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4日電（作者　汪毅夫）1994年元月，俞元桂老師在爲拙著《台灣社會與文化》撰寫的序文裏説：“收進本集的文章，相當一部分仍是研究台灣近代文學的，但重點顯然向文化方面轉移。如他從台灣竹枝詞考訂其風物，證明台灣與大陸的血緣關係；又從台灣的當代文學考察其中所見的大陸文化的根；更可注意的是他留意當代台灣社會文化的描述。另一部分則是對台灣文化的直接考察，涉及語言、民間文藝、宗教信仰龢民族等問題，如俚語、俗諺、儺文化，民間信仰的普化現象，以及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和高山族的研究等等。”當時，我調離母校已經6年有餘，却時時覺得老師在看着我，老師説：“看到他的逐步拓展，心中不禁昇騰起勝藍的快慰。”

　　1997年，孫紹振老師、劉登翰老師分别爲拙著《中國文化與閩台社會》撰序，孫老師在序文裏指出：“從1990年以來，他平均每年都有一部學術專著出版，其選題基本上集中在閩、台文化方面：《台灣近代文學叢稿》《台灣文化概觀》《台灣社會與文化》《台灣近代詩人在福建》，以及眼前這本《中國文化與閩台社會》”；劉老師的序文説：“在研究工作中，汪毅夫逐步接近和接受了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逐步把研究視野從文學拓展到文化，又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文學”。

　　1999年，我有幸在福建拜會返鄉參訪的台灣學者李亦園教授。李亦園教授對我也有師恩，他看出我的研究有“從周邊看台灣文學”的傾向，特地從台灣帶了《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教授紀念論文集）一書相贈，囑我閲讀時留意王崧興教授的研究方法。

　　對我的學術研究有深刻影響的陳孔立教授先後爲拙著《閩台曆史社會與民俗文化》《閩台緣與閩南風》《閩台區域社會研究》《閩台地方史研究》《閩台地方史論稿》撰序，他多次肯定、指導和鼓勵我“不斷擴大，不斷深入”。

　　學術研究是一項個性化很强的工作。我的研究路徑、我做的作業乃是以台灣文學研究爲圓心畫了一道淺淺的弧：從台灣文學研究延伸至於台灣文學的周邊文化關係研究。

　　回顧來路，心中常存“老師看着學生做作業”的温馨畫面，常存報答師恩的寸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