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爲《我們這一代》的出版寫個跋語吧！”在電話裏，在微信朋友圈裏，北京那邊的李剛同學交給我這項任務。

　　本書上編“回憶録”已有序跋，下編“作品選”亦有序言，“卷尾的這個跋語寫些什麽呢？”我獨自坐在電腦前沉思。

　　時值農曆七月，漢口暑氣蒸騰，夕照像一團火灼烤窗外公園的緑樹和遠處街市的樓宇。在這西天夕照與人生斜陽交相輝映的時光，我的思緒穿行在屬於我們這一代的厚重歲月。

　　我們是被“苦心志，勞筋骨”的一代，猶如孟子所謂“生於憂患”——在“三面紅旗”下，我們經歷舉國饑荒，竟至食不果腹；在 “文化革命”中，我們遭遇教育浩劫，率多上山下鄉。

　　我們也是“志於道，據於德”的一代，猶如《周易》所謂“君子以自强不息”——從《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旋律裏，我們感受到昂揚向上的鞭策，“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始終縈繞在我們的心頭。

　　感謝在中國政治舞台三落三起的小個子東方巨人鄧小平，是他在新時代的春天尚在母腹中躁動的時候“呼風唤雨”，爲“我們這一代”的横空出世提前發放了“準生证”。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消息：廢除實行了多年的“推薦上大學”，恢復中斷了11年的高校“招生考試”。同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當晚，全家人圍坐在煤油燈前談論即將到來的高考，親人們都很興奮，我更是興奮得難以入眠。”廣西欽州偏僻山區的“回鄉知青”林琳對秋天的這聲驚雷記憶深刻。

　　“我在1966年夏天就應該參加高考，偏何姗姗其來遲。這次機會對我來説，是最後一班車。”“老三届”趙譽泳説：“妻子近乎脅迫地要求猶豫中的我立即報考，特意從山區三綫軍工廠趕回武漢，幫我尋找復習資料，替我打理生活，爲我填寫各種報表，促我安心復習功課，希望我能趕上這趟末班車。”

　　剛滿20歲的楊厚蘭已經擔任湖北恩施山區民主村革命委員會主任，這位“革命幹部”的求學夢想也被唤醒了。“我勇敢地報了名，”他説：“但是，直到考試前的一周，我才請假開始復習。”

　　在北京遠郊“耗眼樑”（浩然筆下爲“浩雁樑”）插隊落户的知識青年張天文，當時正接受人民公社的政治審查，因爲“四五”運動時，她到天安門廣場悼念過周恩來總理。幸哉，“政治掛帥”的天在變了！闖過關隘，張天文如願報上了名，獲得參加高考的資格。

　　當年從11月28日到12月25日，高考的鐘聲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陸續敲響， 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葉相隔16個年歲左右的570多萬知識青年，組成史無前例的高考大軍，匯集到灑滿陽光的渡口。第二年早春，27.3萬莘莘學子登上了學海之舟，其中包括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的65位同學。

　　“冬天的考場，／早已播下／春天的陽光，／走過冬天，／迎春花綻放温馨的鵝黄。／回歸的燕子／銜來我的求學夢想，／清風絮語：啓航，啓航，／大江上／巨輪的汽笛已經拉響。”這是我走出山村登上東方紅號客輪前往武漢大學報到時的心境。

　　“東湖水碧，是我們遠航的起點；珞珈山青，是我們攀登的階梯。前進!向着偉大的2000！”在大學新生測試作文《春天》裏，自然之春、社會之春合奏出屬於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旋律。

　　歷史已經證明，我們這一代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從我們步入大學校園的那個春天開始，堅冰逐漸消融，清亮的雪水裹挾着冰凌和泥沙一路向前，冲破一道道封閉落後的鋼欄鐵閘。四年後的春天，我們走向國家分配的崗位，陽光燦爛的大地已經掀起改革開放的大潮。這股大潮，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過一浪，在我們人生的黄金歲月激盪不息。而我們在隨後36年的一切努力，一切作爲，毫無疑問地融入這個偉大的時代，成爲推動時代進步的水滴，或者浪花。

　　二

　　文學是我們這一代人，至少是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這一代人的宿命。“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典論·論文》的這段説教幾乎深入我們每個人的骨髓。

　　“剛剛在校舍裏放下行李没多久，在中文系黨委指示、輔導員韓德全老師具體指導下，一本油印的64頁校園刊物《珞珈山》就誕生了。同學們既是作者、又是讀者，編者也出自其中，65位同學組成了一個微型文學界。” 多年後，《珞珈山》編輯組成員張樺同學不無自豪地回憶道。

　　張樺等同學還串聯全國13所高校學生社團創辦了文藝習作刊物《這一代》。“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有什麽特别貢獻？——《這一代》，這唯一的一期，創刊號兼終刊號，由我們主編！”高伐林同學在《我們這一代》（2012年版）的序言中寫道：“在那個特殊年代出現的這件事所藴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這件事本身。被稱作‘天子驕子’的年輕人那種爲事業獻身的巨大熱忱，那種‘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社會責任感，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書生意氣，不正是昂揚進取的時代氣象中一道突出的風景麽？”

　　高伐林上大學前就有詩作發表，被譽爲“工人詩人”，上了大學，詩情油然噴涌，由《給我的老首長》、《給我的師傅》、《給您和我們大家》三首詩組成的《答——》，榮獲1979~1980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作品奬。高伐林先後出版多種詩集，既緊隨着時代的步伐，又具有鮮明的“表現自我”色彩。

　　葉鵬、趙譽泳等同學也在校園裏顯露詩人氣質。葉鵬的《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濃縮了那個年代文學青年在思想解放背景下爆出的思想火花。趙譽泳的《愛》大膽説出愛領袖，更愛妻子，因而在我們的“老八舍”引起了“香花”、“毒草”、“大白菜”的大討論。

　　“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發現大海”，詩人王家新同學説，這句當年抄在小本子上的格言一直激勵着他、温暖着他行走在文學的路上。在進入中國詩刊社直到1992年初登機飛往英國的那段時光，王家新的生命幾乎完全地融入詩歌。我們讀他的《我的八十年代》，可以瞭解他在“成爲一個詩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到了倫敦，他念念不忘在北京的那些日子，他寫道：“静默下來，中國北方的那些樹，高出於宫墻，仍在刻劃着我們的命運。”

　　畢業後進入出版界的張水舟同學執着地沿着文學的江河行走，并且發現了大海。“開始是寫詩，”他説：“在漫長的苦悶和失語之後，我放棄詩歌而轉向小説。”這一轉便一發而不可收，先是魔幻現實主義長篇小説《鬼窟》出版，陸續面世的還有長篇小説《凶年》、《瘋狂過後》。

　　由湖北省委宣傳部轉崗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王漢廣同學，退休之後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説《劍魂》三部曲和影視劇文本《西部風流》。

　　在美國馬裏蘭州的一處别墅裏，以“洋文”教學的沈睿同學一邊喝着咖啡，一邊寫着中文博客。於是，便有了隨筆集《假裝浪漫》和散文集《荒原上的芭蕾》。沈睿的叙述是散文式的，但她的筆下總有活動的人物，包括動物；總有發生的故事，包括自己的故事；總有活躍的思想，包括屬於她個人的女權主義。即使讀她的《走向女權主義》這篇被學院派認作“論文”的文章，一直伴隨讀者的也有一個人與一群人的身影，其中的那“一個”就是沈睿。

　　最近幾十年，文學强力介入影視。在影視界，張冀平、吴兆龍兩位同學分别是玩電影和玩電視劇的“大腕”。

　　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的張冀平導演了《情迷黄絲帶》、《春分雷雨夜》、《大敵當前》、《草原之歌》、《被水浸濕的翅膀》、《逆水而行》等電影作品，創作的電影劇本有22部投入拍攝，代表作品有：大型戰争故事片《南京大屠殺》；大型歷史故事片《英雄鄭成功》；國慶50週年大型獻禮故事片《國歌》。

　　吴兆龍玩電視是半路出家。第一次跳槽到《中國電視報》當編輯，心有不甘，最終如願調到央視影視部，參與審看電視劇和劇本，年復一年，也就“觀千劍而後識器”。他1999年抓拍的《雍正王朝》和《牽手》名噪一時。隨後與幾個自命不凡的同道策劃《走向共和》，磨礪四年，艱難問世。“做一部能留下來的作品，享受一段創作過程，獲得一次話語權，滿足一點成就感。這是我工作的樂趣。”晚生請教電視劇創作方法時，吴兆龍怡然自得地説。

　　三

　　循着《我們這一代》紀實作品的軌迹，讀者可以走進我們所處的被稱作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本輯開篇的《大國之思》僅是陳晋同學系列“紅色撰稿”的一個章節。早在1993、1997、1998，中央電視台就隆重推出他名列總撰稿的三部領袖片《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其後，他的“涉電”作品開始轉入對社會、對時代的觀察和思考，《改革開放20年》（1998）、《新中國》（1999）、《使命》（2001）、《世紀宣言》（2002）、《走進新時期》（2002）、《世紀小平》（2004）、《大國崛起》（2006）……這些大型電視系列節目，既是文獻片，也是政論片，更是爲中國發展、進步推波助瀾的宣傳大片。 

　　我們這一代爲我們的時代推波助瀾是一種文化自覺。1989年3月18日到1996年5月4日，中央電視台每天播出一集王橋英同學擔任總制片人的《神州風采》，七年多時間，2400多集，《神州風采》的内容匯集起來，就是一部當代中國的袖珍百科全書，許多中小學把它列爲國情教育的重要教材。

　　在央視科教中心工作的劉少安同學一度做起了“孩子王”，在人們稱贊鞠萍姐姐的同時，也應該想起幕後的這位“少爺”，尤其是不應忘記他操辦的國際、國内“大專辯論賽”。這些賽事已成爲中國新時代的重要文化表征。

　　在北京工作的同學中，謝湘從英姿勃發到老成持重，一直堅守在青年事業的崗位上，全力參與《中國青年報》“這本大書”的寫作。她既有率隊在長江一綫抗洪的驚險經歷，也有在非典時期深入學校、科研單位采訪的執著勇敢；既有與騙人錢財的“中國第一月嫂”打官司大獲全勝的記録；也有將湖北工業大學騙取湖北科學進步一等奬的醜聞公之於衆的壯舉……她説：“一位外國著名探險家曾這樣解釋自己的登山動機：因爲山在那裏。記者也是同樣，每當各種各樣的自然灾難、社會灾害發生，我們的第一選擇就是拼命向前，因爲新聞在那裏。”

　　在新聞戰綫工作的同學與謝湘的職業生涯類似。像《長江日報》的柯青，《十堰晚報》的杜華，《現代世界警察》雜誌社的方玲，武漢廣播電視台的趙譽泳、王星和筆者，我們與新時代同行，爲新時代謳歌，一篇篇新聞作品集合起來，足以成爲所處時代歷史册頁的注脚。其中也有鴻篇巨製，比如，武漢電視團隊1999年完成的大型歷史文獻片《共和國科學檔案》，就是一部新中國科學事業艱難跋涉的電視史詩。

　　我們走進的這個新時代，思想解放是一個重要標誌，而思想解放毫無疑問地爲媒體人營造了寬鬆的政治生態，並使之得以踐行“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職業精神。一度活躍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後來創辦艾迪爾廣告公司的張樺同學以一篇報告文學《京華建築沉思録》確立了他在新聞和文學兩界的地位，今日北京重視對古建築的保護，有他的一份功勞。先在《長江日報》社工作，隨後跳槽湖北省公安廳《警笛》雜誌的丁興國同學也將新聞和文學兩支筆並舉，一篇篇通訊、報告文學匡扶正義，爲民請命。在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吴江南同學兼職《中國檢察報》雲南記者站站長多年，不僅披露許多大案内幕，還編導了《跨國追逃》等以真實案件爲題材的電視劇。林秀珍同學是《健康報》的名記，她的作品多係國計民生，如，《器官移植尚需法律保障》（2002），呼吁破解醫療難題；《如何解開醫療之“結”》（2004），爲解决醫患糾紛支招……

　　媒體人是時代的影子，採製撰寫的作品爲時代存真。我們的同學在這條戰綫，既記録、鼓吹，也思考、追問，並用五顔六色的彩筆，書寫各自的人生。

　　四

　　如果將《我們這一代》喻爲一個文化的基座，那麽，在這個基座上，層層叠叠壘砌的則是一座蔚爲壯觀的書山。

　　編輯《我們這一代》的日子，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於可訓給天南地北的每位同學贈送了一套新鮮出爐的約400萬字10卷本文集。這位當代中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與文藝理論家，在文學評論領域，著有《小説的新變》、《批評的視界》、《新詩史論與小説批評》等；在新詩研究領域，著有《新詩體藝術論》、《當代詩學》等。他的學術論文對中國文學趨向的準確判斷讓業界信服，爲引領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方向竪起了一面旗幟。

　　也是在編輯《我們這一代》期間，陳文新教授的新著《明清小説名著導讀》（第三版）、《四大名著應該這樣讀》分别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此前，他完成了近170萬字的鴻篇巨著《古典文學論著四種》，這四種著述分别是：《文言小説審美發展史》、《傳統小説與小説傳統》、《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由他擔任總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上自周秦，下至當代，18卷1400萬字，歷時六年編纂完成。

　　陳順智和張杰同學皆爲武漢大學文學院的棟樑。陳順智出版有《魏晋玄學與六朝文學》、《劉長卿詩歌透視》、《魏晋南北朝詩學》、《東晋玄言詩派研究》及譯著《中國文學史》、《中國詩史》等18種，共計三百餘萬字。其中，《魏晋玄學與六朝文學》被學術界認爲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運用文化學的批評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標誌性的學術成果”之一。張杰在文藝學研究方面亦從大文化着眼。他的《後創作論》對文學個體接受中的審美創造問題進行了深度研究。《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在廣泛吸收中西學術研究成果的同時，提出了有關中國傳統詩學闡釋的新觀點、新思路，“展示出一種大格局和大氣象”。

　　我們這一代曾經泛舟的學海，如今掀起了我們的蔚藍浪花。在武大文學院擔綱國學研究和教學的盧烈紅夫子，畢業後一直埋頭於故紙堆中。從北大拿到博士學位本可以到國家語委工作，但他毅然回到珞珈山，繼續他的“章黄”事業。“章黄”指國學大師章太炎、黄侃，他們對經籍“上探語源，下明流變”，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學術流派。在我們國立武漢大學，黄侃傳劉博平，劉博平與黄侃的堂侄黄焯同列中文系的“五老”之一，盧烈紅有幸接近黄焯，耳濡目染，獲得真傳。他的《〈古尊宿語要〉代詞助詞研究》、《訓詁與語法叢談》、《古漢語研究叢札》等著作繼承和發展了“章黄”學派。

　　在南京，方曉紅同學貢獻的《大衆傳媒與農村》，以確鑿的、詳盡的數據顯示了蘇南農村和大衆傳媒的互動關係，以扎實的理論功底對數據進行梳理、詮解，提出了許多精到的真知灼見。她的另一部著作《晚清小説與晚清報刊發展關係研究》，展開了多維度（報刊、市場、小説）研究傳統媒體生存與發展的視界。

　　在成都，曾經自嘆“哲學夢殘珞珈山”的張立偉同學，潜心研究文化學、公共關係學，近年一頭扎進新聞傳播學中，推出了與四川省社科院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頭衔相適的大書《傳媒競争法則與工具》。

　　從事教學和理論研究的同學還有：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羅小東、中南民族大學的劉海清、葉緒民、長江大學的王三峽、湖北省作家協會的熊輝、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的蔡靖泉以及在多所大學任過教的李運摶，他們都在各自耕耘的領域收穫豐碩的成果。蔡靖泉著有《楚文化流變史》、《楚文學史》；李運摶有專著《中國當代小説世界面面觀》、《中國當代小説50年》、《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化旅程》、《追踪與批評》、《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60年》……

　　《中庸》論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象牙塔中的同學持之以恒地攀登在書山，劈波在學海，可謂得到了“道”的真諦。

　　五

　　《我們這一代》不是一部純粹的文學和學術作品匯編，盡管上編的回憶録不時閃出文學的虹光，但大多烙上了作者的生命印記，這些印記與附着在文章之後的自傳、簡歷或自述一起集合成了我們所處時代的截面；即使下編的精品力作，也無不以它獨特的韵律合成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交響。

　　因此我想，文章裏打造的人生屬於“經國之大業”，人生中書寫的文章何嘗不能成爲“不朽之盛事”？

　　畢業分配到北京廣播學院的劉傳鐵同學當時不會想到，36年後會出任湖北省人大常委會科教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傳鐵轉崗的第一步是留學日本創價大學，回到母校任教；第二步是攻讀經濟管理博士學位，擔任武大研究生院副院長；第三步是掛職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此後，歷任武漢市外事辦公室、武漢市漢陽區、武漢東湖生態旅遊風景區、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主官，爾後出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湖北省科技廳廳長、教育廳廳長。

　　職務的昇遷只是表象，每一次晋昇對從政者來説，都需要職前充足的知識準備並接受德、能、勤、績的考核，履職後的創新精神，並創造出優异的工作業績。

　　“老大哥”王慶存分配到中宣部後，很少抛頭露面。2000年4月21日，在21世紀中國互聯網大會上，他以國務院新聞辦三局副局長、網絡新聞管理局負責人身份宣示國家支持和重視網絡信息傳播的態度。他説，對於中國的網絡新聞傳播事業，這是一個年輕的事業，年輕曾經是幼稚，但是幼稚之後是成熟，正因爲幼稚所以才充滿希望。 此後，王慶存圍遶中國網絡事業管理和發展頻頻發出指示。自2003年起，他在諸多場合發言，官方介紹其職務是國務院新聞辦巡視員。

　　 張天明同學畢業後在湖南出版界耕雲播雨，不僅獲得了一系列紙質出版物的成功，而且善於用産業的規則經營文化，用文化的情懷發展産業。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任上，張天明傾力籌建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開創了中國傳統出版業大手筆進軍數字出版的新局面。

　　本書上册輯録的“大舞台”中的作品也可以佐证筆者對人生這篇大文章的認識。

　　《“老堅决”援藏記》是張强同學對1988年10月到1990年底援藏生活的回憶。在湖北省外辦工作的張强依然是學校裏的那個“老堅决”，不過，援藏期間他變成了歷經磨難的“强巴”。當他準備安下心來好好在西藏工作幾年的時候，却不料身體發生病變。他説：“我當時一下像跌進了冰川深谷，突然想起了我援藏前英年早逝的同學陳忠。陳忠走了，看來輪到我强巴去陪他了。”帶着遺憾，張强一步三回首地離開拉薩，離開這個一輩子讓他魂牽夢縈的地方。

　　李剛同學在國家教育部坐了近10年機關。1991年選擇下海經商，創建過文化市場研究所，參與籌建我國第一家藝術品拍賣公司和中國第一家國際期貨公司。8年後，又到一家央企搞困難國企的“整改”。《糾結的困難央企》便是他在這一時期的觀察與思考。

　　劉躍先同學大學畢業考入北京。《難忘的接見》記録了胡耀邦總書記接見他們中央黨校理論部研究生的一幕。他寫道：“當時還是一腔熱血的青年學子的我們，聽到黨的最高領袖的一番諄諄囑托，似乎恨不得即刻發鐵誓、立血書，爲振興中華灑盡最後一滴血。”

　　《維也納金色大廳逥盪中華音符》是中國唱片總公司李聰輝同學對2002年策劃組織“維也納中國新春音樂會”的全程記録。“音樂會始終在熱烈的掌聲中進行，富有濃郁民族特色的中國音樂和奥地利藝術家的精湛技藝折服和震撼了全場的觀衆。”李聰輝寫道：“回國後，中央領導在我們的匯報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把這個舉措當作‘文化走出去’的一個典型。”

　　李棟同學的《文人也有致富經》介紹了他下海淘金的過程和致富的經驗。大學畢業，李棟先後到武漢人大常委會政策研究室和深圳市政府辦公廳工作。1989年在深圳下海經商辦民企，做進出口貿易和開廠生産家用紡織品，業餘炒股、炒樓，炒成了一個富翁。他説：“我們這一代，最值得回憶的、最值得驕傲的就是親身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由貧窮到富裕或小康的30多年過程。我們很幸運得到了時代給予的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和許多人一樣，積極把握住了這個機會。”

　　與李棟一樣下海的還有張樺、張安東、楊可鳴等同學，以及入校不久轉到數學係的徐傳毅同學。從他們的身上，我們不難看到，社會多了一些企業家，少了一些文學家；多了幾個實業家，少了幾個教育家。但這些企業家、實業家不正是我們的時代緊缺的麽？

　　六

　　關於《我們這一代》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前述1979年的《這一代》，但那只是一本創刊號兼終結號的文藝習作刊物。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一代》與《這一代》有着千絲萬縷的血脈聯繫，或如謝湘同學所説：“曾經從我們手中誕生的《這一代》，好比是我們中文系77級同學身上永遠不可能抹掉的一塊胎記。”

　　這塊胎記從出生到現在，經歷了無數個時光的洗禮。

　　高伐林同學回憶，30多年前，有次到中文系研究生宿舍聊天，78級研究生易中天念了曾卓的一首短詩：“當我年輕的時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爾抬頭遥望六十歲，／像遥望一個遠在异國的港口。／經歷了狂風暴雨，驚濤駭浪／而今我到達了，／有時回頭遥望我年輕的時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霧中的故鄉。”高伐林説，那時的我，離“六十歲”還很遥遠，難以透徹理解詩人的心理内涵，但是，“而今我到達了”，當我們回頭遥望我們的青春年華，遥望珞珈山的櫻花桂樹，方才真切地品嚐到“遥望迷失在烟霧中的故鄉”的滋味。

　　2011年武大櫻花爛漫開放的時候，部分同學珞珈小聚，酒過三巡，胡曉暉唱起旭日陽剛彈着吉他演唱的那首《春天裏》：“凝視着此刻爛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時温暖的模樣……”唱着唱着，他的眼圈紅了，在場同學無不動容。

　　然而，已經越過、到達、臨近60歲的我們這一代，依然秉持着武漢大學“自强弘毅 求是拓新”的校訓。就在那次小聚後不久，胡曉暉飛赴彩雲之南，征服哈巴雪山，在“金子的花朵”（“哈巴”的納西語意）之上，竪起“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我們這一代全體在此”的銘牌。

　　“我們這一代全體在此”，全體伫立在這座高聳的雪峰之上！胡曉暉的攀登壯舉，爲我們2012年的畢業30週年紀念留下了深刻印記。另一個深刻印記由李剛、謝湘等同學策劃組織，那年暑期，一本自撰、自編、自印的《我們這一代》(回憶録)悄然問世。這是我們第一次對過去時光的集體回望，也是我們對各自人生的階段小結。

　　從2012到2018，這六年的光景，時代在進步，我們也在進步。

　　——在歷練時空，胡曉暉的AT之旅風雨兼程，張安東的滑板之技穩健提速，楊可鳴的冲浪英姿亮相澳洲，劉晨鋒的大江横渡雄風猶在……

　　——在文藝園地，葉緒民的書法俊逸隽永，劉海清的篆刻爐火純青，熊輝、趙譽泳的繪畫馬嘯鳳鳴，張天明、李剛的攝影光影合卺……

　　——在學術領域，教授們的春華化作滿園果實，博導們的夏彩染成漫山紅葉，衆多學問家臻於練達，他們的理論與哲思直扺真諦的彼岸……

　　所有這些無不表明，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説，天增歲月，只意味年輪圓滿；回頭遥望，正思量推陳出新。

　　當時光的指針轉至2018年春夏之交，李剛、高伐林等同學運籌於網絡，他們在“武大郎齊齊集”微信群發出倡議：“正式出版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生面貌、學識水平、社會貢獻的大書《我們這一代》。” 

　　“我們入校以來的40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陳晋、謝湘等同學高屋建瓴，他們認爲，“這一代”的記憶也是國家記憶。改革開放這條道路塑造了我們，我們也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現在大家看到的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我們這一代》，較好地體現了倡議者的編輯初衷和策劃者的主旨創意。它向讀者呈獻的，不僅是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65位同學的生動存在，而且力圖展示每一個“存在”的智慧密碼和行爲範式；它要告訴讀者的，不僅是這一代如何走在人生的和社會的大道上，而且希望實证“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的辯證統一。

　　作爲這一代的一個分子和《我們這一代》的一名編輯，我還想補充一個心願——誠摯邀約讀者諸君沿着本書80多萬文字鋪成的路徑，登臨“高岩之峭岸”，放眼火熱的時代；躍上“雌霓之標顛”，眺望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上所叙，皆由心生。情長詞短，聊以爲跋。

　　2018年大暑擬稿，重陽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