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終結的時期，又是中國閉關自守的狀態被打破，成爲仰列强鼻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此時，“小説”這一中國文學中的“末流”、“小道”一躍而登上文學殿堂的王者之位，表現得异常活躍、异常繁榮，奇迹般地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内，生産了大量作品，從而使晚清成爲在小説史上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又未産生出能與此前的優秀小説比肩的藝術珍品。於是，考察這個時期的小説，便成爲一個非常具有誘惑力的課題。本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誘惑之下展開。

　　但，當接觸到大量的資料，並通過閲讀、比較然後篩選這些材料時，却發現，這裏有一個被忽略的“坎”，而一旦忽略了它，隨時會落入困境。這個“坎”便是“晚清小説”這個概念所包容的含義。首先，晚清小説始於何時？終於何時？此外，晚清小説的概念是僅僅作爲一個歷史階段而設定的，還是同時也應以文學的價值取向、文學的内容特徵爲標準而設定？因此，在未進入正式研究之前，不得不將這些問題作一思考，並將它們進行必要的界定和闡釋。

　　晚清小説始於何時？終於何時？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晚清”的年代劃分一般以1840年鴉片戰争爲開端，即與近代史的起始同步。但在文學研究領域，對於“晚清小説”起始時間的確認却不如在歷史學中這樣趨同，許多同樣使用晚清小説這一概念的研究者，在時間上的理解却並不一致。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二種：

　　1、以庚子年爲晚清小説的開始時間，即始於1900年

　　“晚清小説”的提法，最早見於阿英的《晚清小説史》。阿英在《晚清小説史》中並未專門論及晚清小説的起始，但他在介紹晚清小説的特徵時提到：“因此，晚清的小説，遂有了幾個特徵。第一，充分反映了當時政治社會情况，廣泛的從各方面刻劃出社會每一個角度。第二，當時作家，意識的以小説作爲了武器，不斷對政府和一切社會惡現象撞擊，這也就是魯迅《中國小説史略》所謂‘譴責’。”也就是説，晚清小説即 “譴責小説”。而“譴責小説”的産生時間呢？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説史略》中指出：“光緒庚子（1900年）後，譴責小説之出特盛。”也就是説，阿英心目中的“晚清小説”，是指從1900年後開始創作的小説。（當然，在阿英的《晚清小説史》中，可以看到，阿英所指的晚清小説的概念固然以譴責小説爲主，但顯然不僅僅只是譴責小説，還包括自譴責小説以來，晚清的其它小説。）

　　與阿英這一時間界定相近而有差异的還有數種。

　　以1897年爲界。代表作有《從傳統到現在》，編著者是捷剋的漢學家米列娜。該書“導言”的開篇便提到：“1897年至1910年的中國晚清小説，傳統上稱爲‘譴責小説’。”“魯迅認爲，譴責小説是一批性質極其相似的文學作品，其共同傾向是：‘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這是編著者對晚清小説起始時間和内容的界定。作者爲什麽以1897年爲晚清小説的起始時間，文中未作闡述。但在該書收編的第一篇署名曹淑英的文章《“新小説”的興起》中有這樣一段話，或許可以作爲這個界定的一個注解：“1897年，具有新觀念的小説理論文章開始出現在各種雜誌上。”但作者緊隨其後所舉的一個例子却並非始於是年：“中國第一本專門的小説雜誌是樑啓超1902年創辦的《新小説》，它刊登了關於小説作用的論文。”

　　以甲午戰争爲界。如日本學者澤田瑞穗登載於《野草》1971年2號的《遊戲――清末小説管見》；同時也有以《新小説》創刊爲界的，等等。

　　2、以鴉片戰争爲界，即將晚清小説的開端與晚清的開始時段（1840年）等同

　　我們以袁健等人編著的、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晚清小説研究概説》爲例。本書以晚清小説爲名，同時收進了從鴉片戰争開始後創作的小説代表作品及其對於這個階段小説創作的研究成果。可見編者是以鴉片戰争爲晚清小説的起點。同時，在該書《晚清小説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章中，還明確提到：“對於晚清小説，書中（指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説史略》，引用者注）雖然没有把它作爲一個獨立階段的文學現象來論述，但是按其内容、藝術特徵，將這一階段的小説分别歸之爲‘清之狹邪小説’、‘清之俠義小説及公案’、‘清末之譴責小説’三類”。作者雖在介紹魯迅先生的著作，但事實上是加進了自己對晚清小説這一概念在時間劃分上的理解。因爲魯迅先生在文中，除對譴責小説冠以“清末”二字外，對於另外二類是否歸屬於晚清（即清末）這一時間段，並未有明確的表述。

　　如果説研究界對於晚清小説起始時間的認識不一致，那麽，對於晚清小説的終止時間却似乎看不到差异。大約這是因爲照慣例來看，晚清小説，當然結束於清之朝代的終結。但這樣一來，就又有了一個問題，清代的終結是以民國的建立爲標誌的，即1912年1月1日。那麽，從時間概念上來説，一旦逾越這個界限的小説， 似乎便不能納入晚清小説的範疇。這種劃分看起來很順理成章，但思量起來似乎有些滑稽，此前的小説，由於發行方式不同，它們在社會上有一個流傳的過程，因此，傳統小説在時間的劃分上常常可以用“明末清初”、“元末明初”之類的時間段來表示，而晚清小説大多以報刊爲載體，報刊發行就是它的面世，時間很具體也很準確。但若以這種非常具體而準確的時間作爲劃分標準，實際上就會導致劃分時的不科學。因爲作者的創作背景及對社會的認識將對作品的内容、主題起着至關重大的作用、作者的創作也有一個過程，如果僅僅因爲作品在發表時間上屬於民國初期，便將其剔除在晚清小説之外，顯然有些不合理。

　　在時間劃分上的界定，將導致研究對象的“取”與“棄”。如果晚清小説的上限按晚清歷史的劃分時期即1840年起， 那麽，“清之狹邪小説”、“清之俠義小説及公案”、“清末之譴責小説”三類均應成爲本文的研究對象。如果晚清小説的下限按歷史朝代的更替以報刊面市的發稿時間爲基準，那麽，一批本該進入我們研究視野的作品就不得不排斥在外。這種劃分顯然有不合理之處。這實際上就進入了另一個問題：晚清小説是作爲一個歷史階段而設定的，還是以文學的價值取向、文學的内容特徵爲標準而設定的？

　　誠然，我們首先應當明瞭，晚清小説有相對的時間區域，但同時，從此前的晚清小説研究來看，當我們論及晚清小説時，我們所意識到的、所研究的還不僅僅只是“晚清”的“小説”，而是指的一種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歷史背景下、由於特定載體的承載引起了一系列變化的小説。也就是説，晚清小説這一概念還是指的一種獨特的小説群體。歷史進入到晚清階段，對於這小説有一定的影響，但真正促使它形成一種獨特的小説群體的還不僅僅只是“時間”，它是在特定的歷史、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特定的載體出現的條件下，在特殊的環境中，由上述因素共同催生而成，它好似“景泰藍”，是在各種條件無意識地聚集在一起時，熔鑄而成的。因此，它的起始時間就應當是在這些特殊條件齊備之時——即阿英所指出的庚子年前後這個時期——開始。

　　此外，晚清小説在相同的小説觀念創導下興起，自覺地承載着共同的社會責任，即以小説作爲“改造社會”、“使民開化”的武器；又在特殊的載體的推動下發展與變化。因此它在内容上有一種共同性：强烈的煽情性；社會責任感；以社會熱點爲小説重點；主題表現出極度明顯的趨同性等。同時在出版發行過程中也同樣有一種共同性：在市場運作中身不由己地逐漸順應着市場的需求而發生變化。晚清小説以它這種獨特的形態呈現在文學歷史的長廊中，因此不可能因爲某一政權的被推翻而戛然終止，也説是説，它的終止，一方面要參考時間的因素，另一方面還應當根據小説的價值取向、文學的内容特徵來作衡定的標準。比如，自譴責小説以來，晚清小説大多以批判政治爲己任，以育民啓民爲目標，這可以説是晚清小説的一種價值取向，也可以視之爲晚清小説的一種特徵。這種價值取向與特徵，即便是在晚清小説即將終結之時，在言情——鴛鴦蝴蝶派小説出現之初，也仍然有“雪泥鴻爪”的痕迹，即“雖有“媚”衆之意，也有晚清小説中最看重的“育”民之情”。正因爲此，民國最初若干年的小説，雖然在歷史的時間段上它們已不屬於清代，但對於成爲連結晚清小説與民國小説的橋樑的這一部分，我們仍將之視爲晚清小説的餘緒，在晚清小説研究中不忘對它們的關注。

　　二

　　完成了對晚清小説在起始時間與内容的探索與界定後，本文所關心、並希望重點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内，奇迹般地生産了大量作品，從而使晚清成爲在小説史上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又未産生出能與此前的優秀小説比肩的藝術珍品，這是爲什麽？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晚清之所以能成爲小説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期，原因不僅僅在於它的數量多而且還在於這衆多的小説所形成的一種群體象徵，正是這種群體象徵使晚清小説具有了特殊的歷史地位，也説是説，它依靠這種群體的象徵性的力量而存在、而輝煌。

　　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又發現，晚清小説之所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内形成這樣一種群體，並具有一種象徵性，原因在於它的倡導者及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它的載體的特殊性。而這多得令人瞠目的作品中竟無一篇能與此前的優秀小説比肩的原因，同樣也在於它的倡導者及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它的載體的特殊性。

　　中國政論報刊的倡導人在被迫退出政界後，發現了文藝作品中小説的社會功用，於是有意識地宣傳、抬高小説的地位，並竭力將其引進報刊這個傳播力量極强的媒體中，力圖使小説承載起他們在退出政界時所未完成的宣傳事業。由於這些精英的大力倡導，小説在理論上的地位被抬高到空前的地步。此後，一批愛國報人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小説的創作，由於他們創作者及報人的雙重身份，晚清小説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報刊界。傳統的小説家在創作小説時較多地遠離現實，而晚清時期小説作者的報人身份却使得他們更多地直面現實，針砭現實，暴露黑闇，尤其在晚清那個國家動盪，朝廷不孚人望的時候。只要稍有機會與可能——比如在上海租界這一相對寬鬆的地域——於是，這批報人迅速成爲報刊上針貶時弊的主力軍，成爲攻擊黑闇社會的“槍彈”。此時，報刊連續發行的優勢得以充分展現：這些“槍彈”疾風驟雨般射向黑社會的殺傷力加强，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了普遍的反響；小説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可以未終稿便開印，這種方式進一步地刺激了作者的創作欲望和創作速度。晚清小説便如雨後春笋般地生長出來。據阿英的估算，僅就現在所知道的晚清小説已至少在２千種以上。有了理論的支持，有了相同身份的創作群體，有了相類的創作主題與題材來源，有了連續而快速的載體，有瞭如此龐大的小説數量，晚清小説的群體特徵與歷史地位便凸現出來了。

　　爲什麽晚清小説轟轟烈烈，如烈火烹油一般地興盛過之後，却不能産生出如古典小説一般的精品？原因是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在起作用。以報刊爲載體的小説無法不受報刊規律的支配，報刊規律説到底是市場規律。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報刊給予小説一展風采的機會增多，小説的讀者市場也因此漸被培養成熟，於是，市場對於小説的作用也就凸現出來。市場的反饋隨時左右着報刊的發展方向：市場的需求訊號刺激着産品的迅速投入與增加，市場的反需求訊號則迫使生産者改弦易轍。不管你創作者意下如何，也不管你是否有意千年磨一劍，你必須服從市場的要求。當讀者與作者近在咫尺，當需求與供給僅一步之遥，當産品與消費只一日之隔時，産生文學精品尤其是小説精品，簡直是天方夜譚！也正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晚清時期興盛一時的譴責小説最後終於退出歷史舞台，讓位給極具市場意識的言情——鴛鴦蝴蝶派小説。

　　19世紀、20世紀之交，報刊與小説作了世紀的握手，從晚清小説開始，那一瞬間，小説的軌迹發生了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