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5日電（作者　汪毅夫）讀研究生時，我做過導師俞元桂教授布置的作業《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撮要》。這一番近於“竭澤而漁”的功夫是一次嚴格的學術訓練。作業（10餘萬字）不曾保留下來，而所記諸家之説却給我很深的印象。

　　舉例言之。記得讀本科時，老師和教科書上講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開頭便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及讀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杰成印書局1933年9月版），始知不當將文言、白話問題説成是非之争。王哲甫説：“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有一般人以爲白話文便是新文學，文言文便是舊文學；他們以爲凡是用白話文做的文章，不論是詩歌、戲曲、小説、散文等，都是新文學，活文學；反之，凡是用文言文做的文章，便是舊文學，死文學了。却不知道白話文的作品中，固然有許多是可以稱做新文學的，然而不一定是新文學，活文學。我們能把《九尾龜》一類白話小説稱做新文學麽？我們能把上海的蝴蝶派的艷詞麗語的小説稱做新文學麽？當然不能，因爲這些小説雖然是用白話寫的，却絲毫没有文學的價值。只可供報紙上補白罷了，因力白話文固然是新文學表情達意的工具，但必須有優美的思想、情感、想象爲它的内容，方可爲美妙的作品。反過來説，文言文的作品，也未必全是舊文學，死文學，我們能説林（紓字琴南）譯的《茶花女遺事》是舊文學，死文學麽？我們讀了沈復的《浮生六記》、賀雙卿的《雪壓軒詞集》，能不爲它們凄楚的情緒所感動麽？你既然不能不爲它們所感動，那麽它們便不是舊文學，死文學。”接近和接受王哲甫的影響，我在寫作《語言的轉换與文學的進程——關於台灣現代文學的一種解説》（收拙著《閩台區域社會研究》，鷺江出版社2004年3月版）時，尖鋭地指出：“有台灣現代文學史論著對台灣現代作家吴濁流的文言作品一概未予採認，對其日語作品則一概將譯文當作原作、將譯者的國語（白話）譯作當作作者的國語（白話）作品來解讀。我們可以就此設問和設想，假若台灣現代文學作品在寫作用語的採認標準是國語（白話），文言不是國語（白話），文言作品固然不予採認；但日語也不是國語（白話），日語作品爲什麽得到採認？假若日語作品的譯者也如吾閩先賢嚴復、林紓一般將原作譯爲文言而不是國語（白話），譯者又將如何措置？另有語言學研究論文，將吴濁流作品之譯文當作原作，從1971年的國語（白話）譯文裏取证説明作品作年（1948）的語言現象”，並對日據台灣時期“堅持用文言寫作”的台灣現代作家群（包括洪棄生、連横等）予肯定的評價。

　　近讀茅家琦等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鷺江出版2005年1月版），見書中所引《吴國楨口述回憶》提及“王哲甫案”。該案政治受難人王哲甫是否即早年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的王哲甫呢？心中係念，知者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