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全書由“序一”“序二”“自序”，多位當年社會名流的“題詞”，6大編、23章、135節和一個“跋”，同時還有附表187份、附圖31張等形成宏偉的搆架。本部分先對“序一”“序二”“自序”“題詞”和“跋”等先作些介述。

　　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之“序一”作者係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胡氏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較大争議之人，但對中國人的喫飯問題却甚爲關注。1930年冬月，胡氏在家裏接見陸精治先生等人，談話間問起民食的相關事情，因而促進陸精治先生開寫此書的决心。胡氏於1930年7月於陸精治先生之大著《糧食學》出版前便爲其寫序。序中説，民食問題是很重要的問題之一，世界各國靡不重視，但只有解决這一重要問題的一時之政策方案，而未有過用科學方法作整個系統的研究，所以收效甚微。但“陸君此作，能本民生主義之精義，借科學之成規，爲嚴謹之論著，顧力之宏，令人驚服，而文筆倏暢，推論縝密。”胡氏接着認爲，提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以人口增殖與食物增殖作比較的，不能不説有部分真知，可惜還不甚科學。本書（即《糧食學》）則作了科學的研究，其對中國和世界民生民食問題的解决是很有價值的。

　　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之“序二”作者係與陸精治先生一起留日的朋友、學友中山大學的黄霖生教授。他寫道，糧食問題，不論平時戰時，無古今中外，皆“爲立國之根本，安内攘外唯一之武器矣。”我國向以農立國，由於執政者的放棄，國民的忽視，“雖以廣漠之膄埌，若大之天産，反致餓殍載道，民食時慮不足，甚而息息仰給於舶來糧食之輸入！”他舉例説，據1929年國民黨農礦部報告：國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稻米、大麥、小麥等主要食料，每種之輸入多則818.9萬擔，少則也486.1萬擔，這於地大物博的農業國，竟出此奇聞，實係咄咄怪事，而《糧食學》作者，“出於多年的國外研究所得，及實地之經驗，乃成此巨著，以求中國民食問題之總解决”，是件相當有意義的大事。例如作者“一主張增加人口以解决民食，將馬爾薩斯人口論一百三十餘年來之論據根本推翻；二預計我國今後五十年内人口與糧食之增長及需求上之詳細數字；三對‘新糧食’問題之研究與創見很具科學性；四對我國民食問題總解决之方案諸要端，尤爲著者獨具慧眼，能發前人所未發，允爲近代著述界獨到之特色。”黄氏在“序二”中對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大著所作的評價與肯定，於人們研究這部巨著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思路。

　　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之“自序”，言及其“抱本書著述之志，已遠在數年前，只因多年南船北馬，西燕東勞，席未睱暖，遑論握管。”及至胡漢民院長之催促，便决心開始著述，以析所懷。僅因公務繁忙，不得不利用“冰夜執筆，雖然寒風刺骨，慘裂饑膚，然趣味反覺因此而陡增也。”如是窮年屹屹，物换星移，彈指計之，瞬届盛暑，本書乃告完成。作者在這裏記載的，是關於想寫該書的前因屬“遠在數年前”。這就是指其大著成於1921年6月歸國至1925年寫作《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及在國内數處任職農事的近十年之苦積，正所謂“久有凌雲志，十年磨一劍”，盡管寫作的日子是艱苦的，但也覺得有趣多多，在這一“自序”之中，作者重點簡介了《糧食學》大著的幾個主要特點，因與前述黄氏之“序二”近同，此處略之不另。

　　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之“題詞”有多位當年國民黨元老或社會名流爲之。其中，“食爲民天”是王寵惠所題。“民食問題爲民生主義最重要之部分，此問題若不解决，則億百建國大計俱無從着手。本書的討論此問題之一部書。足見著者於民生主義深有研究。爰綴數語於卷端。”這一題詞者係焦易堂。而從《糧食學》第一編起，每篇開頭的題詞者分别爲：譚延闿（第一編的緒論）、於右任（第二編的糧食增産之政策）、李石曾（即李煜瀛，第三編的糧食之統計）、李濟深（第四編的糧食之管理）、邵元冲（第五編的糧食之營養）、易培基（第六編的新糧食之研究）。其中人們熟知的於右任和李濟深二人題詞留下的墨寶至今還有其名人書法方面的價值存在。該書最後還有當時社會名流之一的黄介民，以《糧食學·跋》爲題，認爲民食問題之一不能解决，禍亂相尋無已，乃自然因果律也。“吾友陸精治先生留東續學有年，研究農科畢業，邇以從政之睱，創著《糧食學》一書作了系統之研究”，應引起當局和社會各界的特别重視，方能於天灾、兵禍、政腐之中求生也。

　　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上述的“序一”“序二”“自序”“題詞”及“跋”等説明：一、《糧食學》大著之於1931年問世，是作者從日本留學歸國後，近十年間主要從事地方農業任職與研究而寫成《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一書之後的又一部大著，並成爲陸精治先生一生之中極爲重要的代表作。二、這部代表作一經寫成，因其所論之重要性，立馬得到國民黨高層中有識之士的充分支持與高度評價，這於作者來説是相當不易的收穫之一，亦於研究《糧食學》大著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三、指出了陸精治先生《糧食學》大著的主要貢獻所在，即主張增加人口與解决民食並不矛盾，將馬爾薩斯人口論一百三十年來的主要理論作了關鍵性的改進；同時對我國從1931年起五十年内的人口與糧食生産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作了預期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的有關“新糧食”的創見以及對總體解决中國民食問題的科學方略，於當時與今天均有許多可以借鑒的地方。這正是爲什麽要重温陸精治先生大著《糧食學》的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