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大著之第四編“糧食之管理”，共設“糧食之調節”“糧食管理之設施”“歐戰期内各國糧食政策之概述”“糧食根本之改善”和“米谷貯藏之研究”等5章，共21節。

　　在本編的開頭，作者指出“調節糧食，爲經國濟民的使命”。但我國有十一個原因造成民食恐慌：“近年來因河道之失修，連年兇歉，農田荒蕪，更加國内政治經濟之原因與帝國主義者政治經濟之壓迫，民食之恐慌愈甚。蓋河道淤塞，水利不濟，昔日豐饒之良田失其灌溉，生産頓减，人口日增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一。”“自民國成立以來，軍閥迭起，此僕彼繼，封建思想，彌漫國中，割據地盤，逼種鴉片，苛征暴戾，糧食税减，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二。”“政治不安，變故頻發，軍閥掠奪、兵匪交困，農民遷徙，稻田荒棄，糧食削减，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三。”“帝國主義者利用不平等條約，强握我關權，不顧我糧食之豐歉，惟以廉價向糧食商購買大宗生産原料以去，政府無從過問，糧食益陷缺乏，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四。”“森林濫伐，水源不能涵養，氣候不能調節，到處童山，一遇雨季，洪水爲灾，收穫皆無，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五。”“交通不便，輸運維艱，加以盗匪充斥，强壓勒索，雖有生産過剩之處，亦不能輸出援救荒區，任其霉爛毁棄，莫能變换貨幣，而易其他必需之品，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六。”“各地對於糧食，常有遏糶，禁阻出境，以致生産過剩者，谷價大跌，不足償其血本。因此農民愈困，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七。”“姦商囤積居奇，抬高價格，變動無常，平民生活受其壓迫，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八。”“糧食運輸，經過關卡，厘金重抽，致使市價高昴其值，以爲補償，民平負擔益重，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九。”“本國糧食既已不足，每年仰敕外米輸入之餘額，達二億數千萬元，因受外價高進之影響，其他必需之品，亦遭連帶之關係，國民生活負擔日重，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十。”“若國内糧食價格之連續低落，不能償其生産費時，農民自然减施化肥，或栽培糧食以外其他有利作物。如是糧食之盈虧莫測，此惹起民食恐慌原因之十一。”作者認爲，以上諸因縱横交錯，必須進行研究，謀所以解除之善法。接着，陸精治先生糧食調節的政策（包括治本與治標的政策）以及解决全國民食的辦法，大體上從上述十一個原因的對立方面逐一作出己見。

　　在本編關於“糧食管理之設施”的專章中，作者首先論述了糧食管理的範圍。所謂糧食管理，“是關於糧食之分配與調劑，糧食市場之指導及監督，糧食價格之統計及評定，糧食之運輸及積儲，糧食之增産與奬勵，糧食來源之擴張及饑荒之救濟，糧食之調查與登記，及糧食政策之設計，積谷合作倉、社會義倉之籌設奬勵及監督等。”其範圍甚廣，糧食上所有分配調節之事項，均在其監督管理之中。例如糧食政策問題，應分戰時、平時與饑荒三種，各時期的政策是不同的。平時的糧食管理政策應注意國民之營養與保健，戰時則應注重干涉國民的糧食，饑荒時注意運輸及救濟等。在糧食管理的設施中，研究糧食管理的機關是很重要的。糧食管理之機關，也即糧食總監、糧食局、糧食監督署等。從中央到地方均應層層設立相應的管理機構外，中央必須設立糧食研究所，以强化糧食問題的總體研究，並就各層機構組建必須注意的事項，均一一作了論述。其中尤以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市的糧食管理之設施及糧食管理的相關政策，爲各省各地參考之例。同時，又以歐戰期内各國糧食管理及機構與管理政策等作爲國内之重要借鑒。

　　再接着，陸精治先生專設“糧食分配之改善”一章來闡述“我國糧食分配之概况”“我國運輸上的特殊現象”“我國糧食分配政策之改善”“我國公共市場之改良”等重點問題。作者指出，我國糧食配合的組織，至爲復雜，從生産者到消費者之間，經多數商人即經紀商、運輸商、躉賣商、零售商等，重重剥削，不獨價格昂貴、輾轉搬運，損壞品質，甚至有時逆轉回生産地者，以致生産者與消費者均受絶大的損失與痛苦。這種長期形成的糧食分配現象應當逐步改變。作者就此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對應之法。如廣東省英德縣至清遠縣境止，路程不外百裏，而沿途勒抽行水之關卡多至40餘處，一船之經返竟無辜損失至200多金。又如作者的家鄉南海縣，由鹽步至廣州的小火輪行程不到三四十分鐘，而土匪地痞勾結合設之勒收水堂口，竟有20多處，一船之經返則損失200金之多。因此，作者建議嚴懲亂設卡、亂收費的惡象，還民間糧食分配及交通等的安全與保障。與此同時，陸精治先生特對“糧食貯藏法”作了相應的研究。蓋因米谷貯藏力之久暫，與民食問題之關係極爲密切。他認爲，日本已有貯藏米質15年不變的經驗，這於民食問題中的糧貯問題當可學習與借鑒。此外，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做法均有許多可取之處值得重視。而我國民間也有不少糧貯的辦法更應挖掘推廣。

　　陸精治先生在本編中所論的關於糧食管理及其管理調節、管理設施、管理政策、管理分配和管理貯藏等重要問題，是其構建《糧食學》的必不可少的有機部分。其中，他在論述糧食調節時所揭示的民怨十一大原因，既是深刻抨擊當時執政者治國理政極端無能的宣言，又是對民以食爲天的民食問題發出的改革呼聲，更是對其堅持的農業救國初心的充分展示。凝聚在《糧食學》本編中的一系列對策方略，充分體現了這位以農學專業知識爲救國武器的實際行動與思想文化的戰力。