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8日電（作者　汪毅夫）1895年，日人入據台灣，台灣史上的日據時期從此開始。可以肯定地説，日據台灣當局（以下簡稱日據當局）推行的“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就是“去中國化”；同時又必須肯定地説，日據當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始於1937年，但它推行“去中國化”從1895年就開始了。當然，它在1937年以後加大力道，有如抽瘋似的一陣緊過一陣。1937年10月，日據當局森岡總務長官在講話裏説：“爲使本島（按，指台灣）人與内地（按，指日本）人無所差异，實質上需要具備皇道精神，俾使對事物之看法與内地人趨於一致。又在形式上，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形能與内地人相同，始能謂已完全日本化。”森岡的講話，是對1895年至1937年主要“在形式上”推行的“内地化”的階段性評估，又是進一步着重從“精神”和“實質”、從“皇道精神”、從“對事物之看法”的“日本化”來推行皇民化運動的總體動員。他説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的實質當然就是“去中國化”。森岡的講話收録於《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裏，在台灣傳佈很廣，影響很大。爲了發言的方便，我將日據時期“從語言開始”的“去中國化”概括爲6點簡而言之。

　　1.日本話／中國話

　　本來，學日語和學任何一門語言一樣，不關政治半毛錢。但是，日據當局將台灣當作“新領地”，將日語當作“國語”，强制台灣人民學習日語，并且逐步限制和禁止漢語教學，這就是侵略行爲了。台灣著名詩人和學人洪棄生日據時期曾以開館授徒、教習漢文爲業，在日人限令和禁今之下無法生存，他在給友人的信裏説：“今則時遷地易，九儒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讀書（按，指漢語文教學）爲無職業之人，載之户籍，明用稽查，今且懸之禁令。”日據當局限制並進而禁止漢語文教學的情形可見矣。

　　2.日本籍／中國籍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據當局於1896年8月20日發佈《有關台灣住民之國民身份令》，重申至1897年5月8日以前“未離開台灣總督府管轄之區域以外之台灣住民，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一項，爲日本國臣民。但遭台灣總督府否認者不在此限”。據此，1897年5月8日仍留在台灣的台灣人民就被動加入日本籍、被動喪失中國籍。我曾見彰化吴姓某家的户籍謄本，從中可以看到日據當局將日據前的1864年（清同治三年）也改爲日本年號“元治元年”，仿佛其時的台灣住民也是“日本國臣民”，囂張至極。

　　　3.日本姓名／中國姓名

　　從1937年起，日據當局連續三年强制規定台灣新生兒必須取日本姓名，禁取中國姓名，並於1940年2月11日起實施《改姓名條例》。對此，台灣人民進行種種“軟反抗”。例如，我曾見南投陳姓某家的户籍謄本。這户人家采用“女改男不改”的軟對抗，女性成員陳娜美改名爲陳娜美子，戰後又回復中國姓名。男性成員則一律不改姓也不改名。

　　4.日本神社／中國寺廟

　　在風俗方面容我舉例言之。日據當局在台灣各地建日本神社，同時發動“寺廟神昇天”、“寺廟整理”，妄圖禁毁中國寺廟，禁止台灣人民拜中國神明。

　　5.日本年號／中國年號，新歷／農曆

　　在習慣方面亦容我舉例而言之。日據當局從入據台灣始，在台灣採日本年號明治、大正和昭和，禁中國年號光緒、宣統龢民國，同時用新歷、廢農曆。應該認爲，用新歷不足詬病，但採日本年號、禁中國年號、廢農曆均屬於文化侵咯行爲，其中廢農曆屬於習慣上的“去中國化”。農曆合於農事，也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使用農曆是中國人千百年的習慣。因應日據當局廢農曆給台灣人民造成的不便，福建泉州繼成堂每年編印“專售台灣”的通書，即新歷和農曆對照的曆書。

　　6.皇道精神／中國意識

　　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終極目標是使台灣人民具備“皇道精神”，使台灣人分離於中國人。“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人效忠天皇，“對事物之看法”包括對戰争的看法也須與日本軍國主義“趨於一致”。受此毒害，有人淪爲台灣“皇民”。戰争時期，日據當局征收台灣人當軍屬（軍隊雇員，如翻譯、護理）和軍夫；其後又在台灣實行陸軍志願兵制和海軍志願兵制，征收台灣人入伍，甚至加入自殺性攻擊的“神風特攻隊”。1941年，收容於貴州鎮遠“和平村”（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台籍日本兵”林婉仲在覺悟後致信台灣義勇隊稱：“日閥”欺騙他們，送他們上戰場，讓他們“毫無意識地慘戮祖國的同胞”。

　　在台灣，由日據當局肇其端的“去中國化”至今已有120餘年的歷史，它經歷了正、反、合三個波段。日據當局策動的是第一波（1895—1945），繼之而起的是兩蔣派遣和親率的國民黨團隊推動的第二波（1945—1988），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操弄的是第三波（1988—今）。時至今日，“去中國化”至於極矣，亦將止於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