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6日電（作者　汪毅夫）近有台灣學界友人垂問科舉制度史研究的兩個問題，兹奉答如下：1.關於“應試時少填一歲”。30年前，我在福建省圖書館發現，清代咸豐年間任台灣府學訓導的福州舉人劉家謀的科舉齒録，並據齒録報告其生年爲“嘉慶乙亥”即1815年（見汪毅夫：《台灣近代文學叢稿》第170頁，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及讀清人朱壽彭《安平康樂室隨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1頁），始知“應試時少填一歲”是南宋《登科録》已有的“俗例”，以及古人“墓誌傳狀，於生卒年最宜詳考”的教訓。劉家謀生年應是嘉慶甲戌即1814年，而不是其齒録上寫的嘉慶乙亥（1815）。我又見台灣舉人黄宗鼎齒録記其生年爲同治乙醜（1865），則知其生年當爲同治甲子（1864）。我另有一個佐证，黄宗鼎題其父黄笏山畫記有“光緒乙酉，先府君任廣西宣化縣，餘隨侍署中，時年十二”。光緒乙酉爲1875年，黄宗鼎自稱“時年十二”即11周歲，則其生年當爲同治甲子即1864年也。

　　2.關於應試時填寫户籍或鄉貫。古人籍貫分户籍和鄉貫，應試時填寫户籍或鄉貫都是被允許的。鄉貫即鄉之地名，不難知曉。户籍分類復雜、各説不一。在我看來，朱保炯、謝沛霖合編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録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之《編例》第4頁的《附表》最爲簡明。據該表，户籍分民籍、軍籍、匠籍（匠民籍）、竈籍（鹽籍）、官籍、監籍（署籍）、站籍（驛站籍）。民籍類又分儒籍、生員籍等8種。記之不易，查之不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