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十章之第六章是“奬勵農産品向上之政策”。在第一節中,作者首先説明農品展覽會和陳列所設立的必要性和方法。作者認爲歐美日本等先進諸國,其農業之能改良進步而至於發達的原因之一,皆係由各地時時舉辦農産品展覽會,及通設各種農産品陳列所,以供農民參考、研究和觀摩之故。因此,他隨即建議廣東應製定從1926年至1936年每年舉行農産品展覽的十年規劃,所需經費由各市縣鄉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和政府三方設法負責。與此同時,作者還詳細設計了從省一級到鄉一級的“農品展覽會系統聯絡表”和農品陳列所系統聯絡表供考。在第二節中,作者就如何奬勵優秀農品的做法尤其設立農品特殊奬金和免征糧税等做法作了闡析。
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十章之第七章,主要討論“改良廣東絲茶與絲茶展覽會之使命”。因爲“吾粤出産以絲茶爲最大宗”,且本質甚爲優良,須及時恢復原有優勢和改進其倒退現象,也應有從1926年至1936年的十年發展計劃,由省改良蠶桑局爲主責,積極開墾茶場、蠶場,並在中山大學農科學院的配合下普及、改進與推廣。
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十章之第八章是關於“組織94個模範農村的建議”。作者認爲,廣東全省共有94個縣,每縣如組織一個模範農村作爲全縣農村之模範,使農民耳聞目見、時相接觸、組織觀光、推廣借鑒等是相當重要的。其後,即對模範農村之如何建設的系列問題均有較詳之所述。爲身體力行,陸精治先生當年就在中山縣首作試驗而成爲全省第一個模範縣並引起一時的轟動。
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一書十章之第九章是專講“農業教育之通俗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通俗教育指的是對廣大農民的一般性農事教育,如農事的講演、幻燈、壁報等科普指導、宣傳與推廣,爲農民化解農事中的具體問題服務。學校教育方面,在廣東,應由高等農業教育的中山大學農科學院、嶺南農科大學等,推行農業各類别、各層次急需人才的培養,如最急需的農業技術員、模範市縣鄉村指導員、耕地整理員、農工行政員、初級農業中學教員、種茶養蠶的培訓員等,爲此,作者還列出了以上各類人員培養學習的科目系統表、相關要求和辦學的多種形式供參。
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十章之最後一章,强調了“改進廣東農業的若干重大問題”。其中的第一節,重點論述如何改進“農業地利害諸問題”,主要有水害問題、造林問題、耕地整理問題、灌溉與排污問題、應用電力問題和墓地問題等。在第二節中則重點論述“農政諸問題”,如荒地問題、農地清丈問題、改良農具問題、農業保險問題、農業金融問題、農産分配問題、自耕農問題和促進農業增産的相關問題。第三節重點講農村治安與交通問題、農業領袖的責任問題、開展廣東農業計劃之討論問題、農業倉庫問題、農村副業問題以及如何實施農村教育這一重要問題等。作者指出,廣東全省農業之改進,農村教育非抓不可,除農村的一般補習教育之外,政府必須嚴令各地方農村開設學校,免收貧農子女學費,並多辦平民子女學校,由政府撥款組成鄉村教育基金,並將一切廟宇、詞堂的公款公産劃出部分作爲農村教育之補助經費等。
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一書除前述十章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附録文獻。一是《農村社會的實際調查事項》,以農村耕地的地勢十項、氣象的八項、土壤的二項、森林的三項、動物的二項、礦物的二項、户口本借人數三項、現住户口九項、職業六項、經濟狀况七項、農地面積及經濟六項、耕作面積十一項,佃農五項、地主六項、固定資本四項、流動資本十項、運轉成本十一項、財産三項、負債四項、出支二項、生産組織中的農業、林業、漁業、工業、商業、副業、交易、貯金、生計、收益、支出、文化狀態、義務教育、特殊教育、學校藏書、學校設備、師生身體、移住狀况及救濟種類等凡能涉及的内容,作者均一一開列並提出調查之法要。二是作者將他於1919年2月間所寫的《整理耕地的利益》調研報告置於該書之末,以例申明上述進行農村社會實際調查諸多事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應該説,陸精治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爲反革命與軍閥輩所盤踞,政治日趨黑闇污濁”之舊中國時期,先於和敢於以廣東爲例,開出改進這一系統、全面和現實針對性很强的農業治理方略來踐行“農業救國”的初心,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舉措。尤其是關於改進農業經濟、“補救和維持貧民生活之唯一善法”和“振興農業之唯一原動力”的農業合作社這一方略的提出,是很具先見之明者。再就是重視廣大農民的通俗教育及對貧民子女免費上學的意見,説明作者以農爲本的天然愛心與眼光所在。而關於在農鄉普遍建立農業模範縣以帶動各地農業發展之策略以及照應三農發展全局所關的各種極其切實問題的思考,都充分顯示了陸精治先生在農業領域的獨到專長。
應該説,陸精治先生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一書,是其從1921年即25歲時留日歸來至1925年即29歲時,把所學的農專知識與國情、省情試圖結合起來的現實思考與首試牛刀。時於海豐從事農民運動的好友彭湃看過作者的草稿後大加讚揚,同時也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議,並答應爲之寫序,僅因諸事繁忙而未果,實爲一大遺憾也。在當年,他的這些農業救省、救國的改進計劃是很難實現的。但其所提出的許多建議對策,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爲重要的借鑒之作,尤對陸精治先生於1931年所撰之《糧食學》大著來説,所起到的鋪墊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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