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道  人道  詭道

　　《莊子·在宥》雲：“有天道，有人道……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春秋戰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於周王室的衰落，失去對各諸侯國的控制，一些大諸侯國為爭強稱霸而發動戰爭，或侵吞兼并弱小的諸侯國，或強迫弱小諸侯國結盟而自己充當盟主稱霸一方，從而造成天下大動亂、大分化、大改組。老子正是生活在周朝走向沒落，國家政治黑暗、諸侯爭霸稱雄、戰爭長期不止，百姓苦遭蹂躪的年代。這種社會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形勢，促使身處不同環境的大智慧者深入思考，尋求治世之道，於是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

　　由於戰爭的需要，以“你死我活”為宗旨的“詭道”，在諸侯混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孫子及孫子的孫子孫臏是最著名的軍事謀略家，是最出色、最典型的“詭道”實踐家；而為著維護世襲統治階級的特權利益的需要，以“親親為大”的階級制度為核心的“人道”得到孔子及其弟子不遺餘力的、長期的宣揚，是統治階級行為的指導思想；而為著衆生萬物的正常生存、發展，以大公無私、慈愛仁和為基本品格的“天道”，老子在離周西去時向關令尹喜作了精辟的傳述而流傳至今。

　　天道，亦稱自然之道，大道。老子對天道賦予三個層次的意義：

　　第一，是指天體形成以前就存在於先天宇宙中的一種自然物，它無色無聲無形，這在世傳本《道德經》第21章中稱為“精”；在《莊子·知北游》和《莊子·至樂》中稱之為“氣”；而在世傳本《道德經》第39章中稱為“神”，在世傳本《道德經》第6章中老子說“古神不死”。精氣神這種東西，古人稱為“先天精氣神”。在《莊子·天地》中稱之為“能物”。“能”（音tài，態）者，形態之義也（注：參看《素問·厥論》：“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能物”即是形態物質。所以，把老子、莊子的觀點融合在一起，就是說先天宇宙中存在一種無色無聲無形的形態物質，這種形態物質，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形態能量，在《莊子·天地》中稱為“能精”。形態物質即是無形的能量，而形態能量即是有形的物質，而從能量向物質轉化，《莊子·至樂》謂“氣變而有形”。莊子把有形的物質簡稱為“形”、為“物”。物質和能量的總和是不會減少的，只會發生形態轉化。所以，在《莊子·達生》中說：“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形態轉移）。”這些思想正是現代物理學理論所闡述的“物質和能量可以互相轉化”和“物質不滅”的觀點。

　　第二，是指物事存在、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或形而上學邏輯思維）為轉移的規律，稱為道理或自然法則。自然物與自然法則存在的空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而其存在的時間，無頭無尾。人類能够認識這種自然法則，并按照這種自然法則辦事，則事業順利發展；人類如果違背這種自然法則，其事業就受到挫折、失敗，甚至自取滅亡。

　　第三，是指物事按自然法則存在、變化、發展時所表現出來的人格化品德，稱為天德、道德或自然品格。例如平衡、有序、和諧、謙卑、慈善、一視同仁、無親無疏、無私奉獻等等。老子之論述“抱願以德”，就是說要以天道的“和”為核心的自然品格來處世待人。

　　自然物、自然法則、自然品格就是天道的三個層次的意義。作為一個具體的例子，老子說：“上善者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近於道。居善低，動善勢，行善源，與善填，演善信，適善能，正善至。夫唯不爭，故無尤。”（引自校注者在《中國氣功》2000年No.9“古籍闡微”專欄文章《<道德經>勘校》和2001年中國數字化出版社出版的《新勘<道德經>》第十五章）。這段經文，用白話來說是：

　　

　　在後天宇宙萬物中品行最好的是水，水能善於為衆生萬物帶來好處并且不與衆生萬物相互搶奪，水善處於衆人所厭惡的地方，因此水的本性近似於道。水善處於低窪的地方，善依地形地勢變化而流動，善於在所流過的地方為生物提供水源，善於無私奉獻以填補環境的不足，善於信守它固有的演化規律，具有善於適應環境變化的本能，時時處處都能做到公正無私。任何人只要不與別人相互搶奪，就沒有過失也不遭人怨恨。

　　

　　水作為一種自然物，它的存在、運動、變化所遵循的自然法則，它按自然法則存在、運動、變化所表現的人格化品德——自然品格，多麼真切地表達了天道三個層次的意義！

　　顯然，人們如果能按照這段經文所表達的自然法則和自然品格修身處世，也就“得道”了。統治者如果能按照這段經文修身治國，則政治清明、社會和諧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

　　老子所闡述的天道，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因為天道的品格是大公無私的，是沒有階級、沒有等級差別的，是好和而惡奸的，是使人與人、人與自然處於平衡、有序、和諧、正常的存在狀態的。所以，歷史上那些自私自利的統治者并不接受天道的理念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以中國為例，自從進入私有制社會以來，統治者為維護既得利益、維護等級特權、維護宗法制度，便拋棄天道而提出“人道”。“人道”亦即“仁道”，或稱為“仁義之道”。從夏朝開始1814年的奴隸制社會和2168年的封建制社會，統治者熱衷的是人道，即使如唐太宗李世民這樣有道的明君，也超脫不了宗法制度和等級特權觀念的束縛，只是能聽從良臣勸諫，在許多重大事情上能按天道辦事。

　　人道，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由統治者的自私自利性所引發的產物。相傳早在黃帝打敗蚩尤後，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就曾分封自己的弟子、親屬為地方政權的執掌人，這是“親親為大”階級統治的先例，是原始公有制社會中為“私”的早期表現之一。及至唐堯、虞舜，又恢複大公無私的品格，故能禪讓帝位。禹之後，其子啓繼位并分封自己的弟子、親屬為地方諸侯王，制“夏禮”，行“親親為大”的特權階級統治。夏朝之後，商朝承襲分封諸侯那種“親親為大”的特權階級統治，周朝也如此。夏、商、周之“禮”制，其核心都是“親親為大”的階級統治制度，這在儒家經典《中庸》中說的一清二楚。《中庸》雲：“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從至親到一般的親是有等差的），尊賢之等（對賢人的待遇是有等級差別的），禮所生也。”又《禮記·曲禮上》雲：“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此外，還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親親仁也”等一系列維護特權階級統治的倫理關系。從這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仁義”所固有的階級、等級本質。

　　2002年學林出版社出版了唐漢所寫的《漢字密碼》，書中指出：“仁”乃孔子儒學的核心概念，一部《論語》，五十八章共有105個“仁”字。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中錄了兩款古文和一個小篆的“仁”字……最初的“仁”字是一個會意字……“仁”，乃是有一千個心眼，或一千種心思的人。另一款的“仁”字……表示“仁”乃“上人”，即上等階層的人。……“仁”的本義是指那些心眼多、心思密，因而“勞心者治人”的上等人，即那些與“小人”、“下民”相對而言的“上人”、“大人”。此即所謂“仁者人也”。

　　由此可見，人道或者仁道，是“上人”、“大人”之道，是為統治階級、為上層等級特權利益的人服務的，不是為平民大衆服務的。從夏朝開始到清朝以來，以“人道”治國是基本國策，是階級特權的世襲統治。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為主流執政思想，就在於能為統治階級服務，故長期得到統治者的青睞！

　　詭道，是人道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類魔性的大暴露。詭道者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欺騙、殺害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詭道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泛濫肆行，是因為戰爭要殺人，殺死那些妨礙自己爭奪權益、妨礙自己稱雄爭霸的“敵人”。詭道亦稱為“兵法”。《孫子·計篇》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擾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兵法，即用兵的方法，或叫做戰爭謀略和方法，也稱為陰謀。有戰爭就有兵法，就有陰謀。所以，詭道與人道相依相隨。軒轅黃帝與蚩尤打仗時運用陰謀。薑子牙助武王伐紂時也多用陰謀。秦始皇的生身父親呂不韋為竊奪政權而把懷孕的妻子獻給秦國莊襄王嬴子楚，玩弄陰謀手段（見司馬遷《史記·呂不韋列傳》中對秦始皇身世的闡述）……對於詭道者來說，只要對自己有利，什麼謀略、方法都可以采用。在人類社會中，有些人為了爭搶掠奪，無處不用詭道。從國家、社會團體、家庭乃至少數人之間，從官場、戰場、商場乃至任何場合，只要存在利益之爭，就可能有詭道者存在。這也表明，自私自利的魔性，對人類靈魂的腐蝕已經到了多麼普遍而深重的程度。

　　在人類社會中，從自然到社會，從進行物質生產到建設精神文明，凡是能够正常、順利、持久發展的，必然是符合天道的。人道與詭道雖然也能取得一時的“勝利”，但終歸不能持久。人類歷史表明，農民、牧民、漁民、工人、藝術家、工程師、科學家……總之是一切從事實際生產、研究、工作的人，是天道的自然實踐者；而那些位居高階層的“勞心”者，那些特權利益的既得者，一個“私”字迷住了他們的心竅，因此不可能走上大公無私的天道，而熱衷於“人道”和“詭道”。

　　天道是“獨立而不改的”，天道存在的時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某個階段，雖然出現了人道和詭道，但它們存在的時空，與天道存在的時空相比，可以說是無窮小。人類的良知和理性，終將拋棄人道和詭道，而完全回到天道方面來。科學越發達，社會物質財富越豐盛，人類精神文明程度越高，則人道與詭道存在的時空就越小，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弘揚老子的學說，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這種趨勢的正常進行。

　　

　　二、《道德經》版本數以千計

　　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世界文化名著總銷量最多的已不是《聖經》，而是《道德經》。同時，《道德經》也是世界外文譯本總量最多的著作。

　　《道德經》版本很多，元代道教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1316年）在為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寫《序》時指出：“道德81章，注者3千餘家。”1917年王重民著《老子考》，收錄敦煌寫本、道觀碑本和歷代木刻與排印本，共存450餘種；1965年嚴靈峰匯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影印140種，續編影印198種，補編影印18種，合共356種。50多年來，特別是近20多年來，新出版的《道德經》如雨後春笋般湧現。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道德經章句新編新解》的“代前言”中說：有人估計，“到目前為止，《道德經》注釋本在4000左右”（曹金洪主編的《道德經·道德經的研注》）。2020年10月，中國老子文化研究中心秘書長陳大明在《<道德經>詮釋的創新之作》文章中說：“古往今來，《道德經》注家蜂起，蔚成大觀。迄今為止，注釋《道德金》的專著多達七千餘部，關於《道德經》的譯本達到1575種，涉及73種語言。”（見《文化創新周刊》10-03  02：55）

　　歷史上不論是皇帝或文人、學者所注釋并自我標榜的《道德真經》，因為各種版本經文的用字、標點符號的位置，都沒有完全一致的，誰都無法確定哪一種版本的論述真正符合老子的原意。特別是經文中存在很多錄音不錄義的字，即所謂“聲訓假字”，還有近形假字，故無論誰在讀《道德經》時都不能望文生義，只能憑自己的悟性去猜想，正如謝宏宗在《道德經初探》“自序”中所說的：“誰也沒有把握答案是否正確。”現在有許多後生人想讀《道德經》，卻不知道選擇哪個版本較好！

　　兩千多年來，不少文人、學士，還有官員、皇帝都在讀《道德經》，而且所有讀者都對《道德經》中的一些疑難文字作了注釋或校勘。可以說，世傳《道德經》有多少種版本，就有多少人在進行校勘。但由於歷史的局限性和注釋者認識上的局限性，特別是站在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立場上來校勘《道德經》，就難免要推行愚民政策，就難免用儒家、法家、兵家的思想（人道、詭道）來注釋老子的自然之道（天道）。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甲、乙本，由於經文殘缺不全，而且存在一些假字、借字，除了帛書研究組進行校勘之外，199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高明撰寫的《帛書老子校注》。由於高明是以衆多世傳本作為參考來進行校注的，故衆多世傳本注釋者認識上的局限性難免被保留下來。

　　高明撰的《帛書老子校注》中,不論是帛書《老子》甲、乙本殘卷經文，或是高明校勘、恢複而成“帛書老子勘校複原”的經文，與其它世傳本比較，存在更多難懂的字。所以帛書《老子》甲、乙本經文中殘缺的文字雖然得到填補，但仍然存在許多不符合老子自然之道（天道）的文字，仍然使人迷惑不解。世傳各種版本用字又不盡相同，這使後世讀者難以得到真經，他們談“道”論“德”，遐想萬千，猜測無度，有些學者說老子給後人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但這種任人遐想、猜測的空間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正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於2015年出版思履主編的《<道德經>全解》“前言”所雲：“可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道德經》。”所有讀者無不感到《道德經》真的是“玄之又玄”！

　　有學者認為，讀古人的書，知其義者行之，不知其義者置之。所謂“置之”，即是“置之不理”。近年，還有學者提倡五十歲之後方始讀老子的《道德經》，因為《道德經》中謎題太多了，而人“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此時讀《道德經》才可能不誤解其義。但是，歷史上的事情并非如此，例如王弼才活了二十三歲，俗話說“嘴邊沒毛，辦事不牢”。但後學者對王弼所寫的《老子道德經注》卻比較有好感；另一方面，不論古今之文人、學者，或者官員、皇帝，他們雖然已屆“知天命”之年，但對《道德經》的注釋，仍然存在不少荒謬的論述。由此足見，即使五十歲之後才讀《道德經》，也仍然存在迷惑。

　　又如李世民二十九歲當皇帝，就能運用《道德經》的思想治理國家，雖然也是“知其義者行之，不知其義者置之”，但卻使唐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昌盛、繁榮的國家。

　　這就表明，年齡不應該是妨礙人們學習《道德經》的羈絆，要想全面學習、正確理解老子在《道德經》中所闡述的哲學觀點，最根本的辦法是剔除《道德經》中那些“聲訓假字”和“近形假字”，找回能還原老子哲學觀點的本義字。

　　所以，要恢複老子所闡述的自然之道（天道），首先要認清什麼是“自然之道（天道）”，并以老子的自然之道來校勘帛書《老子》殘卷、《帛書老子校注》和世傳本《道德經》經文的用字。正如《莊子·徐無鬼》所雲：“以不惑解惑，複於不惑。”筆者正是懷著這樣的心態來校勘《道德經》的，希望能在數以千計的文人、學士、官員、皇帝校勘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全面校勘，為了能够獲得一部表達天道思想的、純清的道德真經。

　　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論述的自然之道（天道），指的是：客觀存在的物事，物事存在、變化、發展所遵循的客觀規律，物事按照客觀規律運化所表現出來的人格化品德。也可以表述為：本源（自然物），法則（自然法則），品格（自然品格），簡單而通俗地說就是：道，道理，道德。

　　

　　三、老子口述而無書寫《道德經》

　　據史記所雲，《道德經》是老子西去隱居時路過函穀關，受邀為關令尹喜講“道”論“德”而留傳下來的著作。筆者認為：

　　第一，老子西去隱居路過函穀關時（據傳在約公元前516年），雖然答應關令尹喜之請而講“道”論“德”，但只是口頭講述而非文字著作。為什麼這麼說？理由是：

　　（1）細讀帛書《老子》殘卷的經文或“帛書老子勘校複原”的經文，不難看出多有假字、借字、句子排列次序顛倒、口語韵味、說話時尾聲拖長而造成誤記……

　　（2）老子作為來去匆匆的過客，原先并無系統思考、准備，只是臨機而為，隨想隨說，關令尹喜及其助手記錄，而後整理成書。

　　（3）由於記錄者不理解老子所說的“道”是什麼東西，倉促間又不便於向老子提出進一步咨詢和討論，更因老子年事已高，旅途勞累，體弱氣虛，并且帶有地方口音，使聽者難免有不甚清晰之處，所以因聽錯而用錯字或因不懂而用發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記錄“聲訓”，後人傳抄又因筆誤而產生新的錯字，或者誤校、誤勘，使五千多字的書稿錯字迭出。

　　（4）通讀《道德經》可知，帛書《老子》與世傳本《道德經》各章次序的排列并不全同。就各章內容來看，帛書《老子》第72章（世傳本第70章）內容類似於“序”，第35章內容類似於“跋”，而第1、第4、第6、第14、第21、第25、第40（世傳本第41章）、第42章等各章是專論“道”的物質性和天體演化、自然法則的，其餘的71章內容涉及“道”、“德”以及管理國家政務民事。但是老子并未對《道德經》記錄稿的文字進行核對，未對全書內容進行分類編輯，未對各章節次序進行系統整理、定稿，就出關西去了。

　　第二，老子口述“道”、“德”五千多字，早期稱為“五千餘言”，或稱“老子五千餘言”，或只稱“老子”。後世學者引用老子有關講道論德的話，文字上常常有所標識，例如加      成為老子，或加《    》成為《老子》。由於《老子》講“道”論“德”，更由於所論之“道”、“德”博大精深，故被後人尊崇為《道德經》。

　　第三，從老子講道論德的記錄稿演變成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注釋版本來看，《道德經》確實是經過後世諸多文人、學者、官員、皇帝相繼補充、修飾才完成的。所謂“補充、修飾”，不論正確或者錯誤，都是一種校勘，這表明當今所見之世傳本《道德經》（或《老子》），不論哪一種版本，都非老子一人之作，而是集衆多學者之校勘而成書的，是匯集中華民族衆多先賢智慧的代表作。

　　由於從關令尹喜的記錄稿開始就不能正本清源，故《道德經》不能像《莊子》、《淮南子》，一經定稿成書，就一直保留不變的格式而流傳著，實在是歷史的遺憾。

　　現在，經過這次全面校勘的《道德經》，新經文共5204個字，其中勘字共635個，統計全書使用漢字共883個。

　　勘聲和校義之後的《道德經》，愚民思想消失了，玄學思想消失了，法家“執今之道，以禦今之有”之類非自然之道的東西消失了，有關老子“雙重人格”的問題消失了。總而言之，《道德經》中原先存在的千年古謎，隨著假字、借字之消失而消失了。現在的《道德經》，重新煥發自然之道的清新面貌，從而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天下人奉獻一部道德真經。

　　由於筆者水平有限，校勘過程中難免有不確或疏漏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