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9日電（作者　汪毅夫）韓策《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版）是一本學術含量很高的好書。該書描述和論述清末“科舉改制”的詳情和“最後的進士”即癸卯（1903）、甲辰（1904）兩科進士的概况，讀來真是增廣知識。韓策在書中寫道：“兩科貢士中的絶大多數隨後通過殿試成爲進士。因此，對於癸卯、甲辰兩科進士而言，許多人既是鄉試同年，又是會試同年。不少人雖然分爲癸卯進士和甲辰進士，但又係鄉試同年。加以變通新進士章程，癸卯、甲辰兩科中諸多進士接着在京師大學堂進士館學習法政、理財等‘新學’，因此又兼了同學之誼。這種過渡時代所兼具的科舉同年和學堂同學關係，在隨後的清末民國時期，成了癸卯、甲辰進士聚合共事、發起結社與維係認同的基礎。”應該説，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前的“科舉改制”是正當而切實的，對社會是利好的。“科舉改制”後的癸卯、甲辰兩科進士成了以“最後的進士”爲名的歷史文化人群，他們在歷史上、文化上發生了影響。

　　《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讓我聯想起恢復高考制度後的77、78、79級所謂“新三届”的大學生。1977年恢復的高考制度實際上是做了改革的制度，它對社會發出的利好、在歷史上産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恢復高考制度後的“新三届”在本科學習，有些人還在讀研階段多有交集，彼此認同，畢業後又有很多合作，是改革開放40年裏的受益者和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群。恢復高考制度與“新三届”，也是值得描述和論述的課題。有趣的是，韓策在《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　之“後記”裏提到的“父執輩”的師尊裏，就有“新三届”。他也有意無意地聯繫及於“新三届”。

　　附帶言之，癸卯進士汪春源是台灣歷史上最後一個進士，他的曾孫有5人是“新三届”，其中有1人在福建師大中文系77級同甲辰貢士吴增的曾孫有同學之誼。這也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