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的十一年中，把主要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了巡守上。從第二年開始，他便開始了西守東巡。公元前220年，秦始皇西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這是他立國後第一次出巡，也是唯一的一次西巡。此後秦始皇東巡數次，留下刻石七幢，史稱秦七碑。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有《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七種。碑文共有一千數百字，相傳皆由李斯所書。然而，珍貴的秦七碑在數千年風雨剥蝕和人爲毁壞中，除殘存的《泰山刻石》數字和《琅琊刻石》十三行外，其餘皆盪然無存。

　　秦七碑一般都認爲是李斯所書，全部爲小篆字體，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書同文”的代表書體。小篆的出現，標誌了戰國以前古文字的終結。

　　首先，小篆固定了偏旁部首的位置和寫法，基本上做到了漢字的定型化。漢字的構形系統從甲骨文開始就具有了，它是以一定數量的基本構件爲基礎、以構件的一定置向爲外部平面組合的模式、以構件在内部的不同層次組合爲構形理據而形成的。經過全面整理的小篆，其基本構件更加純净，外部的平面組合和内部的層次組合調整得更爲合理、規範和完善，從而使漢字的整個構形系統得以鞏固和加强，爲後來今文字（隸書、楷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次，小篆書寫形式整齊劃一，筆劃不論横竪曲直，一律用粗細均匀的綫條。字的結體這樣一來，古文字中的象形會意字就被進一步抽象化、綫條化、規整化，從而也就更加符號化了。原有的“畫成其物”、“視而可識”的直觀表意功能繼金文之後進一步弱比，以至在許多字中已經完全消失。其三，小篆的結構上緊下鬆，垂脚拉長，端莊嚴謹，虚實疏密得當，從容勁健，有肅穆之態，章法上行列整齊，規矩和諧，這種整齊化一的肅穆風格與秦朝時代精神和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現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與現存秦碑按時間順序列出一表，以利對照與檢索。

　　上列碑中，芝罘刻石和東觀刻石現已不存，歷代也無拓本傳世。碣石刻石因海平面昇高而没於海中，估計在未被海水淹没前就已毁滅無存。下面只談尚存的四碑。

　　一、嶧山刻石。《史記》未載原文。所刻之石，唐時被火燒燬。有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鄭文寶依五代徐鉉本復刻的一石，高218厘米，寬84厘米，稱爲長安本，今存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碑陰有鄭文寶題記。《嶧山刻石》摹刻甚多，而此石筆畫略細而匀整，多用圓筆，字體呈方形，表現圓渾流麗之風格。

　　另有一石爲元代人所刻，又稱元摹嶧山秦篆碑。《鄒縣誌·古迹卷》記載：“宋元佑八年(1093年)，鄒令張文仲於北海王君向獲李斯小篆，刻諸廳嶧陰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縣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嘆是碑殘缺，恐致泯絶，乃命工礱石纂刻於其側。”此石原立於鄒縣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内，1973年移入啓聖殿内保存,現存於鄒城市博物館。刻石呈竪長方形，水成岩石質，四面刻字。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側面刊刻頌揚秦始皇功績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詔書。該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側面以行書刊刻跋語，記述摹刻經過。

　　嶧山刻石書體是小篆，傳説也是李斯的書法手迹。但是，《史記》等許多史料没有提及，歷代研究者對其真僞均未評定。鄭氏所刻字形圓轉流麗，筆畫細而匀整，字體呈方形，風韵已經與泰山刻石不同。故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説：“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

　　二、泰山刻石。又稱《封泰山碑》，刻石爲四面環刻，三面爲始皇詔，一面爲二世詔（二世詔刻於公元前209年）。此刻石原分爲兩部分：前半部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泰山時所刻，共144字；後半部爲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廣狹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個字，共222字。兩刻辭均爲李斯所書。

　　《泰山刻石》爲典型秦小篆，在書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遺緒，下開漢篆之先河，是中國古文字的最後階段。觀其書法，用筆似錐畫沙，勁如屈鐵，體態狹長，結構上緊下鬆，平穩端嚴，疏密匀停，雍容淵雅，有廟堂之概。唐張懷瓘則稱頌李斯的小篆是：“畫如鐵石，字若飛動”，“骨氣豐匀，方圓妙絶”，並非過譽。《泰山刻石》的篆書，世稱“玉筯篆”，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來習小篆者無不奉爲圭臬。

　　李斯泰山刻石矗立於泰山之巔碧霞祠西側。經過兩千多年的風雨滄桑，屢遭劫難，極富傳奇色彩。

　　漢代至隋唐罕有人提起，至宋代開始引起注意。據清道光八年（1882年）《泰安縣誌》載，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頂玉女池上，可認讀的有146字。宋真宗封禪泰山時，兖州太守獻出40字拓本。歐陽修好友江鄰幾任奉符縣令時，親臨岱頂尋訪此碑，尚存數十字。此後學者劉跂專程登岱考察，制成拓本，撰爲《秦篆譜》一書。歐陽修《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都有著録。傳宋拓本爲223字，後不知何時被毁壞。元拓本存50餘字。

　　明嘉靖年間，北京許某將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東廡，當時僅存二世詔書四行29字， 即“臣斯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現流傳29字拓本即出於此。

　　清干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於火，此石遂失。

　　嘉慶二十年（1815年），泰安舊尹蔣因培帶領同邑柴蘭皋在山頂玉女池中搜得殘石2塊，尚存10個字，“臣斯臣去疾昧死請矣臣”遂將殘碑嵌於大觀峰前東嶽廟墻外側之“讀碑亭”内。

　　道光十二年（1832年），東嶽廟墻坍塌，泰安知縣徐宗干“亟索殘石於瓦礫中”，囑道人劉傳業將殘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廟碑墻内，並寫跋記其經過。

　　光緒十六年（1890年）殘石被盗，縣令毛蜀雲大索十日，得石於泰城北關橋下。後重置於岱廟院内。

　　宣統二年（1910年）知縣俞慶瀾爲防刻石遭雨剥蝕，在岱廟環咏亭造石屋一所，將秦泰山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寫的序共三石嵌於石屋内，周圍加鐵栅欄保護。

　　1928年遷於岱廟東御座内，修築一座門式碑龕，將以上三石壘砌其中。建國後，於碑龕正面鑲裝玻璃保護。

　　秦泰安刻石歷代多有摹刻拓本，現存清聶劍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舊拓本29字兩塊刻石，均陳列於岱廟碑廊。1987年泰安市博物館復製秦刻石全文立於岱廟後寢宫。

　　《泰山刻石》以29字拓本，10字拓本較爲常見，傳世拓本當以明人無錫安國所藏宋拓本爲最早，計存165字，此藏本於昭和十五年（1940）七月一日，由中村不折氏（1866-1943）購自晚翠軒。另本存53字，亦流至日本，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書苑》，二玄社《書迹名品叢刊》等均有影印。

　　三、琅琊刻石。琅琊台史傳爲越王勾踐初建。同秦、晋、齊、楚等國君主在台上歃血盟誓，共同尊輔周室。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吴後，爲稱霸中原，從會稽遷都琅琊，並在城東南5公里的琅琊山上築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於前219年東巡郡縣，建造除函谷關外惟一的行宫——琅琊台行宫。西漢末，琅琊台毁於地震。明代萬曆年間在琅琊台頂修建海神廟和禮日亭，後廟、亭等俱毁。石刻原在山東諸城東南160裏山下，東南西三面環海。刻石文字係李斯手書小篆，宋蘇軾曾説：“文字之工，世亦莫及。”清楊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説：“嬴秦之迹，惟此巍然，雖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氣自在，信爲無上神品。”琅琊台刻石是最珍貴的文物了，因爲該刻石是最可信的秦代傳世石刻之一。據《山左金石志》載：“干隆間泰州宫懋讓知事見石裂，熔鐵束之，得以不頽。”清道光中，鐵箍散，碑石碎裂。知縣毛澂令人築建了一個亭子以覆蓋此碑。光緒廿六年四月前後一次大雷雨，將此石擊毁，散失四地。1921至1922年，王培裕前後兩次到琅琊台搜尋，將散碎石塊凑合，所幸傷損很少。後移置縣署，並題識得石始末，有孟昭鴻、柯昌泗等刻跋。《琅琊台刻石》，高129厘米，寬67.5厘米，厚37厘米。清初所傳拓本，只二世詔12行，凡84字。後阮元遣書佐至其地，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二字。今存原石本13行，86字，並原空一行，計14行。其碑歷經戰亂輾轉，解放後移置山東博物館。1959年移置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在琅琊台兩側的刻石是1994年復製的，爲熊伯齊先生篆書，分秦始皇《頌詩》和二世《詔書》兩部分，共計447字。 

　　四、會稽刻石。樹立於會稽鵝鼻山山頂（故鵝鼻山又名刻石山），刻石由李斯撰文並篆書，俗稱李斯碑。到宋以後，刻石就散佚了。元至正元年（1341），紹興路總管府推官申屠駉以家藏舊本摹勒，與徐鉉所摹繹山碑表裏相刻，置於府學宫之稽古閣（今紹興市稽山中學）。碑高230厘米，文小篆，與《史記》所載有數字不同。此刻在清康熙（1662-1722）年間又爲石工磨去。干隆五十七年（1792）知府李亨特囑錢泳以申屠氏本雙鈎上石，劉征刻，立於原處。有王氏話雨堂舊藏明拓本影印行世。其字迹横平竪直，布白整齊，筆力剛健，一絲不苟，端莊嚴謹，後世稱爲“玉箸”，奉爲小篆正宗。雖幾經摹刻，但猶存斯篆筆意。會稽刻石已傳至日本，光緒十一年(1885)，日人以高槻千葉藏雙鈎本，重刻於日本。光緒二十七年（1901）以錢泳本再翻刻於焦山。現藏在紹興文管處，碑高八尺七寸，寬四尺四寸，上刻篆書12行，每行14字，還有用隸書撰寫的題記三行，60字。

　　李斯的小篆，書法嚴謹渾厚，平穩端正；結構上緊下鬆，修長宛轉，疏密匀停，雍容淵雅，有廟堂之概。有的字左右對稱，横平竪直，外拙内巧。綫條圓健似鐵，愈圓愈方。歷代書論家對李斯小篆贊賞有加，如唐竇臮説：“斯之法也，馳妙思而變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滴溜，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貫緑林以直繩。”唐張懷瓘則稱頌：“畫如鐵石，字若飛動”，“骨氣豐匀，方圓妙絶”。元赫經贊道：“拳如釵股直如筋，曲鐵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勁益飛動，回視諸家肥更痴。”康有爲説：“秦分（即小篆）裁爲整齊，形體增長，蓋始變古矣。然《琅琊》秦書，茂密蒼深，當爲極則。”

　　李斯是先秦唯一可知姓名的書法大家，更是先秦小篆書體的第一人。他創造的小篆無論在文字史還是書法史上都佔據極爲重要的地位，他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所做的重要貢獻是無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