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作者　汪毅夫）何炳棣教授在《中國會館史論》（中華書局2007年7月版）一書裏説：“我國傳統籍貫觀念之特殊深厚，必有特殊的原因：一、有關儒家‘孝’的禮俗和法律；二、有關官吏籍貫限制的行政法；三、科舉制度”；又説：“我國制度之中對籍貫觀念之形成影響最大的，莫如科舉”。誠哉是言也！經他一説、我們一看，他説得對、我們看得真了也！何炳棣教授據《大明會典》斷言：“年甲、籍貫、三代的登記自童試始”，這給了我們查找古代府、州、縣學之學籍史料的研究方向。也許是囿於此種史料的欠缺，在談及“清承明制，而條例大備。順治二年（1645）即規定：生童有籍貫假冒者，盡行褫革，仍將廪保懲黜”時，何炳棣教授舉的却是晚清狀元張謇“幼時假鄰縣籍貫入學”的事例。

　　兹從閩、台兩地舉一二清初的事例罷。

　　1.康熙四十一年（1702），福建晋江張士箱冒籍入永春縣學，旋即被發現、被除名。張士箱於是移居台灣，寄籍鳳山。移居寄籍不再是冒籍。張士箱到了台灣，一邊攻讀學業、一邊廣置田産。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張士箱進鳳山縣學、撥台灣府學成爲在學生員（俗稱秀才）；雍正十年（1732）成爲歲貢生；干隆二年（1737）回到福建内地出任漳州府學訓導。另一方面，其家産日殖。張士箱家族後來成爲閩、台兩地的大家族。

　　2.冒籍台地主要指的是冒籍入學，這是引起公憤的事，因爲台灣的府、州、縣學也有進學名額的限制。干隆二十年（1755），台灣嘉義縣“闔縣紳士”因爲“憤冒籍之縱横”，“共同勒石”立了《嚴禁冒籍應考條例碑》，將“雍正五年，特頒諭旨：……今後必生長台地及眷室有憑者方得與試”刻上了堅硬的石頭。據《清實録》，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二十一日，福建巡撫劉世明已有報告説：“冒籍者俱已改歸本籍。”因爲科舉考試的緣故，官、紳對於童試籍貫的登記，態度俱是嚴明的。

　　3.干隆年間，台灣鳳山縣學教諭朱仕玠《額定鄉試中式》記：“台地冒籍者多，中式多非土著。予查台灣自干隆癸酉至壬午凡五科，共額中10名内，惟癸酉科中式謝居仁一名係鳳山人，餘俱屬内地。”所記雖是舉人中式，然冒籍乃自童試而鄉試而會試，冒籍與嚴禁冒籍、籍貫觀念同科舉制度的關係總是“剪不斷、理還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