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30年代，世界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相對和平的時期，以美國、歐洲爲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教育和科技迅速發展的階段，這於他們各自的農業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的實施創造了非常有利的主客觀環境與條件。與此同時，他們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缺乏糧食所遭受的困境以及戰敗國因糧食嚴重奇缺而敗北的嚴重教訓，對於國内的糧食政策，即糧食生産政策、糧食流通政策、糧食調劑政策及糧食消費政策等，大都作出了行之有效的修補、改進、變革與創新，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國内糧食數量，除保障國内糧食需求之外，作爲重要的商品向世界上貧困國家與地區大量輸出糧食，或以糧食的輸出控制那些貧困落後的國家與地區，便爲他們立國、强國與推進世界霸權充當了拿手好戲。

　　作爲青年時期留學日本、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畢業的《糧食學》著者陸精治先生，對於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如美歐主要國家農業發展現代化的崛起情勢以及具體狀態，應當説有着一定的瞭解與思考。又因爲他來自中國的廣東，深知向以農爲主的祖國及當時國内所處的困境而對落後的農業狀態更有深切的感受。同時也必然會把中國落後的農業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農業作出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在其《糧食學》的形成特别在論述過程中，隨時隨處都可見到。

　　20世紀30年代的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統治的年代，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各個方面，均面臨着嚴峻的困境。可以説，民不聊生是當時的總的現象。在這種情况下的“三農”問題尤其是糧食問題更加突出。

　　回顧中國歷史，是以農業大國著稱於世的。在古代《洪範》篇中講到的“八政”之一，就離不開“食”的問題。在管子眼中，“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子則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也講過，“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從之也輕”……可見喫飯問題、民食問題是以民爲本的大事，歷代以來無不看重，但真正能够解决民食問題的朝代並非多見。而在舊中國的20世紀30年代，各種原因形成的“三農”問題根本無法化解，糧食問題也根本無法自足，餓死人的現象多時多處發生。當政者爲了緩解民食之困，不得不依靠國外進口糧食，也未能解决普遍的缺糧現象。這種情况，在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一書中更是隨處可見。

　　例如，該書“序二”所雲：“我國向以農立國，乃迭以國民之忽視，執政之放棄，雖以廣漠之膄埌，若大之天産，反致餓殍載道，民食時慮不足，甚而息息仰給於舶來糧食之輸入！”其中以1929年國民黨農礦部報告爲例：國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稻米、大麥、小麥等主要食料，每年由國外輸入多則818.9萬擔，少則也486.1萬擔，仍難救民於水火，“如此則民衆焉得不亂，國家焉得不亡。”

　　是故，作者陸精治先生在該書“緒論”的“中國糧食問題之種種”一節中指出：“人類之生存，以糧食獲得爲基礎，故人類之生活問題，即糧食之問題也。生活之問題以經濟問題爲始，社會問題爲中，而政治問題爲終結。”也就是説，糧食這一基礎，是國民生活的頭等大事，這一根本問題不解决，社會的經濟、政治等這些問題便難於解决。因此，“默察國内民食危狀，竟使徹夜不寐。”久係於懷而秉筆著此《糧食學》一書以警當局、以爲民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