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日電（作者　汪毅夫）1895年，清廷被迫同日本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簽訂於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馬關條約》之第十一款設定，批準换約時間爲1895年四月十四日（5.8）。從這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開始，我要講述如下重要的史實：

　　1.《馬關條約》之第五款設定“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準互换後兩個月内交接清楚”，即1895年四月十四日（5.8）後“兩個月内”而不是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後“兩個月内”。可恨那日本侵略者掠我土地，連片刻也不肯等待！在日據台灣的50年裏，日據當局乃以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後兩個月的6.17爲其在台灣的“始政紀念日”（台灣人民稱之爲“耻政紀念日”）。

　　2.《馬關條約》之第五款設定：（自批準换約起）“限兩年之内，日本準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買所有産業，退在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迂徙者，酌宜視爲日本臣民”。這就是説，1895年四月十四日（5.8）後兩年的1897年5月8日是“台民去留”的最後期限，逾期仍留居台灣的中國人即被動地失去中國國籍、被動地取得日本國籍。這是割地條款背後的棄民條款，是清廷在日人脅迫下所犯的又一宗大罪，也是台灣人民特殊的歷史遭遇。

　　3.在1895年三月二十三月（4.17）簽約之後、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换約之前，在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黄宗鼎、羅秀惠取得在京任職的台灣進士李清琦、葉題雁“印結”，於四月二日聯名上書，稱“台民忠勇可用”，吁請朝廷萬勿割地棄民。據康有爲《康南海先生自訂年譜》，他親見“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的情形，“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鬆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書萬言書（按，即康有爲《上清帝第二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另據《康有爲全集》所收“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公車上書記》，四月八日有清廷已“用璽”即蓋章準約的消息傳來，“議遂中寢”。康有爲發起“公車上書”乃受台灣舉人的上書，或者説台灣的公車上書（公車是舉人的代稱）之啓發，但未及如台灣的公車上書一樣走上街頭也。

　　4.《馬關條約》之第十款設定，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批準换約日起“按兵息戰”。實際上，從簽約之日的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起，清軍已棄陣息兵。有教科書説“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中日戰争結束”，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看到的重要史實是，簽約後，台灣義軍起而備戰、應戰，武裝反抗日軍入侵，直至當年九月三日台灣全島淪陷。台灣義軍將中日戰争延長了5個月又10天。

　　5.《馬關條約》之第五款爲賠款條款，設定自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批準换約後6個月、12個月各付款五千萬兩庫平銀，其餘一億兩遞年於2年内、3年内、4年内、5年内、6年内交清。然而，在簽約以後乃至换約以後，由於俄、德、法的干預，日皇宣佈“接受三國忠告，放棄遼東永久佔領權”，並要求清廷爲此賠償三千萬兩。帝國主義列强在中國土地上争奪利益，其結局却是要受害的中國賠償，這真是“吃人喫透透”（閩南語，欺人太甚也）！憑着一紙不平等條約，日人向中國勒索了兩億三千萬白花花的銀兩。

　　6.《約》之第二款設定，有關讓與地方的勘界應於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换約後“一年竣事”。但在1895年之前，日人已完成台灣地圖的測繪，爲其掠地行徑提早做了準備。

　　講述上記史實，吾人痛心疾首，不覺泪下。《馬關條約》是中國的國耻，是中國人愛國主義教育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