易那樣放歌當哭：“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長恨歌》）。比照白居易和李商隱的這種態度，我們或許可以説：張生也和唐明皇一樣值得同情，他是一個被外在力量所支配的悲劇人物。趙令畤將張、崔與李、楊並論，確有見地，也確有理由。

　　再説第二個誤解。

　　澄清這個誤解，需要明白一個基本事實：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女禍”足以與“宦官之禍”相提並論。元稹《鶯鶯傳》因與“女禍”問題相聯繫而在當時獲得了轟動效應，却也導致了後人的誤解，正所謂得也“女禍”，失也“女禍”。

　　清趙翼《廿二史雜記》卷十九《唐女禍》指出：“貞觀之末，武後已在宫中，其後稱制命，殺唐子孫幾盡，中冓之醜，千載指爲笑端。韋後繼之，穢聲流聞，並爲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宫闈之禍，至此而極。及玄宗平内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志怠，唯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没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始非色荒之貽害也。”李唐王室綿延相續的“女禍”，引發了唐代文化人的熱烈關注，或是誠懇莊重地以此勸誡帝王，或是有意借這個話題聳動輿論，總之，無論動機如何，都表明“女禍”問題已成爲中晚唐輿論的一個興奮點。一個中晚唐時期的文化人，如果他不甘於在文化生活中被邊緣化，就必然要圍遶這個話題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當白居易發起新樂府運動、大量寫作新樂府時，其中就有幾篇聚焦於“女禍”。《李夫人》專爲“鑒嬖惑”而作，告誡唐憲宗莫蹈前朝覆轍。針對周穆王惑於盛姬、漢武帝惑於李夫人、唐玄宗惑於楊貴妃的史實深發感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古冢狐》的題旨也是“戒艷色”：“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日長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君看爲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這些詩寫得如此莊重嚴肅，當然是説給宫中的皇上和朝廷的士大夫聽的。

　　《鶯鶯傳》是一篇傳奇小説，並不負有補察時政之責，似乎不必像新樂府那樣關注“女禍”問題。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其一，據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八説：唐人傳奇的寫作要求“文備衆體”，“以見史才、試筆、議論”。既然是“議論”，涉及的話題當然越重要越好，“女禍”正是這樣一個理想的話題。其二，一種新興的遊戲文體，如果能把輿論興奮點納入視野，將獲得一種出奇制勝的遊戲效果。清初遊戲八股文盛行一時，就是將嚴肅與調侃兩個極端巧妙融合的結果。元稹寫作《鶯鶯傳》，確乎有意製造這種遊戲效果。張生所説的話，其實是將白居易新樂府中的“女禍”觀移到了傳奇小説中：“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這些話出自元稹的代言人——張生之口，與白居易所説“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旨趣相同。并且，元稹也同白居易一樣，特别强調“尤物惑人”的危險性，連張生也坦承“德不足以勝妖孽”，只要和鶯鶯在一起，他就抗拒不了鶯鶯的魅力；而“是用忍情”則是白居易“不如不遇傾城色”的另一種説法，所謂“不見可欲而心不亂”是也。要“不見可欲”，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斷絶來往。

　　就文本設計而言，元稹《鶯鶯傳》將鶯鶯與褒姒、妲己相提並論具有一箭雙鵰的效果。其一，就“女禍”這個話題而言，如果一個帝王不沉溺於女色，人們必然會大加贊許；而張生迷途知返，理性地控制自我感情，同樣也應該贏得贊許，因爲兩者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鶯鶯傳》在張生發表“忍情”之論後，交代“於是坐者皆爲深嘆”、“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就情節邏輯而言足以自圓其説，雖然作者這樣處理，其實帶有明顯的玩笑意味。其二，就俳諧逞才而言，《鶯鶯傳》是作爲“張生”的故事來講述的，張生雖然有元稹自己的影子，而元稹却可以超然於張生之外。張生借鶯鶯一事來嫁接政治話題，機鋒側出，其詼諧意味讓元稹的那幫朋友大爲享受。可惜時過境遷，現代讀者已經很難體會這種幽默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