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6日電（作者　汪毅夫）我曾見西川滿編的《台灣文學集》（圖一、圖二）。該書收西川滿等日本作家和周金波等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分爲評論、隨筆、民俗、詩和小説5類）31篇（包括詩歌裏的“他一篇”即另一章），日本大阪屋號書店1942年8月版。全書裝幀精美，作爲日據台灣時期的文學貴族，西川滿編、寫的書總是穿着貴族的華麗外套。

　　記得近20年前，有個學生告訴我，他在碩士生階段做的是西川滿研究。我第一句話便是告訴他，西川滿等日本作家在台灣創作的文學作品一概不屬台灣文學的範疇。在日據時期，西川滿等衆多的日本人是依據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進入台灣的非法居住者。西川滿等人或出於政治需要，或由於文學愛好，執業成了作家。他們的作品是好是孬，完全不關台灣文學一毛錢。這是研究者必須有的認知。另一方面，作爲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背景或者説時代陰影，日本作家在台灣的文學活動又是台灣文學史研究不當忽略的部分。西川滿是日據台灣當局的“御用文學家”，是“日本文學家報國會台灣支部”理事長、“台灣文學奉公會”理事，又是台灣“皇民文學”的指導者。西川滿編的《台灣文學集》裏，周金波的《志願兵》就是台灣“皇民文學”的代表作。日人在台實行“志願兵”制始於1941年6月，1941年9月周金波即發表《志願兵》予以熱烈響應。《志願兵》表彰了張明貴和高進六（高峰進六）在外型，也在精神上“皇民化”的努力。西川滿在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上是作爲陰影、作爲背景而存在的，對西川滿的研究應該是批判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