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3日電（作者　汪毅夫）日人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9月版）提及近代日本元老之一的西鄉從道。其中有一段講道：“西鄉從道是薩摩出身，在征韓論戰中活躍於大久保利通麾下。他原本是陸軍軍人，但後來轉爲海軍，並在内閣制度創立後斷斷續續地擔任海相，總任時間長達10年之久，建立了能够贏得甲午中日戰争的日本海軍”，“由於在與兄長西鄉隆盛的對决中不幸地使對方死亡，西鄉從道心懷愧疚，因此他决不試圖謀求海相以上的更具前景的地位”，西鄉從道“卒於1902年7月18日”。

　　我今天要講的是西鄉從道率軍入侵台灣的故事。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人藉口琉球海難船民遭“台灣生番”殺害，由西鄉從道率軍入侵台灣。清廷明確指出：“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視”，“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爲化外遊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並命與日本侵略軍頭子西鄉從道交涉。台灣地方要員“同日本中將西鄉從道反復論辯，逐條窮詰”，“並帶去《台灣府志》一本，内開琅嶠十八社係屬歸化生番，交其閲看”。接着，清廷調精鋭部隊淮軍銘、武13營共6500員從江蘇徐州移駐台灣鳳山。當時，侵略軍中發生傳染病疫情，可謂爲天所因。西鄉從道聽聞大陸派來精鋭部隊，終於在天困、理虧和力怯的境地裏撤軍走人、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