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8日電（作者　汪毅夫）周有光《當代中國文字改革·序》謂：“共同語的名稱也經過演變。清末民初稱‘國語’（國家共同語）。五十年代稱‘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1982年的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全國共同語）。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稱‘華語’（華人共同語）。名稱不同，實質一樣。”這是一個大致的、也是一個大致準確的説法。

　　據《清實録》，清雍正六年（1726）八月，雍正皇帝有諭：“官員有莅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所以成遵道之風，着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吏胥從中代爲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爲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爲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任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雍正帝説得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他反復强調的是各省通曉（包括君臣、官民通曉）的共同語。各省通曉的共同語在長時期裏被稱爲官話，官話是同鄉音對舉的。雍正帝也確實爲官員考慮：官員講官話，“不得仍前習爲鄉音”，以便“引見殿陛”、“赴任他省”。清代職官制度有本省人在本省不得爲官的逥避制度，閩、廣兩省之人到外省當官，不講官話當然行不得也。遵照雍正帝的諭旨，福建（包括台灣）、廣東兩省辦了多所傳習官話的正音書院。

　　應該指出，清代前期也曾有“國語”之説。清人昭槤（1776—1829）《嘯亭雜録》（中華書局1980年12月版）記：“干隆中，上嘗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能以國語應對。上以清語爲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能語者，風俗攸關甚重，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於十月中，欽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爲考試清語、弓馬，而先命皇子較射，以爲諸宗室遺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列次考試。其優者，帶領引見，上每賜花翎緞疋奬勵之。其劣者，停其應封之爵以耻之。故諸宗室無不諳習弓馬、清語，以備維城之選焉。”顯然，干隆皇帝所謂“國語”指清語即滿語，是皇家宗室的共同語，與各省通曉的共同語官話無關。

　　清代末年，官話被稱爲普通話，也被稱爲國語了。1906年，語言學家朱文熊采用普通話之名。另據鄭師渠《中國文化通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1910年，議員江謙向資政院提出一個説帖，對學部奏報的《分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中所列國語教育事項提出八點質詢，其中包括：“是否主用合聲字母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國語教育之“編訂、頒佈、傳習、推廣之期是否亦須提前趕辦”。許鼎霖、嚴復、易宗夔、陶熔、陸宗輿等32人聯署該説帖。1911年，學部召開會議，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

　　1950年代前半期在大陸，普通話和國語都是全國共同語之名。及至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乃决定“將規範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話）定名爲普通話”。在台灣，則仍然沿用國語之名。

　　200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生效，該法所稱“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

　　總而言之，從各省通曉之語、國家共同語、漢民族共同語、全國共同語到國家通用語言，我國的共同語曾用名官話，現用名普通話，又名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