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1日電（作者　汪毅夫）推動學術進步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本院（厦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全體師生的共同志願。

　　各位已經從講座的海報上知道，我歷任上山下鄉人員、郵遞員、學員、教員、研究員、公務員和退休人員。從研究員、公務員到退休人員，是我參加台灣研究和對台工作的簡歷。從研究員到公務員似乎是“學而優則仕”的轉型，其實不然。作爲學者，我從來是“學而憂”的人：一是憂愁的憂，學術成績堪憂，這好比學生功課掛科，怎一個憂字了得；另一是憂思之憂，對兩岸關係存在的問題，吾人念兹在兹、憂之思之。作爲“仕”、作爲官員，我並不曾棄“學”，不曾放棄學術研究，及至今天退休了，學術界仍然認得我、容得我，感愧之餘自然是感恩而滿心喜樂！我從事台灣研究和對台工作的簡歷略可分爲三個時段，都同士和人的組合有關。一是“士人與人士”。1987年11月，我調任福建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從事台灣研究。1991年晋昇副研究員，1994年破格晋昇研究員。從1990年至1997年，有7種學術著作出版。這是作爲學者、作爲士人的情况。另一方面，從1992年起擔任兼職和專職、副職和正職的社會職務，是認真履職的愛國民主人士。二是“仕亦士人”。1998年1月，我走上從政之路，在多個崗位上工作了20餘年，直至2018年8月退休。這20餘年的工作主要是對台工作，這20餘年有10部台灣研究著作出版。這是當官不棄學、仕亦士人的時段。三是“致仕不休學”（致仕是退休的意思）。從2017年11月開始卸任、2018年8月正式退休以來，我幾乎每天寫一篇學術隨筆，其中250篇已結集爲《話説兩岸》。推動學術進步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是我一生的志業，退休後我的忠誠和熱忱不曾稍减。

　　現在談談我幸遇的老師和不希望看到的反面教員。1990年，厦門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孔立教授的《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和劉進慶教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陳孔立教授在書後明確説明，這是一本用唯物史觀研究台灣歷史的著作；劉進慶教授則在書前間接表示，他的書乃是用馬克思理論來研究台灣經濟。這兩本書、這兩位老師教會我在學術上走正道、在政治上對歷史和未來負責任。我另曾見某些學者因政治偏見導致學術傾斜、自毁形象的事例，也曾聽某些學者極左、極右或形左實右，有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言論。他們不走正道、不負責任，是我的反面教員。作爲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我們應該堅持正確的方向和方法，維護和維持事業的進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