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9日電（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學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魯迅翁的小説名篇《阿Q正傳》裏，目不識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鎮”的未莊，却也見過“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討候，鑼聲鏜鏜地報到村裏來”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麽”的道理，聽説“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舉人老爺到鄉下來避難了”的消息，有過“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冤屈”的時候，他在“秀才趙大爺”家做工、也曾“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還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計劃。如魯迅翁所寫，科舉制度對鄉土社會的影響是無微不至、無遠弗届的。

　　我們來看閩南鄉土社會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陽鄉約記》裏説：“夫鄉之有約，古也。而約正之名，委重於士類，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鄉約制度，古已有之。鄉約同鄉規民約有關，但不是鄉規民約。鄉約是官方認可的鄉民自願受約、自約、互約的自治制度、自治組織，鄉民推舉年高有德之人爲約正（又稱約首、總理等），“爲小民平户婚、田土、鬥毆、賭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勸民爲善”。在閩南鄉土社會，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從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間以後，閩南地方鄉約的主事者改爲“士類”即有科舉功名之人。據《青陽鄉約記》，青陽鄉約的約正莊用賓“年未三十聯魁科第”，“其爲約正”也，年僅30餘歲。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進士，屬於“士類”即有科舉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鄉約社學記》也説，南安各鄉之鄉約也“擇鄉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攝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爲霞美鄉，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陳生育俊”攝鄉約之役。由於“士類”或有非“年高”者如莊用賓，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還朝臨時公約》裏與其安溪鄉人約定：“約正於族行雖卑幼，然既秉鄉政，主持公道。自後鄉鄰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訴本鄉者，除尊長發與約正調停者，則爲從公訊實，覆命尊長勸懲之。其餘年少未經事者，雖分爲叔行，不得役約正如奴隸，約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顛倒是非，以壞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類”，返鄉居住期間也主持鄉約事務如制定《臨時公約》。在台灣，日人當據台之初也發現，有科舉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導者，具有相當勢力”。

　　科舉制度對閩南鄉土社會的影響，在閩南民俗、民諺龢民間文學作品裏也有留存。例如閩南中秋“博狀元餅”的節慶習俗，就是對科舉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餅分一秀、二舉、四進、三紅、對堂和狀元，一一對應秀才、舉人、進士、探花（一甲第3名進士）、榜眼（一甲第2名進士）和狀元（一甲第1名進士）。中秋博餅，取的是“秋闈奪元之兆”，干隆《台灣府志》記：“是夜，士子遞爲宴飲賞月，制大餅名爲中秋餅，朱書元字，擲四紅奪之，取秋闈奪元之兆。”實際上，不僅讀書人和讀書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熱衷參加博餅以取“秋闈奪元之兆”，因爲科舉制度是開放、公平的，對鄉土社會各成員也是開放和公平的。閩南民諺“秀才人情紙一張”（自作字畫送人是秀才的交際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態炎凉也）、“秀才講人話，舉人打官腔”（秀才不失鄉土社會成員的身份，舉人可以是官員或準官員）、“有窮秀才没有窮舉人”（舉人社會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債怕討，秀才怕歲考”（歲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長官提督學政對在學生員的考試，每三歲凡二舉，考後，一、二、三等有奬，四等以下有罰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進士一舉成名）、“傢伙了，秀才無”（科舉之路艱難，考試失敗陷於困頓）、“米街土地公，頭頂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瓊芳、施士潔父子進士，是當地榮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舉制度相關。至於閩南民間文學作品，容我舉《暢所欲言》爲例。這是泉州秀才楊介人用閩南“俗語綴成”、閩南“老嫗都解”的奇書，收文21種，寫作的時間跨度爲1897—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傳。《暢所欲言》一再語涉科舉制度，尤其是科舉罷廢後的社會情形，如“有窮書生舊以鈔書度日，轉（賺）了三百二百，就有烏米白米，自無小考場，無人倩鈔小書”，“自停科、歲，無教書，無用功”，“無考校，又無處轉（賺）食，十分枯燥”，“科舉一廢，書房兄改途趁食，有個學命卜，有個學山醫，各人行各路”等。涉筆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舉制度與閩南鄉土社會”講義。

　　主持人，各位朋友，感謝大家耐心聽完我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